20世纪三大历史关头炎黄崇拜的重大影响

1炎黄文化在中华始祖文化体系中的“凝聚核心”地位（下）20世纪三大历史关头炎黄崇拜的重大影响李泽生一、世纪之初思想与理论的艰难整合：“炎黄子孙”形成共识与中华民族形成“黄帝子孙”在初期具有华夏民族血缘意义，在汉代大一统时期则强化了汉族的始祖意义并进而促进了汉族的迅速发展与壮大；而“炎黄子孙”的称谓则希望涵盖已经互相融合的或正在形成交融的中华民族各子族，纯粹的“汉族”已经不能完全专门拥有“炎黄子孙”的名头，这也就是至今仍有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将“炎黄”视为“中华民族始祖”的一个重要原因。（一）“炎黄子孙”称谓形成的发展期(过渡期)1、近代民族危机关头：“黄帝子孙”称谓的出现清末，“黄炎”之说首先由严复提出。1898年1月，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说：“且使中国一朝而分，则此四百兆黄炎之种族，无论满、蒙、汉人，……皆将永为贱民，而为欧洲人之所轻蔑践踏。”1899年4月，流亡加拿大的康有为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之亲无异。”梁启超1900年写的《少年中国说》中称：“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随后梁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新民说》等文章中多次提到“黄帝子孙”。康有为写出“黄虞明胄百千亿，誓拯疮痍救我人”的诗句；梁启超劝谕美洲华侨廓联族之制，抟成更大的国族单位：“推此等联族之思想，当知我四万万人皆出于黄帝，既知同出于虞舜者当相亲、同出于周后稷者当相亲，曷为举同出于黄帝者而疏之？”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革命派，势同水火的两种观点,必有一场大的论争才能解决。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黄帝子孙”称谓的歧争始于1903年，终于1912年。革命派与改良派基于政治立场的分野，直接引发了双方关于“黄帝子孙”称谓的歧争，这就决定了这场歧争必然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其实质必然是要不要“排满反清”。革命派所坚持的满汉异种，满人不是“黄帝子孙”的观点，以及改良派所坚持的满汉同种，同属“黄帝子孙”的观点，都是为这个主题服务的。1903年，邹容称：“满洲人与我不通婚姻，我犹是清清白白黄帝之子孙也。”章太炎说：“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刘师培认为：“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炎黄之裔，厥惟汉族。”陈天华讲：“中国内部十八省的四万万人，皆是黄帝公公的子孙，号称汉种。”1903年，青年鲁迅在东京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诗曰：“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孙中山也在《军政府宣言》里声称：“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2、“炎黄子孙”中“五族共和”思想渐成民族共识当时的革命派出于反清革命的需要，竭力将满族人从“黄帝子孙”中排斥出去，但将“黄帝子孙”称谓改造成为汉族人的独家代称，从而背离了历史早已形2成的“黄帝子孙”称谓的本意。但此阶段后期，孙中山对单纯反满的弊端已有所认识，开始强调：“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辛亥革命发生后，在斗争实践中，孙中山已淡化了简单地驱满排满情绪，上升为民族政治平等和“五族共和”思想。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执掌国家政权。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五个统一，其中第一个统一就是“民族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是限于当时的认识。但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却又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种理念显然已经超过“五族”的视野了。孙中山还强调，要在共和的旗帜下，各族人民享有同等的参政权。“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了解共和之真理，与吾内地同胞一致进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增强整个中华民族意识问题上，孙中山的民族观内涵已有了明显进步和发展。1912年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了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满人恒钧等少数民族人士也参加了此会，并成为重要的发起人。“民族大同”的真谛在于：经过民初十年“五族共和”的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以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代表的中华所有各族，已经基本上取得了祖先认同的共识。3、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日关头的民族气节与理论抗战前后，以“疑古”著称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是最热心于传播和阐释“中华民族”观念的大学者之一。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一腔热血、满怀激情地呼吁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大旗之下。1937年1月2日，他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公开宣称：种族和民族不同，“血统相同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虽然中国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此文中，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上各种族血统混杂的事实，指出，其彼此之间在清代以前，“迁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所以汉族里早已加入了其他各族的血液，而其他各族之中也都有汉族的血液，纯粹的种族是找不到了”。此后，顾氏又多次申说这些观点。比如，对于“民族”，他就反复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一点的重要性，认为“‘民族’乃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这种情绪能把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各不同的人们团结在一个民族意识之下”；对于中华民族的多种族融化，他则强调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文化原是生活的方式，应当随时制宜，又随地制宜的”。这种文化融化工作至今也不曾停止。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他还特别主张“表章并推广各族优良文化”，“搜集并创作各族共有的中国通史，”尤其是应“把我们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这位以“疑3古”著称的史学家此时对于中华民族的坚强信念，真可谓是意味深长。1939年2月9日，顾颉刚又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对上述观念作了更为明确的集中阐发。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民族”共同体，而是由历史上许多种族不断融化而成的一个民族，其血统宗绪复杂，文化也没有清楚的界限。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实在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从而给那些别有用心者和敌对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现在是必须正视这一历史错误的时候了。文章还分析了“五大民族”一词出现的原因和导致的“恶果”，并以史实来论证中华民族是自战国秦汉以来就逐步形成的伟大民族。此文刊出后，各地报纸转载者甚多，影响不小。虽然，顾颉刚不把汉、满、蒙、回、藏等境内各族视为“民族”，只是将其称为“种族”，有着避免所谓“民族套民族之矛盾”、以回击那些借此攻击“中华民族”概念以分裂中国抗战力量者的直接动机，但他由此否定境内现存各族（包括汉族）原有的“民族”身份，却未见妥当。该文发表不久，即引起了争论。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来函表示了对这一提法的忧虑和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华民族固然应团结一体进行抗战，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民族研究学理的角度来看，多民族、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该得到尊重。苗民鲁格夫尔也来信提醒：“对变相的大汉族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却来信公开赞同这一观念，他称赞顾颉刚此文是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开篇之作，并表示，中国史学家应该用真实的材料去写就一部新的本国史，以进一步“来证实这个观念”。（三）“炎黄子孙”的强大感召力：辛亥革命中华侨的作用孙中山曾经明确地称“华侨为革命之母”，并非过誉。这是对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认知和理论概括。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伊始，就走上了一条以武装反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发动武装起义，需要大量的经费来充当军饷和购买武器弹药。孙中山曾多次称赞广大华侨之踊跃捐输是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捐款支持祖国革命的华侨，从富商大贾到一般侨众，阶层相当广泛。海外华侨的捐献是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一团热诚，以“炎黄子孙”为己任，只为救国，盼望祖国走上民主富强之路。他们所提供的一批又一批巨额经费，给了国内革命以强有力的支持。正是有广大华侨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捐助，孙中山才得以在不断的起事失败后重新开始，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华侨以无私的实际行动见证了自己无愧于“炎黄子孙”的伟大称号。从同盟会会员祭祀黄帝陵的初衷，到同盟会主张“五族共和”的转变，再到海外华侨积极支持辛亥革命，历史地证明了“炎黄子孙”这一伟大称号的无比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在此必须加以强调的是，自此之后的“炎黄子孙”称谓，其外延已经开始扩大，直至后来能够成为代表一个伟大的、“多元一体”的巨型民族——中华民族共同先祖的代名词。（四）现代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意义如前所述，中国近代历史处于民族危亡关头，辛亥时期的改良派（或曰保守派）与革命派共同创造了历史：他们经过激烈的论争，终于在中华民族建构上达成了伟大的共识。不但解决了“满汉”或者“五族共和”的大难题，进而为四4十年后56各民族的认定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从而将全体国民凝聚在“炎黄子孙”的称谓下，一个“自觉地民族”诞生了。到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认识论，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一带有创发性的著名论断，对我们认知“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及其社会认同的特点，启发良多。当然，“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包涵着传统民族在新的条件下得以延续的意义，也内蕴着某种现代性的政治转换之义。因为现代“民族”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意蕴的概念。正是经由现代政治意识所参与引发推动的现代民族自觉，古老的中华民族才最终得以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也可以强调说，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延续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以往，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一现代“自觉”重视不够，研究不足。其实，这段不长的民族“自觉”史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那漫长的“自在”阶段。轻视对这段民族整合历史的研究，不仅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终将被证明是真正缺乏远见的。那么，在“自在”的中华民族与“自觉”的中华民族之间，或者说在“传统”的中华民族和“现代”的中华民族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笔者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同样作为广义的族群共同体，组成它的各子民族除了数量、构成不尽相同外，其成员一则为“臣民”或“藩民”，一则为“国民”或“公民”，也是根本的不同。与此同时，在前者，其人民彼此之间客观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的各种联系与整体性内涵，还缺乏得到进一步深化的现代条件，其主体自身对彼此间的这种联系和整体性之感知，也同样缺乏得到高度自觉的综合可能性（包括西方外来民族入侵的打击与刺激，自身现代国家的建立等政治和社会条件）；其共同的利益安危感，也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体制逐渐引入后才得以强化和凸显出来的；在交往上，前者也还存在着语言沟通等方面的更多隔阂等。而在后者，上述诸情形则基本都得到了改变（语言沟通上也有了相当的改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基于各子民族间全方位“一体性”的强烈体认，还形成了一个共同拥有和一致认同的民族总符号或名称——“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自觉”化的过程，无疑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中华民族”族认同运动。但如果只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它则首先表现为一种带现代性的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强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