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文学社团

开拓期(1917—1927).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第一章“文学革命”与文学社团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社会历史条件。“五四”文学革命既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外来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它承继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新民”、“救国”的近代文学改良精神，而其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内忧外患使国家和民族陷于垂危之中。封建帝制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尊孔与反尊孔的激烈交锋。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与启蒙主义觉悟。晚清以来，留学生译介大量西方文学、哲学、社会学著作，直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和世界文化交流参照系。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明显发展，新兴阶级壮大，国内政治力量发生有利于新文化生长的变化。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兴起“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吴虞、李大钊、鲁迅等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胡适、周作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倡导。这个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爱国浪潮的推动下，不仅壮大了声势，而且逐渐转换着自身的思想性质，其左翼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二、文学革命及其发展。作为新文化运动一个组成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1916年间已在《新青年》、《晨钟报》上公开酝酿。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从“八事”入手，集中指责旧文学的流弊，初步触及到了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社会功能、真实性与时代性等一系列“文学上根本问题”。《刍议》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也是这场革命的第一篇宣言。“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自觉地把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结合起来，其意义超出了文学领域。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倡导“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对国风、楚辞直到元曲、明清小说的充分肯定，表明“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的实际含义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锋芒仅指向“明之前后七子”及桐城派的仿古主义。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同时，又认为“文学之为物”，有“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答曾毅信），这是对梁启超“工具”论倾向的反驳。陈独秀把晚清以来的文学改革运动推向了最高点。刘半农提出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钱玄同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从个体本位思想出发，倡导新文学内容要从“肉”与“灵”的统一中去表现“人”，进而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口号，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并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创作准则。鲁迅的“思想革命”主张与《狂人日记》的发表。胡适与《新青年》同人的白话新诗尝试。《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与京沪四大报纸副刊上显示的新文学创作实绩。文学革命带来的文学观念的变化：文笔不分的传统观念的破除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确立；仿古风气的改变与求真精神的发扬，文学从审美内容到语言形式大大接近生活和人民；文学改良人生，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白话由边缘进据中心，成为文学正宗；新诗的创立、小说的革新、话剧的传入、美文的倡导，使文体得到大解放。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报刊风起云涌，达400种之多。到1920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五四”文学革命开辟了中国文学史的新时代。三、与守旧复古的文学思想的论争。文学革命的前进道路并非风平浪静。斗争的对象也发生着变化。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林纾引介西方文学卓有建树，但他不懂外文，旧的文学观念十分顽固，视文学革命为洪水猛兽。《致蔡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及小说《妖梦》、《荆生》所表现的反对、仇视新文学的立场。刘师培、黄侃等人与《国故》月刊的相似倾向。蔡元培和新文学阵营对守旧派的反击。新人文主义思潮与“学衡派”的出现。《学衡》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想倾向保守；但他们也击中了新文学倡导者的某些弱点和要害，如白话诗创作的简单化倾向，以及过多否定传统戏曲等的偏激情绪。与《学衡》相呼应的《甲寅》上的复古论调。鲁迅的《估〈学衡〉》和郁达夫、成仿吾、沈雁冰、邓中夏等对守旧复古思潮的反击。四、新文学社团和刊物的兴盛。1921年后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其原因及发展轨迹。文学研究会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改革《小说月报》；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及一概否定。稍后出现的语丝社、未名社等与文研会倾向接近的社团。创造社始末。初期表现“内心要求”的文学主张和后来的变化。南国社、弥洒社、浅草—沉钟社等与创作社倾向大致相近的社团简介。蒋光赤、沈泽民等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的春雷社。与他们呼应的《中国青年》上的革命文学主张。新月社始末及前后期的不同。新月社在新诗与剧运方面的主张与建树。五、“五四”十年文学创作潮流概观。1917年至1920年，是新文学创作的萌芽期；1921年新文学社团出现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夕，是文体大解放的创作活跃期；1926年春到1927年冬，创作一度沉寂而为下一时期准备了勃兴的条件。“五四”十年文学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思想启蒙的倡导和理性精神的张扬，“乡愁”、“自叙”的苦闷和感伤情调的流行，艺术风格的个性化追求，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探索等。六、“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并探索社会解放道路的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现代文学。丰收期(1927—1937).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三十年代的文艺思潮（2课时）一、无产阶级文学论争与“左联”的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文学的倡导；大革命期间，创造社和进步文学阵营的酝酿；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单独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革命作家相对集中于上海，提供了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的可能性。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初步论述了革命文学的根本性质、任务；接触到作家世界观的转变问题。革命文学倡导者的主要错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当时的革命形势作出错误的分析；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诸如夸大文艺作用、忽视文艺特征、轻视生活、主张作家世界观的突变等不正确的观点；否定“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把小资产阶级作家当作革命对象；对鲁迅、茅盾、叶绍钧、郁达夫等作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鲁迅、茅盾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同时批评创造社作家的文艺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鲁迅指出他们夸大文艺作用是“爬进唯心的城堡”；反对他们轻视生活和文学技巧；强调文艺特征不可忽视；认为作家世界观的转换不可能突变。茅盾在肯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主张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闷，也批评了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中的严重缺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二、“左联”的主要文学活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的设立；三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翻译出版；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与“革命浪漫蒂克”倾向的清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介绍与讨论。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国际文化研究会的设立；苏联文学的译介；俄国和西方国家文学的译介。文学大众化的两次讨论及创作的试验。鲁迅、茅盾、丁玲、张天翼等创作上的出色成就和大批新作家的培养。“两个口号”的论争与“左联”的自动解散。缺点与错误：政治上，受到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搞了不少“左”的政治活动；组织上，存在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把作家团体当成政党组织；文艺思想理论上，照搬外国文学运动和理论，教条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在某些作家中存在着轻视艺术规律，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三、30年代的文艺思想论争。积极展开文艺思想斗争，是左翼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30年代文坛的突出现象。(1)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发生在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之间。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主张“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天才”创造文学，认为文学与“大多数”不发生关系。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但他批评革命文学倡导者“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指出“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又带有一定的合理性。鲁迅、冯乃超等予以反批评。鲁迅指出，梁实秋提出文学就是表现喜、怒、哀、乐、爱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是“矛盾而空虚的”。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人性”；然而“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同时，鲁迅也批评了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与阶级性的关系，是“都带”，而非“只有”。（2）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论争发生在胡秋原、苏汶和左翼作家之间，争论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苏汶等反对政治“干涉”文学，态度偏激，文艺思想理论多有错误；但强调文学真实性的独立地位，是正确和必要的。左翼作家于反批评中，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阐发，但提出“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理论上片面、错误。歌特（张闻天）维护了文学真实性标准的独立价值，对真实性与党性、政治倾向性作了较为辩证的分析。（3）关于“大众语文论争”。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语言问题。它上承“左联”内部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参加人员涉及整个文化界，发表文章数百篇。论争总结了“五四”“文白之争”以后文学语言发展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欧化”与“半文半白”的倾向，纠正了一些“左联”作家否定白话、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等“左”的错误，探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特点及其发展的方向。这是继“文白之争”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学语言论争，对此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四、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与特点。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受到现实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有力制约和影响。左翼文学运动和民主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是推动30年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它们各自的发展、演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面貌。民主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为30年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创办了许多文学刊物，由此形成文学见解和创作倾向各异的许多作家群体。他们重视艺术规律，创作实绩斐然可观，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李劼人等，则卓然成为大家。创作潮流和特点：运用科学的社会理论剖析中国社会，由文化层面批判社会、探究人生，两种创作思潮同时出现。题材内容空前广泛，涉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活。其中，农村破产、农民的苦难和反抗斗争，表现突出；茅盾、老舍、现代派作家提供的三种都市文学形态，引人瞩目。形式体制：长篇叙事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形式，日趋成熟；抒情写意小说长足发展；不同文学形式体制及其艺术特征的相互交融、综合，使边缘性文体进一步丰富、发展。创作方法：浪漫主义衰落，现代主义崭露头角；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同时又吸收包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方法技巧。上述诸方面与20年代文学相比，都见出显著的不同。本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呈多元发展态势。其中，鲁迅、茅盾、瞿秋白、冯雪峰、胡风、周扬等作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并显示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刘西渭（李健吾）采取印象式批评，重视批评家的独立地位和主体艺术感受。沈从文的批评视角主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