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读书报告

摘录《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学习心得书名：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书评）著译者：尼格尔·泰勒李白玉陈贞译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日期：2006-6-1《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这本书，我是在ABBS建筑论坛里看到推荐的，于是就找来读了读。对于建筑设计专业的我，了解规划等相关专业的知识，也是对自己的见识的扩展。但是，这本书的内容比较难懂，于是我选择摘录的学习方式，强化自己的理解。《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这本书，虽然说是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但是仍然以英国为主（英国人写的），有一些设计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介绍。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是一本非常好的关于规划理论流变的书。网站上介绍说：这本书对于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背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根源都讲得非常清晰透彻，尤其是对于政治经济框架下的规划理论的分析，非常的详尽。值得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认真的看看······该书讲述了自二战后50年间城镇规划理念的改变。1977年加洛韦和马哈尼提到战后规划理论“范式的变化”。“范式”的概念最初来自托马斯·库恩的著作。他使用这个概念描述科学史中理论观点的主要转变，现已广泛用于描述思想理论的变化。一个新范式成功取代一个旧范式时，在科学思想方面就产生了革命。新的范式一旦被接受，大部分科学研究将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进行，一般而言，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稳定时期，以发展与完善这个新建立的理论框架。1945年以来的城镇规划理论的两个主要变化。第一个变化发生在1960年代，主要是从传统的城市设计转变为系统理论和理性程序；第二个变化发生在1970和1980年代，表现为规划师角色观念的变化。尤其是，从规划师作为技术专家的观点到规划师作为“协调者”的观点转变。在需要作出规划判断的地方，规划师启发公众思路，提供技巧指导。在建筑学和城镇规划之间这样的紧密关系，是两个学科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融为一体。作为“建筑的延伸”的城镇规划概念持续到1960年代，战后的许多规划师是按建筑师，或者“建筑学—规划师”培养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两种思想都体现出与流行的基于设计的城镇规划理论相背离的立场。规划理论中的这种转变可归纳为四点：第一，本质上，将城镇作为物质或者空间形态结构的观点，被城镇作为不断变化且相互联系的功能系统所取代。其次，鉴于规划师一直用物质的和美学的术语来观察和评价城镇，但现在却从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方面来考察他们。第三，由于城市当作“活”的功能性实体，这意味着城镇规划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极状态”或者“蓝图式”目标。第四，所有这些变化都暗示城镇规划的技术手段将发生变化，如果规划师试图规划和控制复杂且充满活力的城镇系统，这看起来需要特别严谨的“科学”分析方法。总之，规划思想的转变表明城镇规划师一门科学，不是艺术。因为“理性”可以和科学划等号，针对环境系统的分析又牵涉到系统性经验调查，作为理性决策程序的规划理念几乎把规划设计变成“科学”规程。1960年代的城镇规划理念变革，不是一种规划思想彻底取代另一种规划思想，其真正的意义是区分了两个规划层次，策略性、长期性规划层次及地方性、感知性规划层次。虽然有一些针对地方性小范围规划运用了系统和理性过程思想，但是，系统和理性过程理念所带来的城镇规划思想的变化更适合于策略性层次。城镇规划从作为物质空间规划和设计方面的活动，转变为指引城市系统的分析、控制和决策的理性程序，毫无疑问是思想上的根本性转变。随着规划思想的种种变化，在规划师需要专业技能方面的观念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化。传统的基于设计的城镇规划模式需要审美欣赏和城市设计的技能，而不需要系统和理性过程模式的科学和逻辑分析方法。但是，在1960年代，人们认识到城镇规划决策最根本的是价值判断，一种渴望去创造或者维护的环境类型价值判断。这样，问题就能上升为规划师是否在作出这些判断时比城市普通公众有更强的“专家”才能。城镇规划是一个价值载体、政治过程的观点不仅是提出了什么是城镇规划师专业技能范围的问题，更根本是，提出了是否真的存在这种技术的问题。由此，规划理论中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分支，并且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一方面，部分规划理论家仍然坚信：城镇规划实践需要一些实质性的专业知识或技能——如城市设计、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等等。另一些则发展了传统城镇规划思想，坦率承认城镇规划决策充满价值判断和政治色彩。结果，完全否认城镇规划包含一些特殊激发的想法，只有一些激进的规划理论学者的轻率主张。将城镇规划师的角色看作一个识别和调停涉及到土地开发的不同利益集团需求的观念，成了规划理论的新传统。面对公众关于城镇或者城镇局部应如何规划的问题，规划师也不被当作技术专家，而更多的是作为思想“协调者”。按照当代思想家的观点，大约在最近的20多年，西方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从“现代主义”至“后现代主义”的根本变化——这个变化时如此显著，以至其表现特征与库恩的范式转变相同。发生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的主要“领域”之一是城镇规划和建设领域，有人断言，自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对城镇规划的影响和实质性的。后现在主义者拒绝现代“实用型”建筑的过度简朴，寻求“回归时尚”来丰富当代建筑的审美内涵。在城镇规划方面，相对于简洁与秩序，对复杂性和丰富性有相同偏好的还有简·雅各布斯，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表述了这个观点。雅各布说，成功的城市地区是那些使用功能混合的地区，并且，如果规划师能维持现状，当前残破的贫民区的简陋状况也能自然而然地得到改善。在20世纪早期，有现代主义建筑师设计的城市乌托邦表达了现代主义者对科学与技术的崇拜。像柯布西耶和意大利未来派画家那样自信乐观的建筑师主张扫除传统城市，为他们的现代城市乌托邦开辟道路。60年以后，包括柯布西耶综合规划的高密度城市试验在内，现代技术给生活空间带来惊恐，使得人们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信心被严重削弱。现代主义者把人类理性思维和科学技术当作能带给人类光明未来的关键，如今，这个信心基本崩溃了。和现代主义者强盗简朴、秩序、统一与整齐不同，后现代主义通常为复杂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多元化而欢呼。无论后现代主义者怎么表述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优点，以及作为城镇规划的经验多么重要，也许还要有城镇规划向往的包罗万象的“共同”理想。存在不同风格或者类型的规划理论，来回答不同类型的规划问题，并且，不止一种理论与同一规划问题相关。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已经阐述的，关于规划目标的哲学思考也是规划理论的核心。城镇规划是一种社会行为方式，或者社会实践，是对以某些方法保护或者改变世界的干预——主导世界而不是放弃规划，任其自然发展。城镇规划包括了作出自己擅长做什么的判断——也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如何规划最佳。自1945年以来，我们在城镇规划的实践过程方面推进得很卖力，专注于分析高质量的环境构成和怎样才能实施不同，相当多的理论研究专注于城镇规划是什么类型的行为这个概念研究上，以及由此出发，城镇规划如何做的最好。当前城镇规划理论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关于环境质量的更优理论，而城镇规划实践将有助于把它变成现实。最后，读完了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代后的规划思想流变。发现这些规划思想大都来源于国家政策的变化，英国撒切儿时代的“最小边界政府”与“自由主义”政策背景下，导致马克思城市理论、沟通规划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等。城市规划理论并不是自发的脱离社会现实发展出来的，也并不能脱离自身国家实际情况创造出来，实际上城市规划理论应当是从社会现实中发现挖掘出来，并非发明创造。中国正经历翻天覆地的革命，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国家政策，最为重要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纲”的发展方向，此后三十年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在走，摸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商品房制度应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突破，以致于对城市规划理论造成一定的冲突，使得容积率成为开发商与规划局之间博弈的聚焦点。国家从限制大城市发展、鼓励中小城市发展，到不限制城市发展的新城市政策导致了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的新城建设，随之而来，失土农民问题，城中村、公众参与等成了新的研究课题。中国努力打造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政策促进了沿海工业区的大发展，城市规模与城市空间一度失控。读了本书，试想如果从中国出发，从中国政策出发，研究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演变也是十分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