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广东镇反实录

1951年广东镇反实录叶曙明未分类浏览次数(4955)2013-03-28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广州市军管会随即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门登记自新。在限期内，有两千多人登记。12月，市军管会又公布《关于反动党团分子限期登记自新的布告》，登记范围包括：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区分部委员以上或小队长以上人员，以及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中任同等职位的党团分子。（据统计，直到1951年3月为止）在省、市机关及铁路自首登记的特务共有1013人；另有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在市机关有10669人；铁路系统职工总人数9000人，其中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有5054人。在省、市机关，企业，学校，根据所掌握的材料，还有特嫌分子及反动伪军官15577人（铁路系统不在内），其中市机关即有11326人，并有很多窃居了重要职位……1951年发现中统特务潜伏五个组；粤汉铁路广九各站站长十分之四、五是反动党团区分部委员或特务。省直财经系统单位总人数8118人，其中反动党团分子即占2366人。广州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在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上批评说，解放初期敌特活动那样猖狂，抢劫如此严重，我们仅处决了15人。'三o三'轰炸前后，特务到处放信号，打黑枪，配合空袭，而我们则一个未杀。至三届各界代表会议（1950年11月–引者注）时全市仅处决反革命首恶分子47人。杀得太少，成为后来中央批评广东镇反宽大无边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个数字未必准确，据华南分局一份文件披露，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一年期间，政府已把3437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内，其中广州市1263人），杀了1465人（其中广州市67人）。以中国的政治传统文化而言，社会处于改朝换代之际，天下纷纷，非用重典，不足以治乱世。1950年6月之前，据公安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全省破获特务潜伏组织和特务武装组织案件共计278起，逮捕了1581人，其中站、组长以上特务及校级以上匪特首要分子136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东南沿海形势，突趋紧张。中央、中南要求尽快完成两广的剿匪和镇反。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双十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全国镇反形势，急剧升温。11月22日，毛泽东严词命令中南局和华南分局：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广东决心急起直追。至1951年1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1340人（不完全统计，其中广州市300人），杀了1308人（包括军区10、11两月处决的478人，以及广州市的34人，但准备处决的65人未计在内），在押1.5322万人（剿匪中的俘虏未计，其中广州市322人）。这时，乱捕乱杀现象，若隐若现地，在各地已开始发生了。部分地区已发生左的乱捕乱杀现象，如海丰未掌握材料，一举逮捕百余人；连平县不经请示，擅自杀死2人，不顾影响，让群众割人肉回家；民兵也产生乱抓现象，紫金县长未经请示即自行杀人，中山县不经公安局即布置区委一次逮捕60余人，且乱押关在区政府，既不送公安局又不加处理。但中央认为这还不够，主要是杀得不够，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所谓宽大无边，不过是妇人之仁，不足为训。中央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东坐镇督战。1月下旬以后，广东再加快捕杀的进度。为了提高效率，政府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过去一年中为了防止杀人草率从事，规定杀人批准权于省，对广东这样的新区和干部政治水平低，无肃反经验且基层严重不纯的情况下，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另方面也形成了缺点，使之批准慢和不及时。如目前而（还）不改变，那就会犯严重错误的。故为了贯彻中央大胆放手镇反的方针，抓紧时机适时的处理一批反革命分子，我们确定将杀人权暂时委托地委会（不是委员个人）和军分区党委，并认为不会出什么乱子。步伐果然大大加快了。据广东省公安厅2月份的公布，从11月会议之后，至翌年2月，根据初步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2831名（其中军区1406，地方1425），破案180件。另外仅潮汕、珠江、西江三个区和汕头湛江二市的统计，已抓7270中，现在全省统计共押犯人40486名，其中公安系统28575名，法院11911名。与1月中旬公布的数字相比较，可以得知，在1月下半月至2月期间，广东再杀了1500多人，比前三个半月杀的总数还多。在押人数更是当时的几倍。但与完成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的任务，距离尚远。当反革命一批批押赴刑场时，公安系统内部，也在酝酿着一场风暴。罗瑞卿在来广州之前，对广州的公安工作，已极表不满，包括对公安局原局长陈泊和第三副局长陈坤，也有诸多批评。陈泊和陈坤在任内为捕捉盗匪，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将一些旧人员组成工作队，开展以毒攻毒的斗争。罗瑞卿对此不以为然，在北京的侦察工作会议上，曾当面斥责陈泊违反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会后，他派了原北京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到广州，接替市公安局长的职务，陈泊降为第一副局长。1月27日晚上，陈泊奉召到华南分局开会。罗瑞卿亲自主持会议，当席宣布陈泊的罪状。1月29日，陈泊被押赴北京囚禁。随后，大规模的逮捕开始了。几天之内共抓了四百余人，株连千余人（有说数千人），真是风声鹤唳，满城风雨。在所捕人员中，既有我国政府党、政、军各界人员和公安干部，也有国民党军、警报、宪、特中的起义人员和被我利用对象，还有被牵连的亲戚朋友，以及一些毫不相干的人。有的父子同监，夫妻同监，也有妯娌同监，还有妇女带婴儿小孩坐牢的。但据官方事后公布的数字，受株连者为263人，包括陈坤也锒铛入狱。案件在4月12日向社会公布，轰动了全国公安系统。陈泊直到1953年3月才被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10年徒刑。当初逮捕他的时候，是以国际间谍案的罪名，指控他是长期混进我党的大特务，但在判决书中却变成了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过了将近30年后，即1980年，两陈案才宣布为冤案，公开平反。但陈坤已经病故于牢狱之中了。1月29日，华南分局向中央作了检讨，承认在镇反工作中，不少区党委领导重视不足，抓得不紧，分局有时对此大力推动不够，实际支持不足。宣传部门对反特宣传很不重视，对中央关于镇反宣传工作批示未作动员布置。公安部门具体组织力量也缺乏主动。同时，也承认有些干部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仍认识模糊，不根据具体情况周密布置，便轻率盲动且又不及时请示报告，造成某些地区的紊乱现象。毛泽东对检讨作出批示：请分局将这个报告发给粤桂两省所属各地委，市委，县委，有关剿匪工作的军队党委，及政府党组，引起大家注意。但与此同时，叶剑英仍然坚持镇反必须稳、准、狠，不可偏废。他在布置1951年工作时强调，在土改中要坚决加强镇压反革命，但我们要注意贯彻中央指示，必须做到稳、准、狠。'稳'就是要在群众坚决拥护的基础上镇压，要打得策略。'准'就是不要杀错。'狠'就是要杀得坚决。只要我们杀得准，不怕资产阶级叫。现在正当抗美援朝和土改的高潮，我们要坚决而又小心地进行这项工作。2月1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信中，对两广在剿匪和镇反中的宽大无边政策，再次提出严厉批评，并明确批示：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随着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批准和公布，广东各地，再次掀起镇反高潮，成批镇压反革命分子。镇压对象，以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五种人为主，杀、关、管三管齐下，并定下指标，在大城市须按0.5‰比例杀，在农村须按1‰比例杀。镇反运动之所以有较显著的发展，关键是在于罗部长对我们作了关于大胆放手坚决镇反的直接指示，与叶主席3月初自京回穗后对此问题又作了更深入的全党动员。城市到农村，四乡八镇，三街六市，到处是抓反革命的怒吼；大大小小的会场，杀声四起，震天撼地。那些在民国时代，当过乡镇长、区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参议员的旧党政军人员，为霸一方、鱼肉人民的土豪恶霸，公开搞爆破坏、暗杀的特务，首当其冲，纷纷落网。卡车满载被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一辆一辆驶往刑场。4月份的时候，叶剑英在广州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说：纠正过去镇压反革命的'宽大无边'的偏向，人民都拍手称快。不要怕杀得太多或是太少，而要看该不该杀来决定。如果该杀，杀一千也不多，不该杀，杀一个也是错的。这时，在广东杀掉的反革命，已经不是一千多，而是一万多。按3月份一个月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8039名，超过了解放后至1951年2月的14个月内所处决的总和（5218名）。现在（截至3月份）全省共已处决13257名，关押49281名。但政府认为杀得还不够。据公安厅的一份报告称，杀、关、管诸问题，目前的情况是：杀得少，关的多，准备要管的面大（但因主观力量弱与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实质上没有管起来），因此目前第一要强调的是'杀'字，正如叶主席所说的：'杀下去，只要不杀错自己人。'至于关押的数目是已经相当多了，仅至3月份的统计已达49281名，预计4月份可能还会增加一、二万（仅高雷区的报告他们便准备关押一万人左右），因此各地都不仅先后发生了监狱不敷，看守人员不足等等困难，而且由于关押过多，一时无法清理，再加上目前的严厉镇压，各地的在押犯人均感恐慌，企图越狱暴动或自杀事件，在有的地方时有所闻。3月9日、11日，广州市连续召开公审大会，杀了两批反革命分子共96人（一批45人，一批51人）。杀第一批人时，当时全市统一部署，事先由各街组织居民在规定路线的马路边观看，由军警严密戒备、维持秩序，被执行枪决的反革命分子共45名，分乘若干辆卡车在全市游行示众，然后押赴刑场。当时观者甚众，可称万人空巷，而秩序井然。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都通过报纸、广播、公告等公布于众，广大群众对这些反革命分子都表示非常愤慨，对政府处决这些反革命分子表示拥护。自此以后，才开始有些镇反空气，才开始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注意。群众聚集在街头，围观布告，议论纷纷，报贩也沿街高叫：请看看大镇反消息呀！茶楼食肆，街头巷尾，不时听到人们眉飞色舞，谈论着杀、关、管的新闻。4月17日，中南局作出关于镇反工作的补充指示，要求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统限于电到7日内成立镇反宣传工作委员会；镇压反革命应成为五一劳动节前各群众团体（工青妇文等）主要宣传内容之一。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第四届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4月20日在市府礼堂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有关镇压反革命问题。各民主党派都以极其高涨的热情，争相表态支持政府采取严厉镇压措施。会议一致通过了在近期举行镇压反革命控诉大会，并发动各界人民分别蒐集事实材料，广泛推动控诉运动。4月25日，广州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宣传工作，果然令人改变观瞻。除到会群众三万多人外，还有73万人，在收音机旁收听实况转播。广州的舆论工具（一份《南方日报》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工商台、时代台四个电台）大张旗鼓地配合镇反宣传。市政府作了周密的安排：一、各公私工厂，应组织所属单位内全部人员并尽量动员其家属收听广播。二、各公私中等以上学校，应组织所属单位内全部学生教职员及工友，并尽量动员其家属，收听广播。三、各机关、公安部队、各团体、企业及驻市各有组织的单位，除留下必要人员支持工作外，应尽量组织所有工作人员并尽量动员其家属，收听广播。四、一切有收音机的市民及个人，除自行收听外，均望动员亲友邻里，前来收听广播。全市有收音机的商店，届时应尽量在门口开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