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10312惠园园柳宗元传记文略论

院系：文学院年级：2005级专业：汉语言文学（专升本）西北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题目：柳宗元传记文略论作者：惠园园（学号：2005010312）指导教师：李芳民2007年6月8日成绩1柳宗元传记文略论中文摘要：柳宗元在他“辅时及物、经世致用”的创作宗旨指导下，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借鉴了唐传奇的一些艺术手法，创作了一批很有特色的人物传记。本文从柳宗元传记文的写作宗旨（辅时及物、经世致用）、柳宗元传记文题材的突破（为“生民”立传）、柳宗元传记文艺术手法的创新（柳传的传奇小说化倾向）、柳宗元传记文表现手法的运用（对比、衬托），这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在与传统的传记文作比较中，总结了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关键词：柳宗元人物传记特点创新柳宗元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优秀的文学家和革新的政治家。他在哲学观、政治思想观、文学理论等诸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他信仰佛教、精通佛说，代表了儒、释、道的融合。他的诗文更为人们所称道。柳宗元一生创作诗文600百多篇，可以说收获颇丰。他的文学作品，有批判当时社会黑暗、议论时政的政论散文，有讽刺统治阶级残害人民、揭发社会病态的寓言小品，有申述自己政治抱负、抗议迫害忠良的文学辞赋，有描绘水声山色、记游述怀的山水游记，有感慨穷愁潦倒、思念知友良朋的抒情诗篇。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多彩，艺术造诣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境地。柳宗元的作品如此之多，历来研究者也不计其数，本文只选取柳集中的一类传记文进行论述。柳宗元的人物传记包括杂传、行传、碑传等。流传至今的有七十多篇，其中有一部分是受人请托而作的应酬文字，价值不大，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人物传记约十四五篇。这些作品中《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作于长安时期，《童区寄传》作于柳州时期，其余如《宋清传》、《李赤传》、《河间传》、《刘叟传》、《段太尉逸事状》等都是他在永州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既反映出中唐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又表达了作者的革新主张和政治理想。2一、传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传记”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学样式，以记叙可感的事件来刻画人物性格。它作为一种文体是客观存在,人们都不能不承认。一般说来,“传记”是历史著作的一个分支,从图书分类上说应归于历史类。我国的传记文学起源于先秦典籍，成熟于《史记》。传记文学的最早源头可以探究到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子产、晏子等的家传，这些家传是豪门贵族私家撰写的，记载了他们的家庭成员情况。接下来出现的是把历史和文学结合在一起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他们一般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国之间在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错综复杂的斗争，栩栩如生地描写了王侯将相、谋士说客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虽然作者并不是着意立传，但它们确实记叙了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如《左传》中的晋公子重耳之亡，《战国策》中的荆轲刺秦王，如果独立出来，就是一篇篇完整的人物传记。不过，从总体上说，先秦的历史散文的重点在于记叙历史事件，还没有以人物作为描写中心，所以并非人物传记，只能说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先秦的诸子散文虽说为论说文体，但也有一定的人物传记因素。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描写人物神态举止和性格特征，都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这类具有人物传记因素的篇章，在《孟子》、《墨子》、《庄子》等其他诸子散文中也能看到。先秦典籍为传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史记》的诞生标志着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问世了。《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人物传记，所写的人物事迹，来源历史真实。至于《史记》的语言准确精练，情节的生动复杂，艺术手段的丰富多彩，也是前所未有的。《史记》的真实性和艺术性，规定了传记文学体裁的特征，标志着传记文学已经完全成熟。司马迁集前代史家之大成，一改先秦史书体例，创立了纪传体史学，世人以其具有文学性而称之为“史传文学”。此后，我国历代正史都沿袭了这一体式。西汉末年，又出现了杂传文，与史传文并行。所谓杂传，是指史传以外的传记文。刘向的《列女传》，主要材料是人物传记，应是最早的杂传。此后，又出现了许多这类传记，杂传终于与史传成为并驾齐驱的传记文体。我们现在仍能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杂传作品，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史传文学和杂传文学一起影响了唐代的传记文学创作，唐代传记文学名作叠3出，唐代古文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对传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韩愈、柳宗元的传记散文更为世人瞩目。二、“辅时及物、经世致用”①——柳宗元传记文学的写作宗旨司马迁是在有较为明确的理论指导下从事传记创作的。他曾概括其《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但他写《史记》的目的并不是单一的，他对自己的写作目的还有另外的表述，比如“原始察终，见盛观衰”、③“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④这说明司马迁写传记还有以史为鉴的目的；司马迁以后，史传作家在编写历史人物传记时，都继承了他以史为鉴的写作宗旨，并有发扬光大之势。到了唐代，唐初统治者对史学的高度重视，史学家明确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⑤的史学要求，促进了唐代史学的高度繁荣，同时也对唐代诗人作诗和古文家的传记创作宗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人白居易就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诗歌应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阕”。⑥“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也成为古文家们创作传记的出发点和归宿。柳宗元曾阐述他传记文的写作宗旨在于辅时及物、经世致用。柳宗元这里所说的“辅时及物”，是强调文章要为现实时政服务。他不把写作看作是个人“取名誉”的手段，而是用它来“辅时及物”，对时政进行褒贬和讽喻。他的人物传记写作，完全贯彻这个指导思想，处处以辅时及物为己任，因而总是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思想性。当柳宗元还在京师任监察御史与礼部员外郎期间，他就本着辅时及物和经世致用的写作宗旨，写下《种树郭橐驼传》和《梓人传》，针砭时弊，寄寓改革吏治的理想。其时，唐德宗李适平庸无能而又刚愎自用，亲小人，远贤臣，吏治混乱，朝令夕改。《梓人传》描写了一个善于统帅众匠，具有极高指挥才能的建筑领班，然后引申到宰相治国的道理上，提出了其改革吏治的理想：“彼佑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要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修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而现在的统治者却缺乏这种治国4之道，因而造成国运衰退。在这里，作者借题发挥，和盘托出一幅知人善任、改革吏治的蓝图。柳宗元在这里以敏锐的政治目光，深刻认识到弊政根源之所在。以一篇人物传记文，隐喻了重大的治国之道，其针砭时弊，意蕴之深刻，令人惊叹。另一篇《种树郭橐驼传》则描写了郭橐驼种树得法，能够“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通过对他种植树木经验的记叙，隐含了养国治民的大道理，其中对政乱令烦、扰害百姓的执政者的讽刺，同样也表达了作者改革吏治的愿望。这两篇文章政论性很强，是柳宗元在长安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与礼部员外郎期间，参与王叔文革新集团，鼓吹吏治改革的舆论工具。贬谪永州后，柳宗元依然关心国计民生，通过传记散文反映他所接触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柳宗元被贬后，原先相识的故旧大臣都不敢与之通音讯，孤身待罪南荒，对世态炎凉感触极深，于是他在《宋清传》中颂扬了一个不计小利、乐于助人的药商，以讽刺那些附炎弃寒、见利忘义的士大夫。而《李赤传》则写了一个被“厕鬼”迷了心窍，把溷厕视作“钧天清都”，最后溺死厕中的“江湖浪人”，借以讽刺那个芳泽杂糅、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在担任柳州刺史期间，柳宗元还写了《童区寄传》，揭露当地拐卖人口的恶习与罪恶，歌颂少年区寄机智反抗豪贼的英勇行为，对官府明褒暗贬，予以鞭挞。《河间传》是收在《柳河东集·外集》中的一篇人物传记，叙写的是一位年轻女子由贞静自守走向堕落毁灭的悲惨人生，借以此抨击士大夫道德败坏的品质。这些传记散文，无不是以传立论，揭露和批判当时的弊政，以表明革新政治的强烈愿望。成为他推行政治改革、救世济民的舆论工具。三、为“生民”立传——柳宗元传记文题材的突破代表着人物传记体成熟的《史记》为后代的传记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但后人在写作中也一步步有了创新。例如在立传的对象方面，《史记》所传的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地位显赫、影响深远的人，只有他们才能成为传记文学的主人。而柳宗元的传记文在取材方面突破了传统，他的传主大多是当时社会下层的市井小民或普通百姓。那么，柳宗元为什么会为小人物立传呢？首先，是由他的思想决定的。《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曾阐述了他的民本思想：“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并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并指出人民“出其十一”雇佣官吏来为他们服务，而有些官吏不仅“受其直怠其事”，甚至还盗取人民的财富。正5是由于这种对人民的历史作用的进步认识，使之能冲破旧袭，为决定历史发展的“生人”立传，为那些受命帝王的人立传。柳宗元用“传”的形式，庄重地记述被压迫的下层人物的事迹，歌颂了他们的优秀品质、聪明才智以及他们善于斗争的反抗精神。这一点正是柳宗元大胆质疑、敢于挑战封建统治阶级正统观念的难得的批判精神的充分体现。其次，从柳宗元一生经历来看，他的一生是坎坷多难的，是追求革除弊政而遭受打击的一生。柳宗元生长在李唐王朝由盛而衰，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时期。他的家庭也由显赫的官僚世家日渐衰落为地位较为卑微的仕宦家庭。柳宗元的先世带给了他虚幻的自豪感，却也滋生出他对现实中“卑微”地位的自觉以及对社会遭遇不平的感触。他不得不“求举觅官”。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科举制本身的弊病与当时腐败现象的严重及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激烈。但他又对封建国家的前途抱有希望。柳宗元传记中的题材和人物形象,是他长期接触下层人民,在社会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的。他十二、三岁时,随父亲柳镇到湖北、湖南等地游历,目睹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这些都给柳宗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取进士、入朝做官后,他也都没有切断和下层人民的接触。他参加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到永州,由“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之交”⑦的显赫地位，突然变为“身编夷民，名列囚籍”⑧的罪囚，遭世之讪辱诟骂。在永州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活中,柳宗元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贫苦的百姓。柳宗元在和下层人民交往时,注意观察他们的言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对下层小人物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使其在感情上和那些市井乡民、乡村野老更接近。综上所述，思想上的进步观点，生活经历中长期、密切地与下层贫苦群众的接触。正是这些原因，使柳宗元能够从他们身上看到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寻觅不到的可贵品质,发现他们无穷的智慧、杰出的才能和娴熟的技艺,从人民身上看到了可“传”的，而且完全应该“传”的闪光之处。柳宗元笔下的小人物有：以种树为业的郭橐驼;以卖药为生的市井小民宋清;乡村牧童区寄;江湖浪人李赤。为平凡的小人物作传,传记民间化,这是柳宗元的慧眼卓识,也是他对传记体散文的一个贡献。在唐代，在宫廷和官营手工业作坊，在贵族、富豪的家庭中，蓄奴仍然相当的普遍。在南方福建、黔中等经济落后地区，掠卖奴隶的风气盛行。朝廷虽然有6禁止买卖奴隶的法令，但上自宫廷、贵族，下到民间富户，买卖奴隶的现象大量存在，国家法令名存实亡。柳宗元对蓄奴和掠卖奴隶的现象非常痛恨，柳宗元认为无论是贵人还是贱隶，生命都是一气之聚散，没有贵贱之分。柳宗元的所见所闻和他对人的本质的这种认识，是他写出《童区寄传》以及去解决奴隶问题的思想基础。他的《童区寄传》歌颂了一个机智勇敢地和掠卖幼儿为奴的强人作斗争的牧童，其中揭露了当时社会上掠卖奴隶的罪恶行经，抨击了地方官“因以为己利”而造成“户口滋耗”的严重后果，赞扬了区寄在被掠获后不畏强暴、不肯屈服、机智地进行斗争而终于得到解脱的英勇行为。这篇作品不但触及到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像柳宗元的许多文字一样浸透着对受屈辱、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