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史学史复习题0

一、名词解释属辞比事“属辞”，则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比事”，就是在编写史书的时候要编年纪事，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史事，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相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以春秋为纲，博采各国史事，编次成书，叙事明晰，繁简得宜，保存了较丰富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竹书纪年》是魏国编年史，记载了从黄帝到魏襄王20年间的史事，以魏国为主，兼及其它国家，大概出于魏国史官之手，此书在晋朝时自魏襄王墓中出土，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六家二体史流史体，属于历史编纂学范畴。《史通》一书用了大量篇幅，对于史籍的源流、类别以及史体的发展作了论述，提出了著名的“六家二体”说。这里所谓“六家”，是关于史籍的分类；而“二体”，则是关于史体的分类。《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说明“六家二体”说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史馆制度谱牒谱牒就是记载某一宗族主要成员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记载了该宗族历史，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了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旨要。家史是谱牒的基本构成因素。谱牒撰述之盛导致了谱学的产生和发展。谱牒撰述之盛和谱学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凡“品藻人物”、“有司选举”、划分士庶，都以谱牒为据，而谱牒又须“考其真伪”，故有谱学之兴。此外，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姻，也往往要互相考察谱牒，以保证门当户对。别传传记文的一种。古代为人作传，列于家谱的称“家传”，列于史乘的称“史传”，这都是“本传”；本传以外的传记或对本传的补充记载，一般称为别传，以别于“本传”。别传有“类聚区分”，多人合传、单个人的传记称为别传。前者反映出当时的以“名教”观念为中心的社会道德观念，后者则反映出门阀士族人物的言行，它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北宋史学家。在史书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具有开拓性成就。他修写史事着重总结盛衰，在金石文物上开金石考石的路数，对史事考订有独到之处。代表作品《新五代史》是私修的正史，《新唐书》中一部分是其手笔。《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水经注》北魏郦道元系统地对《水经》进行的注释，共40卷。全面系统的介绍了水道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内容。是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注》做了大量工作。《文史通义》清代章学诚撰，是关于史学评论的专著。纵论之史，品评古今学术，而重点在论史。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文史通义》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还为我国方志学奠基。《廿二史考异》清钱大昕代表作，共100卷，考证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的“二十四史”的文字和内容的正误，列出原书纪、表、志、书的标题，于标题下写所考原文然后进行考证。其运用实证的方法，对历代正史作了系统的考辨，补充遗漏，订正讹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该书援引广博，考辨严谨，对近代史家有深远的影响。二、简答与论述,试释“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包含着他对历史发展的丰富的辩证观点，跟“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说教直接相对立。尽管他在古今关系的理论上还带有历史循环论的痕迹，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但他所建立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体系的基本倾向是历史进化的观点。首先，司马迁根据历史变化提出了阶段性看法，对于时代越近、变化越大的史事，他记载得越详。体现了详今略古的原则。其次，司马迁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由于时势变化，陈旧的政策法令会造成种种弊病，社会要前进，就必须变革旧制，荡涤积弊。司马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一再提出“承敝通变”的命题，精辟地论述变革如何使国家走向强大、社会摆脱困境的历史经验。再次，司马迁提出历史变化的又一法则“见盛观衰”。“见盛观衰”则总结出：原来兴盛的局面，由于失去警觉自省，出现问题或决策错误得不到纠正，结果走向反面，造成了种种弊端以至出现危机。普通人习惯了原来的“盛”，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认已出现了的不利变化，“盛”的倾向掩盖着“衰”。司马迁善于把握时势的转折，他敏锐地观察到了。“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与人间治乱兴衰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命题，即要针对到底是天命、天意对历史变化和社会生活起支配作用，还是人的力量起支配作用的问题作出回答。司马迁、班固史学之比较。简述魏晋南北朝史学与其时代背景之关系。P78列举十部有关少数民族的史著及其作者。《魏书》魏收《北周书》令狐德棻《华阳国志》常璩《十六国春秋》崔鸿《蛮书》樊绰《契丹国志》叶隆礼《风土记》周处《荆州记》盛弘之《蜀志》常璩《西域图记》裴矩列举十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注著作及其作者。《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预《史记集解》裴骃《史记索隐》司马贞《史记正义》张守节《汉书注》颜师古《水经注》郦道元《三国志注》裴松之《世说新语》刘孝标《史通补注》刘知几《文选注》李善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成就。简述《通典》的编纂特点。《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试论杜佑《通典》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都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宋元史学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P168——170试论《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与影响。略论郑樵的史学批评思想。一、“会通”思想。首先，历史的贯通，在郑樵的论述中有三种情形。一是社会的外部条件古今一样，没有变化。二是历史事件前后相因。三是各代的制度相因，也有损益。其次，“会通”思想是史书编撰的方法。郑樵认为孔子、司马迁修史的方法是“会通”之法。“会”是说史家修史要“会天下之书而为一书”，要网罗尽可能多的文献。“通”是“贯二帝三王而为一家”，“极古今之变”；因此“通”一是上下的纵通，二是旁通。这是“修书之本”。但是古今的贯通，是否今胜于昔?郑樵没有说明。这里说的“通”有很大的局限性。二、反对灾祥学说，认为灾祥说是“欺天”的“妖学”。郑樵的批判，说明灾祥说产生的历史渊源，论说灾祥学说与史学相互的影响。这种学说在理论形态上的特征，用五行作为理论根基，以曲解的历史史实作为应验的证明。郑樵也从这两个方面对灾祥说进行反驳。“万物之理不离五行，而五行之理其变无方”，五行说不能说明灾祥应验有根据。再者，他们所说的应验的事实没有普遍的意义。郑樵的批判是全面的，但也有弱点，没有摆脱直觉的特性，甚至以“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去否定灾祥说，就显得软弱。三、反对任情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春秋》这部书是纪实事的书，《春秋》字字有褒贬的说法，在郑樵看来，是后儒附会出来的。《春秋》重褒贬的说法是一种“欺人”的“妄说”。郑樵主张史家的责任是准确记载事实，让事实说话，不须要史家行褒贬美刺。史书中的褒贬一类的论赞没有必要。史家应当“平心直道”，在记载事迹上，要“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郑樵反对“春秋笔法”的积极意义在于揭露了封建社会史学“欺人”的实质，而要求恢复历史的真象。四、实学的治史主张。在史学功能上，郑樵强调史书的实用性。史书中要注重历史典章经制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