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011.6.27)

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讲：周秋光长沙市政协副主席;湖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一、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概略1、楚文化：湖湘文化的源头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湖南境内便发现有古人类活动的遗址。可考的古代湖湘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湖南在新石器时代的全部文化积淀到了青铜器时代，便都融入到逐渐形成的楚文化之中。楚文化成为后来湖湘文化的源头。楚人不仅与湖南的土著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也创造了新兴的封建的制度文化与充满着神奇色彩的精神文化。由楚人与湖南土著居民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散文、音乐、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在春秋战国时都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与水准。2、秦汉魏晋：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秦汉时期因兵祸与天灾的频繁发生，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口大规模地向南迁徙。秦时湖南地区的人口尚不足50万。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达到约51万。及至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时，便增长到281万。中原人和楚人再同那些没有退徙的湖南土著居民融合，便构成了湖南境内新的主体民族——汉族。湖南境内的楚文化与新进入的中原文化融合，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形成新的具有楚文化特色的汉文化。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湖南地区的人口由140年前的281万减少到只有97万。三国时，“长沙好米”已是名声在外。由于崇尚“老庄”和清谈玄学之风的盛行，与之相近的道教在湖南得到广泛的传播。道教的主要据点在南岳衡山。衡山的祝融峰有南岳观，西晋太康八年(公元287年)所建。在其他地方的著名道观有巴陵的青霞观，醴陵的登真观等。佛教传入湖南也在魏晋之际。湖南最早的一座佛教寺庙为麓山寺，建于西晋初年。稍后又有巴陵君山寺、圆通寺、桃源净照寺、衡阳上圆清寺、衡山衡岳寺、攸县证果寺等一批佛教寺庙的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在文化学术上已经有所表现。东晋耒阳人罗含著《更生论》是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三国时湖南的著名文士有蒸阳(今衡阳)人刘巴、湘乡人蒋琬和长沙人桓阶。并且刘巴作过蜀国的尚书令，蒋琬作过蜀国的尚书郎与大将军，可以说是当时中央一级的官吏。湖南人最早崭露头角，参与中央国家的政治生活，在东汉时有耒阳人蔡伦(任中常侍)、桂阳人胡腾(任窦武之佐治属官)、泉陵(令零陵)人蒋晋(任尚书郎)和刘优(任尚书右仆射)，到魏晋时期则为刘巴与蒋琬。湖南的文化学术从秦汉到魏晋，虽然较之以前有了进步，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估量，其总体水平还不高。据有关学者统计，西汉出书282种，湖南仅1种；《汉书》所载士人510名，无一出于湖南；西汉私家教授和五经博士人数湖南均为零。东汉出书568种，湖南仅2种；《后汉书》列传中士人990人，湖南仅4人；东汉私家教授213名，湖南仅有1人，五经博士人数仍为零；东汉三公九卿302人，湖南仅有三公2人。三国时期，《三国志》列传中士人625人，湖南仅9人。西晋出书649种，湖南仅1种；将相大臣和辟雍学士人数均为零；晋书》列传中士人中湖南亦仅16人。南朝时期《宋书》《齐书》《梁书》所含列传人物中，湖南人物分别只有1个，《陈书》中也只有2个，《隋书》中竟然为零。3、隋唐五代：湖湘文化的酝酿期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中央在衡州设立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湖南”之名由此始。大历五年(769)，湖南观察使始迁往潭州(今长沙)。其时，北方人口继续大量南徙，据载在唐贞观至开元年间，湖南境内的人口已达123万余人。隋唐五代时期，湖南的文化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所改观。湖南的第一个进士是长沙人刘蜕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所中，号称“破天荒”。唐前期的湖南文化之所以不竞，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湖南缺乏一个政治经济中心。唐代宗广德二年之后，湖南的西部虽仍被分割，岳阳地区也划归于鄂岳沔节度使管辖，但湘资二水流域大体上从江右(江西别称江右)分出来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管辖区，即置湖南观察使，领衡、潭、邵、永、道5州，这就使得湖南有了一个政治经济中心——长沙，于是中唐以后，在今湖南地区出了大批人才。然而我们估量唐后期湖南文化的发展也不宜过高。在中原人的眼里，湖南当时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中唐人张谓撰《长沙风土碑铭》，序中有云：“郡邻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乡无颁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赫曦之日，冬无凛冽之气，传者之差也。”这样一个“风俗夷僚”、“蛮越杂处”的“卑湿”、“炎热”之地，在当时普遍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如王昌龄被贬龙标(今黔阳)，刘禹锡被贬朗州(今常德)，褚遂良被贬潭州(今长沙)，赵冬曦、张说被贬岳州，令狐楚被贬衡州，元结、吕温被贬道州，戎昱被贬辰州等等。当然，也有视湖南为“清绝地”而前来漂泊游览者，如韩愈、李白和杜甫，他们也在湖南一些地方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及诗篇。4、两宋：湖湘学派的形成湖南在唐末五代时曾由马殷建立楚国割据五十余年，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应当说为湖南的区域性开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到北宋统一后，中原王朝将重心移向南方。南移的枢纽虽在江浙，但湖南间接地通过江西而得到相应的带动。江西带动湖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向湖南输出移民。两宋时期也是湖南地方文化在全国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这就是该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是北宋湖南营道(今道县)人，他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但把周敦颐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湖湘学派的却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胡安国是福建崇安人，曾提举湖南学事。南宋初转徙荆楚。后在南岳紫云峰下结庐隐居著书立说。所著《春秋传》和编辑《二程文集》是湖湘学派重要的理论基石。其子胡宏曾拜理学家杨时和侯仲良为师，但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胡安国的理学思想。胡宏在南岳衡山讲学二十余年，著有《知言》与《五峰集》等。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称许他是“卒开湖湘之学统”的人物。胡宏的弟子有张栻、韩璜、吴翌、彪居正、孙蒙正、赵孟、赵棠等人，而以张栻最为出名。清人黄宗羲说他所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可以说是一位发扬和光大师门的人物。宋代反映湖南文化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学校教育与书院的广泛兴起。据载南宋时湖南全境有书院51所，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的应天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竟有两所在湖南!据清光绪朝《湖南通志》所列举两宋时期湖南县以上官吏390余人，其中进士达179人。5、元明：从低迷到复兴元代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低迷期。元朝因为是由游牧民族所建，其文化势能低于汉族。与前代比较，元代在制度文化的建设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元代湖南也一度出现了人口骤增的现象。据统计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湖南所属14路3州的总人口达571.9万余人。元代教育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虽然比不上宋代的灿烂辉煌，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据记载元代重建了在南宋年间毁于兵火的长沙岳麓书院与维持了衡州的石鼓书院。元代湖南地区重建与修复的书院有8所，约占全国总数的16%。元代的科举考试总共有20余次，湖南地区乡试中式者271人，成进士者143人，入选为官者86人。明代，湖南成为朱氏王朝分封藩王的一个主要地区。朱元璋有3个儿子封在湖南。以后历代分封在湖南的王共达48人。分封的地区包括长沙、常德、衡阳、武冈、宜章、宁远、江华、绥宁、祁阳、常宁、永兴、安仁、泸溪、沅陵、麻阳、安仁、永明。其中先后封在武冈州的王就达11人。明代湖南接受移民的输入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原有的湖南境内的居民大批地逃往外省——主要是逃往四川；而随后，外省的居民——主要是江西的则以从征、屯垦、宦游和经商等方式，又大批地涌入湖南。这种情形，正好印证了民间所流传的那种“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湖南居民的族源与血缘，在明朝中晚期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更新。不过明代湖南人口的数量，却比前朝减少了许多。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在明万历六年(1578)7府8州(不包括湘西南的18个土司)的人口大约只有191万。明代湖南的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有重大发展。宋代曾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而到了明代中期，谚语则称“湖广熟、天下足”，明代湖南的学校教育远比元代发达。明代举行的会试82场，湖南进士题名者计达541人，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各1人，分别为华容的黎淳、安仁的邓伟奇、临武的曾朝节。与前代相比，明代湖南的人才格局已有新的突破，用晚清湖南经学家皮锡瑞的话说是“浸浸始盛”。但是同样也不能对明代湖湘文化的发展程度估量过高。明代湖南在国内的排名其实仍然还是十分落后的。与邻近的江西和湖北比较：一部《明史》列传中的人物，江西385人，湖北157人，而湖南只有63人。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有专传及附载的重要人物：江西55人，湖北5人，湖南仅2人。又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的人物，江西102人，湖北26人，湖南才15人。6、清代：湖湘文化的空前发展清代，是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新阶段。造成其空前发展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湖南的单独建省，这是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先决条件。康熙三年(1664)，中央便将原湖广行省一分为二，分设湖北布政使司和湖南布政使司。在设湖北巡抚的同时，将原设于沅州(今芷江)的偏沅巡抚移驻长沙。雍正二年(1724)，正式将偏沅巡抚改名为湖南巡抚。是为湖南建省的经过。其次是湖南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是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基本动力。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湖南的人口曾比明朝减少，只有121万余。但至乾隆十一年(1746)，即剧增至1354万人，至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前，更增长为1989万人。与明代的人口数相比，300年间增长了10倍。人口的增长，实际上最大限度地开垦了湖南的荒地，使耕地面积显著扩大。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湖南还只有13万余顷耕地，雍正二年(1724)即达30万顷多。乾隆三十一年(1766)，更增至31.3万余顷。清代湖南的农业生产发展超过了前此任何一个朝代。明中期民间流行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便一改而为“湖南熟，天下足”。大抵从乾隆初年开始湖南的粮食生产水平就已赶上和超过了湖北。再次是教育的兴盛与两湖乡试的“南北分闱”，这是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康熙三年(1664)湖南成为独立的行省以后，湖南的历任巡抚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及布政使宋致等人多次奏请“南北分闱”，终于被清朝采纳，于偏沅巡抚改称湖南巡抚的这一年，即雍正二年(1724)在长沙设试院，是年第一次单独举行了湖南乡试，按朝廷议定分配给湖南乡试的中式名额，正取49名，副榜9名，又武举25名。教育的兴盛与南北分闱，导致了湖南人才群体的蔚起。据载清朝自顺治九年开科至道光二十年(1840)凡75榜(不包括咸丰至光绪朝)，湖南成进士者达441人，中举者则达数千人。其中，官至总督、尚书、大学士的有陈鹏年(湘潭人)、彭维新(茶陵人)、杨超曾(武陵人)、陈大受(祁阳人)、罗源汉(长沙人)、刘权之(长沙人)、何凌汉(道州人)、赵慎轸(武陵人)、陶澍(安化人)、贺长龄(善化人)、易棠(善化人)、罗绕典(安化人)、李星沅(湘阴人)、劳崇光(善化人)、曾国藩(湘乡人)、左宗棠(湘阴人)等16人；官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的有方显(巴陵人)、张奎祥(华容人)、罗典(湘潭人)、周克开(长沙人)、严如煜(溆浦人)、杨健(清泉人)、周系英(湘潭人)、郑敦谨(长沙人)、唐训方(常宁人)、胡林翼(益阳人)、江忠源(新宁人)、郭嵩焘(湘阴人)、贺熙龄(善化人)、胡达源(益阳人)、俞东技(善化人)、严正基(溆浦人)、丁善庆(清泉人)、常大淳(衡阳人)、陈启迈(武陵人)、唐鉴(善化人)、何绍基(道州人)等21人。这无论如何是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清末郭嵩焘曾称道湖南国朝“人文远过明代”，洵非虚言。能够体现湖湘文化在清代空前发展的还不仅仅是湖南在清代产生了一批重量级的科举政治人才，而且是在思想学术上也有非凡的人物及其建树。这里首要提到的是人所共知的衡阳人王夫之。清代湖南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