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京赋》到《归田赋》 ———论张衡赋作文体与题材的转换

从《二京赋》到《归田赋》———论张衡赋作文体与题材的转换冯晓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散体大赋《二京赋》与抒情小赋《归田赋》是张衡赋作中的代表作品。从大赋到小赋,从写都市到写田园,张衡完成了汉代赋作从文体到题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换。通过研究这两个转换,可以发现汉帝国由盛到衰的过程中赋家心态和儒家精神所发生的变化。关键词:张衡;二京赋;归田赋;转换中图分类号:I207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77X(2006)01-0005-04张衡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其赋作中最受人称道者是《二京赋》与《归田赋》。《二京赋》创作于他初入仕途时,洋洋7千余字,极写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之繁盛,其结构之宏伟,气势之磅礴,都创“长篇之极轨”,为两汉散体大赋压轴之作;《归田赋》只有短短200余字,写于其晚年准备辞官归隐时,以田园隐居生活为题材,短小隽永,朴素自然,为东汉抒情小赋开风气之作。从大赋到小赋,从都市到田园,这是张衡赋作的两个转换,也是两汉赋作文体与题材的两个转换。这些转换发生在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正直守节的士大夫身上很有典型意义。联系两汉社会实际与张衡一生经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时代风云对文学作品风格、题材以及文学家人生态度和创作心态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从大赋到小赋———赋家心态的变化汉代散体大赋的兴起应以枚乘的《七发》为标志。枚乘生活在文、景时代。这两位贤明君主由于执行了汉高祖制定的“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国力逐渐增强。富足的生活条件使皇戚贵胄们不免骄奢淫逸。枚乘先后作过吴王刘濞和梁效王的门客,对诸侯王的生活颇有了解,因此作《七发》以劝谏“贵人之子”。《七发》采用了战国游士说辞中常用的主宾问答形式,上承《楚辞》华丽浪漫的风格,极力铺叙和描写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以启发诱导楚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放弃安逸懒惰、腐化享乐的生活,接受圣人的“要言妙道”。这种气魄宏大、热情洋溢的大赋受到时人的欢迎,仿作者颇多,很快便占据文坛主流。汉武帝时代,大赋创作达到鼎盛。武帝喜好辞赋,身边搜罗了一批辞赋家,司马相如便是其中顶尖人物。司马相如喜用奇词僻句,夸张铺叙的本领也胜过枚乘一筹。他的代表作《子虚上林赋》大肆铺张汉天子上林苑的繁华、富丽、周全的情况和天子游猎的壮阔气势,显示了汉家天子的无比声威和气魄。此赋受到武帝的极力赞赏,从而确定了司马相如汉赋大家的地位。后世赋家刻意模仿《子虚上林赋》,“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极尽铺叙夸张之能事。西汉末的扬雄,东汉班固、张衡等几位大家也基本上沿着这条路子走。扬雄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大赋皆“放依”司马相如而堪与之比美。[1](P148)《甘泉赋》写甘泉宫的建筑,运用白描、比喻和夸张手法,由大入细,步步深入,多层次的描绘与铺陈,风格深沉瑰奇。《河东赋》写汉成帝横渡黄河祭祀后土,《羽猎赋》、《长杨赋》写盛大的田猎,其中都有大量铺陈。班固的《两都赋》对汉代长安、洛阳两个都城的布局气势也有不少夸张的比喻。张衡为创作《二京赋》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力,“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他在赋作中细致入微地描写刻画两京的风土人情及物产,铺陈排比,纵横议论,文势波澜壮阔,其篇幅之长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显示出极高的创作热情。从枚乘《七发》到张衡《二京赋》,其间250余年正是西汉文景之治到东汉章帝、和帝时期,汉帝国正处于繁荣兴盛时期。散体大赋在此时成为文学主流和正宗并非巧合。大赋中着力渲染的正是这个强大帝国的赫赫声威。虽然大赋中描写的京都大邑的繁华、宫观楼台的雄壮、园林的广大、物产的丰饶有不少夸饰成分,但也可以折射出汉代社会文化的昌盛、国力的强大,让人感受到这个强大帝国在上升时期所具有的气象和面貌。其中蕴涵的恢弘的气势、奔涌的热情是以汉帝国强盛的国力为后盾的。只有那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才能使赋家产生“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气度。在散体大赋称霸文坛的同时,小赋的创作也不绝如缕。小赋与大赋皆源于《楚辞》。大赋主要继承了楚辞浪漫瑰丽的“辞”的一面,而将其抒情言志的传统留与小赋。现存两汉最早的抒情小赋以贾谊的《吊屈原赋》和《服鸟鸟赋》为代表。《吊屈原赋》中,作者借屈原的遭遇自况,感慨时事的黑暗,抒发贤人失志之愤懑。《服鸟鸟赋》则以服鸟鸟入室这一不祥之兆来表现作者被贬谪之后吉凶难卜、疑惧不安的心情。贾谊之后许多文人借小赋这种文学形式抒情言志。据《汉书》记载,西汉时抒情咏物的小赋至少在200篇以上,东汉小赋数量应该更多。可以说从汉初贾谊到汉末赵壹,小赋一直是两汉文学重要的一脉。就连那些以创作大赋而名噪文坛的文学巨子也同时创作小赋,如司马相如有《哀二世赋》,扬雄有《反离骚》,班固有《幽通赋》,张衡有《归田赋》、《思玄赋》等。但是在东汉中叶以前,小赋虽然数量不少,但未能成气候。西汉和东汉前期的文人尽管也有一些不平和牢骚,但他们毕竟生活在伟大昌明的社会,时代的车轮隆隆作响,个人发出的牢骚与哀怨之声很快便被淹没了。以创作的质量而言,此期文人小赋的内容主要是抒发个人不得志的郁闷,较少触及社会现象;形式上主要模仿楚辞,没有形成汉代人自己的风格。一直到张衡《归田赋》的出现,才标志着汉代文人小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已经成熟。因而《归田赋》是两汉抒情赋作从大赋向小赋过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张衡生活在东汉中叶,此时大一统政权正逐渐走向衰微。政治的腐败与帝国的衰落导致了文人的晦黯心态,他们歌功颂德的热情骤减,转而关注个人价值和内心体验。抒情言志的作品开始受到关注,小赋渐渐取代大赋,成为文学主流。在《归田赋》中,作者有感于现实社会的昏乱,认识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发出了“谅天道之幽昧,追渔父以同嬉”的感慨,意味深长。他以清新自然的笔调写想象中田园隐居之乐,抒发了想要脱离官场过自由生活的愿望,从中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汉代社会的盛世光辉已经一去不返,赋家那种包举天地的雄心也已然不复存在了。如果说《二京赋》倾注了两汉文人对强大帝国最后的热情,《归田赋》则是衰世来临时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自此以后,赋作的创作题材和格局都倾向于小型化,作品情感也趋向于内敛。张衡之后许多赋家都倾心于小赋的创作,到东汉末年小赋创作已蔚然成风,涌现出一些名家名作。如赵壹《刺世疾邪赋》深刻揭露批判当时统治者的腐朽、社会风气的败坏、人才与百姓的受压;蔡邕《述行赋》同情百姓贫困、鞭挞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王粲《登楼赋》感慨当时军阀割据、国家混乱,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些作品都能切中时弊,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忧虑,显示出乱世文人纤细敏感的心态。艺术上已跳出楚辞的窠臼,风格质朴自然,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从大赋到小赋,不仅是作品格局的简单转换,更是文人心态的一种转换。西汉文人和东汉前期文人受盛世气象的感染,心态是积极而热情的,视野是辽阔的,他们长于写“大”,在包举天地的浪漫描述中充溢着一种磅礴气势。东汉中后期文人的心态是压抑的,他们在内心咀嚼着无尽的忧伤与失望,豪壮的阳刚之气已找不到了。[2](P41)二、从都市到田园———儒家精神的变化汉大赋中京都大赋一体十分引人注目。京都赋西汉时就有,但主要局限于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到东汉初期则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东汉京都赋的兴盛与东汉建都洛阳有直接关系。有的人留恋西京长安的繁华富庶,反对建都洛阳;另外些人却认为东都洛阳的新制度能有效抑制荒淫奢侈之风,因而赞成建新都。双方各执己见,以赋明志。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是班固的《两都赋》。到东汉中叶,张衡模拟《两都赋》作《二京赋》。此后,文人创作大赋的热情减退,汉代文坛也不再有这样大规模的京都赋问世。到顺帝时期,张衡作《归田赋》,将创作视野从都市引向乡村原野,从而开了田园隐居文学之先河。当然由一场讨论引发一次创作热潮只是表层原因,汉代人热衷于京都大赋的创作其实暗含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京都情结。京都是天子所居之地,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供职京都意味着被统治者赏识,意味着进入了国家权利的中心;离开京都则意味着权力的失落,意味着流落到社会的边缘。凡是有心仕进者都千方百计地想在京城谋一席之地,宁可战战兢兢领受“伴君如伴虎”的滋味,也不愿撤退到京城以外的地方享受安宁。历来的迁客逐臣都会为自己的命运哀叹,即使被贬谪到富饶美丽不亚于京城的地方,那些官员心中还是不满。有人甚至把京城以外的地方都叫做“天涯”。可见士大夫的京都情结之深。归根结底,这种京都情结源于儒家经邦济世一类思想。儒家认为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国效力:“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读书人的文才武略若是不能“售于帝王家”去“兼济天下”,便是浪费了。因此十年寒窗苦读之后,才子们一个个急急匆匆赶赴京城以展宏图,一路上多么美丽的山水都拴不住他们奔向仕途的脚步。西汉从武帝时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渐渐浸润了士大夫的灵魂。东汉时光武帝、明帝、章帝也都大力提倡儒学,使东汉初期的儒学呈现出兴盛的景象。思想上的一统有力地推动和巩固了政治上的一统。西汉中期和东汉前期,文人对国家、对政治、对人生的态度十分积极,这与儒学的繁荣有很大关系。这样积极的人生态度也促进了京都大赋的繁荣。张衡的《二京赋》便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张衡生活于东汉社会由盛到衰的转折期,经历了章、和、殇、安及顺帝五个皇帝。章、和时期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作为传统文人,张衡也怀有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因而两度出仕,先做地方官后做京官。在做南阳主簿期间,他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二京赋》,赞美当代英明的君主开创的盛世功业:“惠风广被,降洎幽荒,北燮丁零,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1](P197)这样的盛世感召着他建功立业的热情,写完了《二京赋》,他来到京城,想要抒写自己的人生理想。在都城洛阳他经历了30余年的仕宦生涯,历安帝与顺帝两朝。很可惜这位“才高于世”的杰出政治家没有能赶上好时候。和帝去世后,帝王频繁更替,引起政局的动荡。外戚弄鼎,宦官争权,各地饥民起义,西羌反叛作乱。在皇帝身边担任要职的张衡也感受到了来自宦官们的威胁,体会到宦海的险恶。在忧谗畏讥的处境中,他产生了逃离政治旋涡的念头。他乐于充任太史令这样没有实权的职务,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担任侍中这一重要职位后又多次要求辞去职务到东观撰写《汉记》。担任河间相后干脆上书“乞骸骨”,希望辞官归田,并写《归田赋》以示决心。在《归田赋》中,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对都市、对政治的失望与厌倦:“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3](P120)本来作者离开家乡游于都邑,为的是以“明略”来“佐时”,实现海晏河清的政治理想,由于天道微昧,理想不能实现,只好远离尘世去过闲适的田园生活。几十年的官场生涯,将他对都市的热情消磨殆尽,转而怀念宁静素朴的大自然。在他的想象中,仲春时节田野上草长莺飞,欣欣向荣,他可以在其中垂钓渔猎,快乐逍遥。夜幕降临,他可以回驾蓬庐,读书弹琴,恬然自适。这是一个参透人生况味的老人的理想归宿,其中完全看不到他写作《二京赋》时的澎湃激情。以世俗眼光来看,张衡的一生是辉煌的。他由南阳主簿做到尚书,官职基本上是稳中有升。而且他集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于一身,“万祀千龄,令人景仰”。[1](P187)晚年他深得顺帝赏识,正可以平步青云,却突然提出辞职,着实令人费解。其实张衡内心自有他的苦衷。政治的腐败已是不可救药,单靠一些正直的士大夫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朝廷上小人当道,嫉贤妒能者大有人在。官位越高越让张衡感到“高处不胜寒”,因此他希望回归田园踏踏实实过普通人的日子。这是张衡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张衡的行动说明在大汉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落的时候,面对无法逆转的混乱局面,儒者心中的信仰和宗旨都开始动摇。“道不成,乘槎浮于海”,这是孔子为儒家指出的最后的退路,看似潇洒飘逸,却终究掩饰不住深深的悲凉。张衡选择归隐田园正是走向儒家无可奈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