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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黑社会问题比较严重,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1990年我国大陆有500多帮会组织,1992年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帮会和联会有1800多个,1996年严打中全国共破700个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抓获其成员5000余人。2009年12月19日全国“打黑办”第十一次主任会议,公安侦办涉黑案件453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382起,法院一审判决330起。2010年公安打涉黑组织440个恶势力团伙4000多个,破获案件3.7万余起,黑恶犯罪嫌疑人2.8万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337起;法院一审判决385起。黑社会现状我们常说的黑社会,是非政府的以谋财害命为主,违背人类和平意愿的帮派组织.按照法律的定义,主要是四大特征:一是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二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是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四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一)二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是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但户籍制度和文化差异阻止了二者的结合,人为的阻断强化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敌视心理,在得不到疏导的情况下便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犯罪表现出来。相同的地位、地域、文化背景产生的亲和力使他们更容易聚集,在犯罪活动中更容易相互联系和照应,经演化便有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二)不良需求导致犯罪市场的存在,犯罪成本的加大,促使犯罪规模化发展,这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形成的决定原因。现代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需求。但由于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性,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对某些物品拥有使用的禁止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物品的短缺现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公众对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回报。毒品、走私物品、色情服务,正是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得以滋生的适例。(三)法治进程中立法滞后,司法空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法制因素。法治进程二十年来,我国旧的法制沉淀没有切除,行政驱动模式下进行的法律移植、法律制作,使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环境无法形成。法治进程中的局部阻却造成了诸多领域立法的真空和冲突,而黑社会性质犯罪正是利用这种短暂的空白得以维持。(四)社会控制弱化和非法控制力量的兴起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兴起的外部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繁荣,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度也随之增大,国家和法律对个人行为和社团活动的控制和规范也呈弱化趋势。另一方面,政治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撑起了保护伞,为他们实施犯罪提供着有利的外部环境。重庆涉黑组织金字塔尖的舞者文强文强表现出和黑社会打成一片的江湖气。文强在黑白两道通吃,与多名“黑社会老大”是拜把兄弟,他甚至不避讳自己和黑道之间的密切关系,公安局有例行的打黑行动,当下属跟他讲行动部署时,他说:“打什么黑?我就黑!”在目前已经审理的案件中,涉及重庆市公安局多位高层领导和中层干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陷入涉黑漩涡的最大公安集体。文强因受贿1211万元、包庇纵容5个黑社会性质组织、1044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强奸,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文强曾经是重庆警界功臣、以带队抓获悍匪张君而名闻警界的文强,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了解我国黑社会形成的原因有利于相关的人员开展防范本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黑社会发展到浮出水面,可以大摇大摆地活动,可以明码实价地做起黑生意,可以“镇里乱不乱,强哥说了算”,这是非仰赖治道荒芜不可的。因此,从黑社会的公开程度、声势大小,可以看到治道的水平。权力昏聩,或者治道失堕,黑帮就会大摇大摆,公开的治权无法有效行使,偶尔还像《让子弹飞》里的鹅城一样,被黑道土棍一类的势力控制,成其傀儡。
本文标题:黑白系列―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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