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经济学视角看烟草税

从现代经济学视角看烟草税“政府能够通过征收卷烟税获得大笔收入而无需大大加重穷人的净负担。确实，就多数参数值而言，我们的计算表明烟草税相对收入呈递增性。”作为彭博全球减少烟草使用倡议行动一部分、由彭博慈善机构资助的烟草课税系列报告之一。乔纳森格鲁伯麻省理工学院波汤德考泽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TobaccoReportCHN.10.qxd:gruberwCover22Febforprint.qxd9/29/089:52AMPageFC1ISBN:978-2-914365-44-4国际防痨与肺部疾病联合会（“联合会”）68boulevardSaintMichel,75006Paris-FRANCE电话：[phone],Fax:[phone]电邮：[e-mail];web:建议引用：GruberJ,KőszegiB.AModernEconomicViewofTobaccoTaxation.Paris:InternationalUnionAgainstTuberculosisandLungDisease;2008.TobaccoReportCHN.10.qxd:gruberwCover22Febforprint.qxd9/29/089:52AMPageFC2传统经济学分析表明，由于烟草使用的净外部性较小，烟草税由低收入人群承担的比例过高，因此烟草产品税应相对较低。我们将这些论点放在一个更为精确的人类行为模式框架内重新加以审视，在此框架中，一个人在各个阶段都会有一种自己早先不会认可的即时满足感品味。这种短期欲望与长期目标间的矛盾导致个人自身认为对烟草产品的过度消费。鉴于烟草税可减少消费，因而有助于解决这一过度消费问题。此外，如果低收入群体对价格较为敏感，税收就可以使其从减少过度消费中获得较大的利益。因此，烟草税比传统分析认为的递减度要低——甚至可能呈递增性。据我们估测，在美国，这两个因素的影响都极为巨大。根据我们的计算，一包香烟对普通吸烟者产生的健康损害，以金钱计超过35美元，这既表明最佳税额应该非常大，也表明卷烟税很可能呈递增性。尽管我们没有充分的数据进行类似估算，但我们认为，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很可能也是如此。摘要从现代经济学视角看烟草税TobaccoReportCHN.10.qxd:gruberwCover22Febforprint.qxd9/29/089:52AMPage12从现代经济学视角看烟草税|I.前言烟草消费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造成可预防死亡的首要原因。假设目前的吸烟趋势持续下去，现在活着的人中将有高达6.5亿的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在未来几十年内，每年都会有一千万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吸烟将成为全世界头号杀手。所幸的是，对于遏制烟草消费，存在一个广为认可的有效工具——税收。大量文字资料表明，提高烟草税可大大降低烟草消费，同时还能为政府提供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对烟草课税仍存在争议，原因有二：首先，一些计算表明，烟草课税水平超过了吸烟对社会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因此根据标准的经济学模型，课税水平已经过高。第二，由于低收入群体在烟草上的花费占其收入的比例较高，因此烟草税被视为递减税。我们在本文中，对上述两个论点提出有力反驳。首先，我们阐明烟草税为何应超出人际间净外部性水平。我们特别研究了导致超过理想水平过量吸烟行为的个人自我失控。在此情况下，烟草税可起到纠正自我失控的作用。第二，我们证明，在自我失控的模型中，烟草税收作为增加收入的方式实际上未必是递减性的。这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在决定烟草消费时，对价格往往较为敏感，因此烟草税收通过诱导更多人戒烟，使低收入吸烟者具有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如上反驳以往也曾有人不经心地提出过，但很少得到严谨的经济模型的支持，而我们提供这一严谨的支持。在早先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认真谨慎地拓展我们支持将烟草税用作既增加财政收入又促进公众健康手段的论点。我们还深入探讨了烟草税对分配的影响，证明为什么对此问题的一般直觉是错误的原因所在。我们的分析产生两个公式，可以很容易地根据特定国家的国情和国策做出调整以帮助政策制定者考虑烟草课税问题。第一个是“最佳税收额”对于烟草的健康成本和外部性、人们对其生命赋予的价值（或许还有烟草消费的其它未来成本），以及人群中自我失控问题的严重程度等因素的作用。第二个公式可用于调整烟草税对分配的影响，将烟草的健康成本、人们对其生命赋予的价值、消费的价格敏感度以及人口中自我失控的程度作为考虑因素。对遏制烟草消费，有一个受到广泛认可的有效工具——税收。我们的分析产生两个公式，可以很容易地根据特定国家的状况调整后使用，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妥善考虑烟草课税问题。TobaccoReportCHN.10.qxd:gruberwCover22Febforprint.qxd9/29/089:52AMPage2JonathanGruber&BotondKoszegi3我们报告的程序如下：在第二节，我们展示吸烟的传统经济学模型，强调主要的政策性结论：烟草税应与香烟消费产生的外部性大小挂钩。在第三节，我们讨论这一模型的根本缺陷：它与一切现有的心理和行为证据不符。在第四节，我们阐明一个更符合现有证据的替代模型，并证明该模型对政府政策的两项重大意义：一是烟草税应超过（可能应大幅超过）烟草消费所产生的外部性；二是只要穷人在作烟草消费决定时对价格较富人敏感，烟草税就不会呈递减性。II.关于烟草政策的传统观点对于烟草税收，传统观点认为，人们消费烟草与消费其它商品相同。因此，承担成本和获得好处都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应加以干预。而唯一支持政府干预的论据是吸烟者对他人产生的外部性影响。即，根据传统模型，如一吸烟者在荒岛上独自吸烟，并因此早死了六年，政府除了可以告诉他吸烟对健康有害外，别无作用可起。另一方面，如果该吸烟者未参加保险，并因染上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而提高了他人的健康成本，这一外部性影响将证明政府对吸烟进行某种形式的规制是正当的。特别是，皮古税理论认为，对一种产品的税收应等于使用该产品对他人产生的外部性影响，而不应取决于对本人的影响（这种影响被推定在消费决定中被内在化了）。这一传统观点的依据是费舍尔（Fisher）（1930）预测的个人决策模型，该模型后由萨缪尔森（Samuelson）（1937）充分发展为“指数贴现”，有效将跨期选择简化为非时间选择。特别是，即使在跨期选择中，人们也被推定在消费向量上正确地将单一效用函数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形式为：此处ut是时间t的即时效用，δ是一个介于0与1的“贴现因子”。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点采取的行动只是将上述效用函数最大化的不同步骤，而δ允许个人对待未来不如对待眼前重要。但除此之外，时间在公式中不起任何作用，因此，就非时间选择而言，皮古税理论是站得住脚的。|’’烟草税应超过（可能应大幅超过）烟草消费所产生的外部性；只要穷人在作烟草消费决定时对价格较富人敏感，烟草税就不会呈递减性。对一种产品的税收应等于使用该产品对他人产生的外部性影响，而不应取决于对本人的影响。ttu,TobaccoReportCHN.10.qxd:gruberwCover22Febforprint.qxd9/29/089:52AMPage34从现代经济学视角看烟草税|正如贝克尔（Becker）和墨菲（Murphy）（1988）所强调的那样，即使在相关商品令人上瘾且有害的情况下，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在此情况下，单一的最优决策就更难做出，因为人们必须考虑到今天增加的烟草消费会增加未来消费的欲望，不但提高未来的金钱成本（通过在烟草上花更多的钱），也增加未来的健康伤害。然而，只要人们能正确地进行此番计算，以上结论就站得住脚：烟草税应定在等于人际间外部性的水平上。这一结论令人瞠目，因为通常人们都认为，吸烟产生的净外部性很小。实际上，有些很大的负面外部性产生于吸烟。例如，有一项估算认为在美国与吸烟有关的疾病每年使医疗成本上升750亿美元以上（美国癌症协会2006，第39页）。当然，只要吸烟者支付的医疗保险费高于常人，这未必就是外部性。但事实上大部分团体保险向吸烟者收取的费用并不比不吸烟者高，而且与吸烟有关的疾病产生的成本大部分是由未投保者（他们的成本由投保的患者承担）或参加公共保险者（其成本由纳税人承担）造成的。医疗成本呈外部性的程度当然因所涉医疗保险的性质而有所不同。在一个几乎无保险可言、医疗成本完全由个人负担的极为穷困的国家，医疗成本基本不会呈外部性。而另一个极端是，在一些全民参保的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中，医疗费用不出自个人，完全来自国家财政（如加拿大），则吸烟造成的一切医疗成本均具外部性。吸烟造成的另一个主要外部性是工作场所效率低下。一项研究发现，每个吸烟者每年因生产效率低下和旷工而产生的成本为600-1,100美元，另一项研究发现，吸烟者每年因疾病缺勤的天数比不吸烟者多50%。[曼宁（Manning）、基勒（Keeler）、纽豪斯（Newhouse）和斯劳斯（Sloss）1991]。只要此类生产力低下未完全反映在吸烟者工资较低上（似乎大有可能），便会成为公司的外部性。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也更可能引发火灾，主要是由于烟未熄灭就睡着了：例如2000年，吸烟者引发的火灾致使全球三万人丧命，造成27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雷斯蒂考（Leistikow）、马丁（Martin）和米兰诺（Milano）（2000）]。这显然因对他人造成的健康和财产损害呈现外部性，更不用说用于消防的公共资源了。本文所用数字均以2006年美元计值。吸烟造成的另一个主要外部性是工作场所效率低下。TobaccoReportCHN.10.qxd:gruberwCover22Febforprint.qxd9/29/089:52AMPage4JonathanGruber&BotondKoszegi5然而，吸烟者寿命缩短为社会带来的经济收益抵消了这些负面外部性。例如，考虑一下社会保障计划向工人收取工资税，直至其退休，然后从工人退休之日起支付退休金，直至其去世。在过去，吸烟者往往在退休年龄前后去世，因此他们拿不到因其缴纳工资税而应该享受的退休金。在此情况下，吸烟者对不吸烟者呈现出正面的经济外部性：吸烟者付税，为退休金提供资金，自己的寿命却不够长，享受不到退休福利。这使政府有更多资金向不吸烟者支付退休金。于是，由于社会保障计划的存在，不吸烟者因吸烟者的较早去世而受益。此外，吸烟者较早去世也抵消了吸烟引起的诸多医疗成本。如果吸烟者在65岁时去世，就无需为他们修建大型养老院，也不会产生其它高龄医疗成本。这些得以避免的医疗成本抵消了他们在年轻时因治疗癌症和心脏病而产生的额外医疗成本。这种所谓的“死亡利益”在几年前曾引起广泛关注，当时为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撰写的一份报告预计，持续吸烟会对捷克共和国带来积极的财政影响[亚瑟.D.里特尔公司（ArthurD.Little,Inc.）（2000）]。以吸烟者早亡带来的积极财政影响抵消吸烟的负面外部性后，吸烟的净外部成本就比较小了。其典型的量化值是国会调研处（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格鲁伯（Gruber）（2001）]估算的每包香烟约40美分。有关吸烟的外部成本，还有其它更有争议的方面，最突出的是吸二手烟的成本，迄今很难确定。因此，传统观点认为，烟草税应该只等于人际间外部性水平，这意味着对香烟和其它烟草产品收较低的税。此外，由于低收入群体用于烟草的花费占其收入的比例比高收入者高得多，烟草税对资源分配有不好的影响。反驳这些反对烟草税理由的唯一论点是，由于烟草消费比较缺乏弹性，烟草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在下面几节中，我们表明在更为现实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中，反对烟草税的前两个理由的相关性令人质疑，而赞同烟草税的最后一个理由却同样有道理。|’’如一消费者起初不知道烟草是多么有害和令人上瘾，他可能很年轻时便开始尝试吸烟。但由于烟草令人上瘾，这种尝试可能使他走上终生消费的效用递减之路。为减少这一普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