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转向

骏卡摘要：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危机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及人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了人对人的统治的观点，表征了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源脉关系。同时，马尔库塞以批判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从技术批判转向社会批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对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同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相统一的理想的描述，由于缺乏基于人的主体性的实践过程，从而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关键词：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社会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似乎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50、60年代思想活跃，著述甚多，但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因此他们的思想及著述不可能直接地表述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至多是从自然和人的关系角度以及从科学技术的悲观情结中涉及生态危机问题。但是，如果说对生态环境危机的资本主义批判始于马尔库塞，理由则是充分的。一、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问题关系研究之肇始众所周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架构中，技术理性批判是至关重要的批判视角和不可或缺的主题维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用“启蒙辩证法”这一经典表述形式，揭开了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帷幕。所谓的“启蒙辩证法”，就是要揭示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走向了反面，即启蒙的“自我摧毁”——悲剧性的毁灭。这种毁灭的表现之一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人类进行毁灭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这种毁灭力实现了，整个地球就会成为一片空地。或者人类自身相互吞尽，或者人类食尽地球上全部动物和植物，如果地球符合一种著名的论断还有足够的生命力的话，万物就会从最低级的阶段重新开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指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化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权，拆解了人类和自然之间原有的和谐，制造了二者的紧张与冲突。然而，人对自然行使“统治权”的结果却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人类并没有成为万物的主宰，万物（自然）却使人类的生存状态不断出现危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指出，在完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毁灭的表现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相互异化，更为严重的是人与人的相互异化。由于启蒙精神迷信于技术理性和科学思维，以抽象的科学的理性认识描述现实，而缺乏基于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性思维，使人变成了无主体的客体，人与人之间主体性的交往关系变成了主体与客体、主体与物的关系。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中，不仅人和自然相冲突，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相互冲突乃至相互厮杀。“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机制，也不过是相互残杀的自然界。再没有手段可以表达这种矛盾了。这种矛盾是与单调严肃的世界一起运动的，艺术、思想、否定性就是从这个世界中消失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与自然界是在彻底地异化，他们只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他们要做什么。每个人都是一个材料，某种实践的主体或客体，人们可以用它来做什么事，或者不能用它来做什么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悲观地对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化进行了全面否定。在他们看来，启蒙精神的演化历程完全是悲剧性的辩证法。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启蒙根本不顾及自身，它抹去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在现实社会中，技术理性没有实现它所希冀的“抱负”：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科学和技术把人从神话和迷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其结果使人类走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后者成为了一种新的束缚人、统治人的“神话”力量。科学技术制造的“神话”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之中，经济结构为商品设定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价值，商品失去了除却拜物教之外的一切经济特征，拜物教已经将其不良影响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自由与个性被扼杀，人类完全置身于一个物化和异化的世界中了。毋庸置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确没有直接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但是，在技术理性文化信念占绝对统治地位而生态意识却还没有觉醒的时期，这种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主线描述人类的历史，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隶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的危险性的观点，无疑为马尔库塞分析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考路径。马尔库塞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分析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灾难的思维路径，一方面说明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思想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表征了法兰克福学派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源脉关系；另一方面，尽管马尔库塞剖析了技术的两重性，指出技术异化下的单向度人等普遍异化现象，但是，他仍然充分肯定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对科学技术的未来社会价值充满信心。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观点充分说明马尔库塞已超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启蒙破坏自然的悲观情结，开始了从技术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转向。从历史逻辑的角度来看，法兰克福学派是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发展到技术批判的，抑或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等异化力量的批判都是沿着批判理论所规定的方向展开的具体的社会批判。但无论如何，法兰克福学派始终都是以对社会的现实批判为使命的。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疑为马尔库塞提供了进一步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视角。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批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转向对社会制度的深度批判。二、从技术批判到社会批判的转向马尔库塞沿袭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人对自然统治的社会批判理论，进一步指出：“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概念和工具”，“技术也使人的处处不自由得到合理化——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理性”。在此，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理性操纵社会的批判更是深入透彻。他尖锐地指出，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极权性质的统治力量，它不仅统治了自然，而且统治了人，“技术的逻各斯已经变成统治的逻各斯，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毋庸讳言，在此，马尔库塞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技术悲观主义情绪。1968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出版时，适逢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西方冷战时期。针对冷战中的核主义，马尔库塞深刻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对自然和人的全面统治的极权主义，并从科学技术导致极权主义的维度转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批判。他敏锐地指出，冷战中的核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极端表现。在核恐吓中，发达工业社会民众“屈从于和平地制造破坏手段、登峰造极地浪费，屈从于防御教育，而这种防御教育既扭曲了防御者，也歪曲了他们所包围的东西”，但是，“发达工业社会越是使这种危险永久化，它就变得越丰富、越强大而且越好。防御结构使得大多数的人更容易生活，并且扩大了人对自然的统治”。马尔库塞以对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的谴责为切入点和着力点，深刻地描述了现代人异化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统治。马尔库塞鞭辟入里地指出，以科学技术发展为背景的技术理性控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具有政治性质的“极权主义”统治，而且，“今天，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也作为技术，使自己永存并扩大化，而后者提供了膨胀着的吸收所有文化圈的政治权力的充分合法性”。按照传统理念的解释，科学技术应该主要具有工具和手段的特征。换言之，就其同人类生存的关系而言，科学技术具有中立的性质。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技术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形成了新的统治形式。这种统治比传统“政治暴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尽管如此，其作用和威力却是以往任何统治形式都无法比拟的。技术统治在行使其职能时不再使用强权和暴力，使政治统治具有了技术的性质。因为，当技术理性被冠之以“富足”和“自由”的美誉而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时，它就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统治。这种统治把所有的民众都整合到现存的技术体系中，从而使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的劳动者丧失了应该具有的否定性，即不再是社会对立或反抗的力量。“富足”和“自由”使他们享受着充盈和多彩的物质生活，大众文化提供的娱乐消遣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纳入到现存社会秩序中去。所以，技术统治作为一种极权的统治，使技术从人的解放的力量转变为人的解放的桎梏。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生产设备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艺和态度，也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就此而言，它倾向成为极权主义。因此，它消除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事实上，现代技术理性催生的极权主义凭借着既得利益集团对需要进行的控制和操纵，不仅拥有毁灭自然和人类的物质力量，而且不可思议地毁灭了人类的否定性思维，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社会的需求结构。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的极权主义操控着人类的需要，在真实性需要和虚假性需要中强化了后者的地位。在一定的社会中，如何判断社会的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马尔库塞认为社会的真实需要是有客观标准的，即“根本需要的普遍满足和辛劳、贫困的逐渐减轻成为普遍有效的标准”。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若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而且人的劳动逐步减轻，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社会发展起来的各种需要都是真实的基本需要。他进一步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经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但它仍然不断地在制造着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则是一种虚假的需求，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政治的目的而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种需求的目的就是要使生存斗争成为人类社会的必要模式，从而使权力合法化、统治永恒化。那么，为什么发达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对“合理化”的虚假需要以及永恒化的生存斗争模式熟视无睹，却没有提出质疑、批判抑或抗争呢？马尔库塞指出，这种状况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将“反对派”——无产阶级“同化”了，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追求的最重要的目的实现了。在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的统治中，无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阶级概念已经渐行渐远，甚至消失殆尽。新的统治方式全面控制了劳动者，技术理性彻底消解了劳动者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他们丧失了“内心自由”，人的思想成为“单向度”的思想，人则成为“单向度”的人。当然，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立的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使他们不再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维护和改善制度现状的凌驾于一切的利益，在当代最发达的地区把以前的敌对者联合了起来”。马尔库塞一再强调，由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彻底改变了无产阶级的工作、生活乃至思想意识状况，他们完全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同化了，劳动者和统治者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同一”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在生产领域就是科学技术减少了劳动者体力支出的数量和强度，“机械化不断降低着在劳动中所耗费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这种演变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无产阶级）的概念有着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被激化，无产阶级必然要通过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而现在的情况表明，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及功能发生了变化。生产力继续发展，无产阶级却没有革命的意识和激情了。对此，马尔库塞不无痛心地指出：“工人阶级的激进化，被由社会操纵的对艺术的抑制、被对于那些使被剥削者的奴隶状态永恒化的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所抵消了。这样，就在被剥削者的本能结构中培植着在现存制度中既得利益而同阵营的连续性相决裂这样一种解放的前提条件却没有发生。”在此，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表示了质疑。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保证人的自由与解放，“技术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吸引力，质变的概念就以多大的程度在一种非爆炸性发展的现实主义主张面前退却”。最后，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不仅控制了社会的生产领域，而且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加强了对社会的消费领域的控制。他指出，在冷战时期，科学技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