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易未央(13)

《易经》对儒家的影响以“严谨纪实”而著称于世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下面讲的是孔子刻苦研读《易经》的故事。春秋时的书，主要都是以竹子作为材料，即先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竹签，称为竹简，然后用火烘干，再在上面写字。竹简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上面只能写一行字，少则八九个，多则几十个。一部书就要用许多竹简，这些竹简必须用绳子之类的牢固东西编连起来才能阅读。这种编连的材质不能用现在的普通绳子，而要用非常坚韧的熟牛皮筋，称为“韦”，“韦编”也就是指用熟牛皮筋绳编连起来的竹简书。像《易经》这样的书，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竹简编连起来的，因此也有相当的重量。孔丘非常的喜欢《易经》，花了很大的精力，整日研读《易经》，明白了其中的大致内容，掌握了其中的基本要点，理解了其中的本质核心。为了深入研究这部书以及给弟子讲解，孔子不知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来读去，就把编连竹简的熟牛皮筋磨断了好几次（“三”表示的是概数，意思为多次；“绝”就是断的意思），然后他又不得不换上新的再使用，可谓是书不离手。即使刻苦钻研到了这样的地步，孔子还谦虚地说：“假如再让我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经》的概念与本质了”。孔子自己也在《论语·述而》中写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再让我多活几年，从５０岁开始学习《易经》，那么人生就不会花费很大的力气和经历很大的挫折了”。这更是表明了孔子晚年对《易经》推崇备至，这也是孔子后期哲学思想成果的重大来源。孔子不但喜《易》、研《易》、用《易》，而且最大的成就还在于他及其弟子编纂了构思庞大、义理广博的《易传》，从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对《易经》加以诠释和发挥。这个成就对《易经》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易经》对于孔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对其弟子如孟子、荀子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在儒家的思想传承和经典书籍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在“四书”中多处出现。《大学》和《中庸》是阐述个人道德修养、社会治乱和教育理论的书，其内容始终都贯穿了《易经》的思想，如《中庸》的“心法道统”和《大学》的“三纲八条目”思想；《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其内容体现了《易经》体系中的天道观、中和思想和刚柔之说；《孟子》是记录孟子言行的书，其论点包含了《易经》体系中的继善成性、乾道刚健和德位思想；“程朱理学”，是儒家学者在宋明时期开创的“新儒家”的典范，其“宇宙本根就是太极”的核心思想也是来源于《易经》。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学说所认同的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也被称为“五常”。这五个概念，既有不同的内涵，又具内在的联系。“仁”是说“以人为本，人性关怀”，这是人类道德标准的首要目标和最高原则；“义”是说“公平正义、坚守原则”，这是人类价值取向和利益选择的依据基础；“礼”是说“恭敬尊重，礼仪文明”，这是人类礼仪文化和精神修养的实践准则；“智”是说“崇尚知识，追求真理”，这是人类增长智慧和提高素质的正确方式；“信”是说“忠于职责，诚实守信”，这是人类真诚交往和信守承诺的基本道德。“仁、义、理、智、信”，其本质源于《易经》中的五行思想。“仁”根源于“木”，不断地将关爱给予他人、抒发扩散，如同树木般开枝散叶、越发茂盛；“义”根源于“金”，始终地对利益取舍得当、公正无私，如同金属般坚挺硬直、刚正不阿；“礼”根源于“火”，长久地与别人礼仪相待、谦逊尊敬、如同火焰般热情洋溢、温暖示人；“智”根源于“水”，持续地为自身补充知识、修身养性，如同水一样的外静内动、汲取能量；“信”根源于“土”，终身地把信用放在首位、守诺不欺，如同大地般忠厚持重、善良诚恳。儒家讲究“损、益”的关系，孔子说：“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这正是受到《易经》中“一阴一阳之谓道”思想的指导而得出的；儒家强调“六德”的位置，以由人伦六位而产生的六种德行为核心，即夫妇、父子、君臣，这又是受到《易经》中“卦”的六爻之位的影响而提出的。儒家注重“恒”的概念，孔子说：“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表面原意是说：“没有行善的心思却装着行善的样子，内心很空虚的却装着很满盈的样子，生活很节俭却装着很富态的阳台子，是很难长久的。”其本质讲的是易道的变化，在变化之中保持不变与恒常是很难的，所以“恒”本身就是一种德行，这也是受到了《易经》中“恒”卦的启发而得出的。《易经》是儒家的首要经典，其地位要远远高于“半部治天下”的《论语》，其包含的“天、人、道、德、节、谦、中”等思想皆被儒家学说用来立论，《易经》充实了儒学，完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孔子在潜心研易之下，呕心沥血著成的《易传》，不但对于《易经》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自身创立的思想体系更是起到了升华的作用，使得儒家从“重视个人修身养性、国家仁政安泰”扩展到了“揭示宇宙运行规律和自然状态”的高度。《庄子·天运篇》里记载孔子走访老子时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庄子认为孔子治《易》，是很长久了的。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儒学利用了易学，借易学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后世儒家更是引《易》立论，体现易学精华的《周易》成了儒家的首要经典。这个儒学与易学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儒家思想发展完善的过程。儒学在先秦称显学。《韩非子·显学第五十》里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儒家尚孝，墨家尚俭，但都称道尧舜，而且都称自己是真尧舜。因为尧舜早在三千年之前，其事迹已无可考，且又是过时的故事，所以韩非称儒、墨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韩非把儒家的仁义说比作巫祝的祝词。韩非说：“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韩非子·显学第五十》）韩非是法家，提倡法治，不讲仁义，也不讲民心向背，更不法先王，一切从是否有利于现实出发，言辞不免有些偏激，但也说明先秦的儒家主要是从传说中的尧舜之治游说诸侯，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鼓吹效法先王。至于自己，并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而且也不注重理论。根据儒家主要经典之一的《礼记·儒行》记载，当时的儒者们十分注意自己的仪容、志趣、作风、性格、气度、事业、责任以及交友、助人等方面，于理论则闭口未谈，于学习也仅有“儒有博学而不穷”一句。而于其他方面却阐述得深刻精当。如表明儒者志趣的“备豫”条说：“儒有居处其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儒者平时刻苦持敬，言信行果，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毫不吝啬自己的生命，一种十足的儒侠风度。儒者们爱护他人，但也十分尊重自己。《儒行》的“刚毅”条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者不仅是可杀而不辱，就是自己有了过失，也只能“微辨”而不可当面数落，可见其自尊。儒者的自尊不是单纯面子观念的表现，而是建立在自己严于自立的基础上的。《礼记·儒行》在“自立”条中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人能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自然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得到社会承认，即便有些过失，应当“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上面所说，先秦儒家注重的是自己的修养、抱负，以及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不注重理论的探讨。说儒家不注重理论的探讨，并不排除他们的刻苦学习。《论语》的开篇就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接连阐述了学习中三种不同境界的快乐。孔子不仅提倡刻苦学习，而且提倡深入思考。他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不仅提倡思考，而且提倡考证。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虽然提倡学习，但学习的内容只限于《诗》、《书》、《礼》、《乐》。《论语·述而》记载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自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教育自己的儿子也只强调学《诗》、学《礼》，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见《论语·季氏》）。孔子提倡学习，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加强自己的修养。孔子把儒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能学以致用，不断加深自己修养的“君子儒”，一类是剽学某些词句而与自己思想无涉的“小人儒”（见《论语·雍也》）。孔子教学生虽然也设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学科（见《论语·先进》），但第一位的是修养，也就是德行，其他都是次要的。他公开要求自己的学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一生最为得意的学生是德行最好的颜回，孔子赞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因为侧重思想修养，讲求实际，所以对宇宙生成、生来死去之类不加留意。《论语·先进》记载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死，焉知死。”虽然如此，但晚年对《周易》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司马迁作《史记》，于《孔子世家》篇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司马迁这段话虽然自相矛盾，但说孔子来而好《易》是确切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要》就明确记载道：“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自己也说：“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自己说的和上面引文的有关内容是完全吻合的。孔子其时已到暮年，才发现《易》的重要，所以感叹说，如果能够再给我一些时间，回到五十岁的年龄段，认真钻研易学，就可以没有大过了（按司马迁的说法则“于《易》则彬彬矣”）。儒学由先秦的显学一跃而成为汉代独尊儒术的官方学术，一则得力于董仲舒的宣传和汉武帝的决断，二则得力于自身在理论上的充实和发展。理论充实、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易传》的流传以及引《易》立论风气的兴起，而引《易》立论又是和《易传》的出现与流传分不开的，因为《易传》将卜筮之书的《易》提升到了统括一切的理论高度，在为后人开辟广阔思路的同时提供了权威性的论据，董仲舒对儒学的宣传就是借《易》来立论的。董仲舒在最后一次策对中说：“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褊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董仲舒的这段话，除了掺入他自己一些天人合一思想之外，其他全是来自《易传·系辞》。董仲舒也直接引《易》立论，他的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直接引《易》立论的。他说：“《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资治通鉴》卷十七）《易传》的出现说明了《易》学被拉入了儒学的思想范畴，从而大大充实和完善了儒家的思想理论，而引《易》立论风气的兴起，说明了儒家对《易》学思想运用的普及和深入。这种普及和深入在汉代达到了高潮，《汉书·艺文志》引《易》对诸家评论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