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世界汉学大会主题及若干相关问题漫谈

世界汉学大会主题及若干相关问题漫谈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林新年关于“汉学”汉学（Sinology）也称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等。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或者说汉学就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一切，涵盖很广，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朝里面放，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外国人研究中国，其研究方法、学术传承及文化视角又不同于中国，他们是以独特的视野和自身的经验观照中国文化。关于“世界汉学大会”世界汉学大会由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旨在通过世界汉学界专家、学者的深入对话和讨论，促进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价值。迄今已经举办二届。关于“世界汉学大会”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是2007年3月26日至27日召开，主题是“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5个分会主题：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中国传统文化：诠释和影响汉学家与汉学史汉语国际推广与跨国文化3场专题圆桌会议：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景教文典与新近发现的《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汉学的自我定位关于“世界汉学大会”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2009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召开。六个分会论题：汉学与文化对话汉学与历史研究汉学与中国文学汉学与汉籍传译汉学与中国戏曲孔子学院论坛二场专题圆桌会议：出土文献与汉学研究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互动在开幕式上，悬挂着两幅字：“同归而殊途”（周易）、“此路亦彼路”（赫拉克利特）。一、大会主题强调的是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二届汉学大会的主题是“对话”和“交流”，为什么中国和外国、或者说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能够而且必须进行“对话”和“交流”？一、大会主题强调的是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首先，对话精神应当是所有人文学科包括汉学研究所共同持守的内在品质，同时也是人文学术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命意。一、大会主题强调的是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其次，不同文化实际上包含着共同的理念，或者说存在着普世原则，由此形成了对话的基础。例如：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是以体现孔子所倡导的“恕”之道，亦即关于“仁”的实践途径与方法。印度史诗《摩珂婆罗多》“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苛求的事，也该希望别人得到。”基督教主张“爱人如己”、“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伊斯兰教也强调：“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该稀罕别人得到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你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一、大会主题强调的是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第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虽然反映了人类共有的追求正义、公平、自由等价值观，同时应当承认存在着差异和不同。中国和西方的认识方式、思维逻辑乃至整体的文化观念，客观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和不同。而这些差异和不同恰恰是一个和谐世界的本来面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不同产生和谐”的观点。古希腊哲人道此，亦喻谓音乐之和谐，乃五声七音之辅济，而非单调同声之专壹。赫拉克利特反复言，无高下相反之音则乐不能和，故同必至不和而谐出于不一。对于和谐产生于差异的理解，也是所谓东海西海，文心相通的。人们都意识到，无论是饮食的调味，音乐的谱写，情爱的沟通以及国家的治理，都需要把差异乃至相反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才能够达成和谐。那种以为把同样的事物置于一起，或者强求不同的事物变得一律便是和谐的做法或想法是完全背离事物的本性的。文革时期，不仅舆论一律，而且举国之人服饰几近无差别，女性也着男装，美其名曰“不爱红妆爱武装”，这样的整齐划一哪里是和谐，完全是单调专一。这种不真实的和谐掩饰了矛盾和危机，人类社会许多灾难正来源于此。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所谓“同而不和”则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在这里，我们看到，赫拉克利特的“不同产生和谐”与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息息相通的，文化共生中本来就是多元的品格，“差异”和“共识”两极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以唯我独尊这样狭隘的民族主义去消灭“差异”，同样也不能拒绝承认“共识”而走向文化自闭。一、大会主题强调的是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因此，我们必须进行不同民族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才能达到揭示和谐世界的本来面目，才能营造和谐共生的世界环境。二、汉学研究历史概说西方汉学大体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时期。二、汉学研究历史概说“游记汉学”《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年~1324年]）前后直到耶稣会入华这一段时间称为“游记汉学”时期。这期间有不少作品在西方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如元蒙时期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大航海以后拉达的《记大明的事情》、平托的《平托游记》、皮尔资的《东方志》等。这一时期以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为其发展的顶峰，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作品停留在对中国表面的报导上，尚不能深入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故以“游记汉学”给以概括应较为准确。二、汉学研究历史概说“传教士汉学”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并在中国腹地肇庆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教堂——“仙花寺”，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由于入华传教士大都遵循利玛窦的“合儒排佛”，适应中国文化的路线，他们读中国古书、念儒家经典，广交朝野文人，努力以中国的语言和传统去传播基督教，取得了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它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著作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但这一时期汉学仍在传教学的框架中生长，中国还尚未做为一个实证的、科学的对象，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教内学者和传教士，汉学研究尚未成为学术职业，所以，以“传教士汉学”加以概括较为合适。二、汉学研究历史概说“传教士汉学”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对中国来说，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裂”的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满人入关、明亡清兴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还有西方文化的传入、天主教的入华。中国传统思想第一次与西方思想相遇。徐光启的入教、李贽与利玛窦的相见对中国思想文化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震动中国文人的不仅仅是天学、算学、地图、自鸣钟，还有一整套与之伴随而来的宇宙观念、思维方法、宗教信仰。心学衰而实学兴。乾嘉汉学的大师们重考证、讲版本，开始抛弃空疏的心性之学而向经世之学转化，这里不能不讲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的作用。梁任公认为“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学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小”。胡适认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如顾亭林、阎若璩、戴震都曾先后受启于利玛窦等人的著作。这样，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纳入西方汉学的整体历史发展之中，那么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与明清思想史的研究紧紧连在一起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传教士的研究也就是对明清基督教史的研究。利玛窦在一定意义上讲可称为“中国基督教之父”。实际上传教士的这批中文著作和文献构成了明清基督教史的基础。二、汉学研究历史概说“专业汉学”1814年以后的专业汉学是在西方早期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传教士汉学”。雷慕沙1815年1月16日在法兰西学第一次开汉语课时，用的是马若瑟的《汉语语言札记》的手稿，而德经则一直保持着与宋君荣的联系，并将整理宋君荣的遗稿作为其研究任务，法国19世纪东方学的巨头们则一直关注着传教士汉学名著《中国杂篆》最后一卷的出版。这是说“专业汉学”在其诞生的初期，其学术文献和资料都是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发展起来。在理雅各（1815-1897）等传教士的推动下，汉学成为西方大学中的一门学科。1837年，撒母耳·基德（SamuelKidd）（1797–1843）成为英格兰第一位中文教授。在此领域，教会外学者的人数逐渐超过了传教士。到了20世纪，汉学逐步在西方大学取得了更重要的地位。由于在所谓智库中所起的作用，汉学对当代政治也产生了影响。尽管有些非议，但汉学依然是西方学术性中国研究的主导模式。二、汉学研究历史概说“专业汉学”如果说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本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Edouardchavannes）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Remusat）与儒莲（StanislasJulien）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戴密微（M.PaulDemieville）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视汉学为法国的“国学”。二、汉学研究历史概说“专业汉学”汉学在欧洲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而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F.Richthofen）不懂汉语，竟写成多卷本巨著《中国》（China，ErgebnisseeihenerReisenunddaraufgegrundeterStudien），对中国地矿学研究贡献甚大，但引据谬误极多，对德国汉学反有不良影响，“投机作品，如雨后春笋，一似汉学著书为不学而能者。”这种状况到沙畹时开始转变，用伯希和的话说：“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二、汉学研究历史概说“专业汉学”其二，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高氏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二、汉学研究历史概说“专业汉学”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