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柯雪帆--赵章忠--张玉萍--程磐基

1（天地悠悠zjw整理注：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年第12期上。中药剂量关系中医药的慧命。本文内容只见多人引用，从未见过全文。网上也未见过。最近，偶然机会，在黄煌经方沙龙上，见到该文章的图片。（见附后）。我将它整理成word文档，供大家学习参考。20120629天地悠悠zjw）《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上海中医学院柯雪帆赵章忠张玉萍程磐基《伤寒沦》和《金匮要略》两书中的药物剂量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是悬而末决。现就近年对这个问题的几种不同看法进行讨论，并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一、根据临床常用量估计1979年出版的湖北中医学院主编的《仿寒论选读》具体地把《伤寒论》中汉代的1两折合为3克，1升折合为60～80毫升或18~30克。此书沿用1964年出版的《伤寒论讲义》(中医学院试用教材)的观点，认为“关于剂量之标准，古今不一。汉时以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处方应用时，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的量制折算，更重要的是依据临床实践。凡沦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云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至80毫升。”我们认为，医生对某—种药物的习贯用量是回事，东汉时1两折合现在多少克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等同起来。这种用临床常用量来估计仲景用药剂量的方法，早已有之。如徐灵胎。医药源流论，认为“自三代至汉晋，升斗权衡，虽有异同，以今较之，不过十分之二。”汪昂《汤头歌诀》认为“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徐、汪两人均为清代人，出生年月，相差不过七十余年，当时的衡制并无变化，1两合今之37．3克。【1】而所估计的剂量相差竟达一倍。就以近年临床来说，各个医生的习惯用量差别很大．如上海的夏理彬老中医，桂枝只用三分到五分(1～1．5克)，而沈宝善老中医，桂枝常用一两到三两(30～90克)，相差数十倍．即使采用临床常用量的平均数，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医生的用药剂量差异之大，实难统一划定。所以根据临床常用量来估计仲景用药剂量，并不是一个好方法．二、根据某种药物单位体积测比重推算近有陈家骅氏等的论著《经方药量管窥“见《浙江中医杂志》1981年第5期)，以《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篇乌头桂枝汤方后的煎煮法为根据，推算出东汉的1斤合今之126克，1两合8克弱。理由是方后记载“后一味，以蜜二斤，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一升……。”认为1斤蜜的容积为0．5升(五合)，根据东汉1升合今之198毫升，则0．5升为99毫升。又测得生蜜比重为1．27克/毫升，于是推算出上述结果。我们曾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实验：用100毫升市售的蜂蜜（比重为1．38克/毫升）加温，当减少到81．7毫升时，重量由138克减少到116克，蒸发水分约22克，比重变为1．42克／毫升。此时烧怀底部的蜂蜜已呈焦黑，冷却后凝成固体。据此我们认为：“以蜜二斤，煎减半”之说，是约略之辞，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且经煎煮后的蜂蜜是不能再以生蜜比重为标准的。因而陈氏推算的基础是不可靠的。再查考一下这一条原文，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如《千金方》为“白蜜一斤，煎减半，”《金匮要略心典》为“以水一升，煎减半。”这种以有争议的文字作为推算的依据，意义就不大了。清·王朴庄《考证古方权量说》【2】也曾根据《千金方》蜜1斤得药升7合，及《灵台仪象志》水与蜜比重为20：29的记载，以自制药升1升水为一两二钱，推算出1药升蜜重一两七钱四分。据此又得出“古十六两，今重一两二钱一分八厘。古—两，今重七分六厘强”的结论。然而王朴庄自制的药升，并非是东汉时期的升，故上述数据也就不能认为是东汉时期的用量。三、根据“药秤”折算1959年出版的中医研究院编的《伤寒论语译》和1974年出版的《金匮要略语译》两书，一方面引用《中国度量衡史》的材料(东汉一两相当于13．92克)。【3】一方面引用唐·苏敬编的《新修本草》中的一段话，认为东汉时有药秤，只有普通秤的二分之一。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中的1两折为6．96克。《新修本草》(成书于唐显庆4年，公元659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即东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耳。”【4】要理解这段文字的涵义，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后汉末以来，晋代开始，衡器的称量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及如何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二是这段文字中所说的“今秤”，当然是指唐代的称量，而今称与张仲景的称量相似，那末，“古秤”是指什么时候的称量?根据史料记载，我国的度量衡制度于新莽时期曾进行了一次整顿，但是至汉末晋初，由于封建地主阶级贪得无厌，残酷剥削，称量任意增大，当局者无法控制．如《晋书·裴秀传》记载：“頠2(裴頠，裴秀之子)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荀勖之修律度也．捡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余。頠上言，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歧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晋书·律历志》记载：“元康(公元291~299年)中裴頠以为医方人命之急，而称量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用此改治权衡，不见省。”由此可知苏敬所说的汉末、晋初以来称量在逐步增大，晋初增大的具体数字已难查考，到东魏、北齐(公元584～577年)时已增大到1斤合445．46克，比新莽时期(1斤合222．73克)约增大了一倍。正如孔颖达《左传正义》所说“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5】至隋初又增大为1斤合688．19克。《隋书·律历志》记载：“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制。”由此而知隋文帝开皇时以古称三斤为一斤，至隋炀帝大业时又恢复古制用小制，所以隋代存在着大小二制的情况。这种大小二制的方法，唐代仍然沿用．唐玄宗时修订的《大唐六典》记载：“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6】可见隋唐的小制是新莽时期官府制订的度量衡，大制是汉末，晋初以来逐步增大的称量。所以苏敬说的“古秤’是指逐步增大的称量，东魏、北齐的称量正好是新莽时期的一倍，故苏敬说“古秤皆复。”实际上很可能是指汉末、晋初已经增大的称量。而决不是指新莽时期官府制订的和张仲景(东汉)时期仍然采用的称量。苏敬说的“今秤”是指隋唐两代的小制，其称量与新莽及东汉的称量基本粗同。这就是《新修本草》中听说的“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当时不仅在药物方面使用这种小秤(或叫做今秤)，在金银丝绵等贵重物品方面也使用小秤。所以苏敬又说：“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耳。”(南秤很可能是指当时的大制)这段文字的内容已经基本明确，不能证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剂量是东汉普通秤的二分之一。四、根据古代货币和嘉量间接核算吴大澂氏根据新莽货币较得新莽时两的重量是13．67464(见《中国度量衡史》)，刘复氏从新莽嘉量较得的是14．1666克(见《中国度量衡史》)。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将这两个数据加以平均，得出新莽的1两为13．9206克，1斤为222．73克。根据史料记载，东汉的度量衡承新莽制，故东汉的称量与新莽同。1973年出版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1977年出版的《中药大辞典．附篇》和1979年出版的《简明中医辞典》都引用了上述数据。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基本可取，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秦汉时期的货币，由于种种原因，其重量出入较大，即使同样是五铢钱，重量并不一样。二是货币经过长久年代已有侵蚀。因此也不可能十分精确。上述各种说法，有根据临床常用量估计的，有根据某种药物单位体积的比重推算的，有根据“药秤”折算的，有根据货币、嘉量核算的。它们都是采用了间接的方法来考证《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虽然有一定根据，但都不太精确。五、根据古代衡器(权)和量器直接核算由于近年来考古工作的进展，东汉时期的度量衡资料日趋完整，由田国家计量总局主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收集了许多汉代的“权。”用权作为计算称量的依据，比较可靠。经过核算，其中最轻的1斤合235．8克，最重的1斤合270克，多数在250克左右。重量相差的原因，一为年久锈蚀残缺，二为各地自铸轻重不统一。其中有一枚铜权。原存“通古斋”古玩店，1952年售给国家文物局，1954年拨交北京历史博物馆，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此权名为‘光和大司农铜权”，高7．6厘米，底径10厘米，重22．998克。权呈半圆形，权身有一镶“检封”的方穴。器身有铭文：“大司农以戊寅诏书，秋分之日，同度量，均衡石，桷斗桶，正权概，特更为诸州作铜称，依黄钟律历，九章算术，以均长短、轻重、大小，用齐七政，令海内都同。光和二年闰月廿三日，大司农曹祾丞淳于宫，右库曹祾朱音，史韩鸿造，青州乐安郡寿光金曹掾胡吉作。”【7】“光和”为汉灵帝刘宏年号，光和二年为公元179年，时间上与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为同年代。从铭文可知，此权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衡器而颁布的标准铜权。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考证，汉承秦制，大量出土的秦汉铜、铁权证明，秦汉衡制每斤在250克左右。“光和大司农铜权”重2，996克按秦汉衡制的单位量值和权的量级程序，此权当为12斤权．据此折算每斤合249．7克。有关方面认为“光和大司农铜权”可以作为推算东汉时期称量的标准，据此东汉的1斤应折合为250克，1两折合为15．6256克(或缩简为15．6克)。该权标准净重应为3,000克，所以发生约13／10，000的误差，可能是当时铸造技术上的因素。东汉的容量问题，各方面测得的数据比较接近。1957年修订出版的《中国度量衡史》认为东汉的1升为198．1毫升，刘复置氏从新莽嘉量上测得1升的容量为200．6349毫升(见《中国度量衡史》)；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其容量为200毫升；【8】近年在山西太原发现的西汉初年的“尚方半”（半斗即五升），3经装水实测，可容1,000毫升（见1979年10月10日《文汇报》）；现藏上海博物馆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斛”容量为20,400毫升；【9】现藏上海博物馆东汉“元初大司农铜斗”容量为1970毫升【10】(上述量器其容量不十分精确，很可能是当时铸造技术上的原因。)；现藏南京博物院东汉“永平大司农铜合”容量为20毫升。【11】据此，东汉l升为200毫升，可以基本本肯定。我们认为，由史料，实物核算出来的数据，还得要接受医药科学实践的验证。那末，1两=15．625克，1升＝200毫升这个数据是否符合医药科学的实际情况呢?试具体分析如下：1、药与水的比例是适当的。我们按上述数据配了一剂桂枝汤，用1，400毫升(东汉时的7升)水煎药，煎取s00毫升(东汉时的3升)，药与水的比例基本合适。苏敬在一千多年前就说过：“若用古(大)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意思是说，如果把张仲景的药量增加一倍，水就太少了。如果把张仲景的1两折合为3克，那水就太多了。2、一个方剂中药与药之间的比例是适当的。仍以桂枝汤为例：桂枝汤中大枣用12枚，经实测约重30克(汉代与现代大枣的重量估计没有多大差别)，桂枝3两合46．875克，桂略大于枣，这是适当的。如将桂枝3两合为9克，则枣大于桂三倍佘，未免喧宾夺主。3、某些药物的一天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3～4倍。可是，这些药物的一次服用量却与目前常用量近似或略高。如桂枝汤中的桂枝，麻黄汤中的麻黄均用46．8克，比目前常用量大好几倍，但是这些方剂按张仲景原意只煎一次，将药汁分三次服。上述桂枝与麻黄的一次服用量为15．6克，与目前常用量所煎的头汁中的含量近似或略高。4、一张方剂中所有药物的总量与目前常用量近似。因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中药味较少，如桂枝汤为5味药，按1两＝15．6克算，总重量约为20l克。桂枝二越婢一场为7味药，总重量约为89克。而现在一般处方的药物约10～15味，每味药用量约10～12克，则总重量为100～180克，二者相近。5、《伤寒沦》和《金匮要略》中有些药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