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形体演变

汉字形体演变什么是古文字？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汉字形体演变的几个阶段。从有系统可循的商代甲骨文到现在使用的楷书，汉字的形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我们以各个时代官方的正式字体为主干，将汉字形体的演变划分为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及其代表字体分别是: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战国时代的金石竹帛文(通称战国文字)、秦代的小篆、汉代的隶书(包括草隶即章草)、魏晋至今的楷书(包括行书和今草)。其中以秦汉之际为界，秦代的小篆及以前的字体通称为古文字，汉代的隶书及其以后的字体通称为今文字。汉字字体演变的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前一阶段起于商代终于西汉中期，后一阶段起自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现代。由象形变为不象形：线条化：指粗笔变细，方形圆形的团块为线条所代替等现象，例如：笔画化：把体式无定的文字符号改变为一切符号都由少数几种笔画组成。例如,甲骨文和篆书分不清究竟有多少种笔画,到了隶书和楷书就可以把笔画归纳为“七条笔阵”或“永字八法”。50年代底把汉字笔画归纳为五种（横竖撇捺弯）,所谓“札”字五笔法。——周有光《文字的体式变化和结构分类》字体的变化跟字形的简化往往是相伴的字体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字形的简化也在不断进行古文字阶段汉字字体的演变：1，商代文字2，西周春秋时代的文字3，六国文字4，秦系文字春秋战国时代的秦代文字和秦代的小篆合称为秦系文字，战国时代的东方各国的文字称为六国文字。一商代文字在已发现的各种商代后期文字资料里，数量最做的是甲骨文，即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上文字。甲骨文的发现殷商甲骨文发现于清末光绪年间。最早挖掘出土者是河南安阳小屯村即“殷墟”的农民。罗振常说“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作殷色者，不知为何物。……其极大甲骨，近代无此兽类，土人因目之为龙骨，携以视药铺。……购者或不取刻文，则以铲除削之而售，其小块及字多不易去者，悉以填枯井。”（《洹洛访古游记》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条）可见甲骨文未及问世，刻有甲骨文字的“龙骨”已大量被毁弃。甲骨越掘越多，后经古董商人之手，逐渐流散到北京、天津等地，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最早发现和鉴定甲骨文字的，一说是王懿荣，一说是王襄和孟广慧。据汐翁的《龟甲文》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病，太医的处方有一味药是“龙骨”，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老药房“达仁堂”买药回来，王懿荣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似篆文但又非篆文的文字。王氏是有名的金石学家，精通铜器铬文，立即派人到“达仁堂”药店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把有字“龙骨”全部买回。经过王氏等学者的精心研究，初步断定甲骨上的刻文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古文字。此说的真实性遭到学界的种种质疑，有人调查光绪年间北京菜市口外并没有一个“达仁堂”中药店。另一种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古董商人范维卿带甲骨到天津，拿给穷秀才王襄和孟广慧看，王、孟二人认为上的文字当是古代的一种契刻文字。次年，范某又携带甲骨去天津，王、孟各购得一些小块。其余大块750公斤，均为王懿荣重金收购。可以认为，孟广慧、王襄和王懿荣都是最早发现和搜集甲骨文的人。上述王懿荣买“龙骨”发现甲骨文的说法，一般认为是真实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这里原是商代后期的国都，即古人所谓的“殷墟”。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在这里共经历过八代十二位商王。商王非常迷信，特别崇尚鬼神，无论大事小事，如年成、征伐、生育、出游乃至田猎等等，都要进行占卜，专门设有一种官职（后世称为贞人）主管占卜。有时商王还亲自动手占卜。当时占卜用的主要材料和方法是:使用经过整治加工的乌龟腹甲或兽类(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在反面挖或钻出圆形和椭圆形的槽;占卜时用火在这些槽内烧灼，使正面相应的部位出现裂纹，根据裂纹的数目和形状(叫做“兆”）推断卜问事项的凶吉和结果。在整个占卜活动及事情的进行结束之后，就把上述情况用文字写刻在龟甲或兽骨的一定部位，作为验证。这些文字，称为卜辞，所以甲骨文又常称为“殷墟卜辞”。一条完整的卜辞，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叫做前辞、贞辞、占辞、验辞。前辞，又叫叙辞或述辞，记叙占卜的时间（有的也记有地点）、贞卜人的名字;贞辞，又叫命辞，记叙该次占卜所要问的事，有时要从正反两方面发问，叫做“对贞”；占辞，记叙商王或占卜者根据卜兆的情况，作出吉凶祸福的判断;验辞，记叙占卜后的结果即应验的情况。这些部分有时契刻在甲骨上的不同的部位，根据一定的顺序才能通读出来。下面举一条属于殷墟甲骨文早期的武丁时期的卜辞加以说明:癸巳卜，争贞:今一月雨？王曰:丙雨。癸巳卜，争贞:今一月不其雨？旬壬寅雨。甲辰亦雨。这条卜辞的构成和意思是：前辞：癸巳卜（癸巳这一天占卜），争贞（贞人名叫争的卜问）。贞辞：今一月雨（现今一个月之内下雨吗）？占辞：王曰（商王看了卜兆后判断说）：丙雨（逢丙那天将要下雨）。验辞:旬壬寅雨。甲辰亦雨（结果，在下一旬的壬寅日下了雨。第二旬的甲辰日也下了雨）。文中的“癸巳卜，争贞:今一月不其雨”，是从反面卜问，与上文的“今一月雨”组成对贞。殷墟卜辞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殷商时期的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可以说是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例如，以卜辞中所见的商朝祖先、商王的名称、世系与汉代司马迁所编著的我国第一部大型通史《史记》的有关记载相对照，大多可以符合，证明了《史记》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同时，又可使用卜辞的记载，对《史记》一类史籍记载不准确甚而错误的地方加以纠正，这样就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有更加全面而准确的了解。自殷商甲骨文字发现以来，一些学者孜孜不倦地对它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老残游记》一书的作者、古文字学家刘鄂（字铁云，1857—1909）将当时收集到的甲骨文编辑出版，书名《铁云藏龟》，在《自序》中说甲骨文是“殷人的刀笔文字”。这是著录甲骨文拓本的第一本书。1904年，孙诒让（1848—1908）根据《铁云藏龟》一书的资料，“究两月力”，写成《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刘、孙二人对甲骨学有开拓之功。此后，甲骨文的重要学术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学术界称为“四堂”的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号彦堂）。甲骨文的特点：（1）甲骨文的形体往往不固定。这表现为:①部件的位置比较自由，如：物牝②同一个字可以使用不同的部件逐牢③同一部件可以有笔画繁简的不同，如:齿丝④部件的刻写方向可以有正反的不同，如：即尹（2）甲骨文中有较多的“合文”，就是把两三个字挤着写刻在一个字的位置。例如:二牛二朋之日（3）笔画多为细瘦的直笔甲骨文一般是先用朱砂或黑墨写在甲骨上，然后再用刀将笔画刻出，也有的是直接刻成的。因为是用刀刻，所以笔画瘦劲刚硬，较少团转。但甲骨文并非商代所独有。二十世纪中后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黄河中游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字。特别是1979年，在陕西省岐山县扶风县等处发掘出了属于西周时期的甲骨共一万七千多片。其中有字甲骨290多片。共有单字900多个，人称“周原甲骨”。其内容也多为卜辞，反映商朝灭亡，西周建立前后一段时间统治者征伐，祭祀，出行等活动情况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也使用“甲骨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了。可参看中科院历史所胡厚宣等人编的《甲骨文合集》。西周春秋文字研究西周春秋文字的主要资料是金文。金文又称钟鼎文、铜器铭文等，是古代铸(少数是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古人称铜为金，固得此名，实为铜器铭文的省称。古代以祭祀为吉礼，把祭祀用的铜器称为吉金，故又叫吉金文字。青铜器中，乐器以钟最多，礼器以鼎最多，一般用钟鼎代表古代青铜器，故又称钟鼎文。古代青铜器中，礼器总称为彝，不知名的青铜器过去也泛称彝，故也称彝器文字或钟鼎彝器铭文。金文通常先用毛笔写好，再刻在模子上铸出来，战国时代有少数直接刻在器上，其中：凹下去者称为阴文，也称作款，款是空的意思；凸起来者称作阳文，也称为识，识是标志的意思，合称款识。有人以之来称金文，如清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书名中“‘款识”一词，即如此。在青铜器上铸文，始于夏商，盛于西周，延续至秦汉。这里主要指鼎盛时期的西周金文，以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铜器铭文为代表。西周早期（武、成、康、昭王）金文大小仍不均匀，象形性还较强；笔画较浑厚、凝重，有的笔画中间粗肥，而首尾出尖，笔捺皆有波折;布局上还是不够规整，行列感不强，以《利簋》为代表。西周中期（穆、恭、懿、孝王）从字体形式上看，穆王、共王时期的铭文甚本上沿袭昭王时期出现的那种规整、拘谨的字型，总体显现出一种整洁的风貌。文字的象形感已经消失殆尽，如其表现人体的字多不再作下跪状而转为下肢向下伸展。共王至懿王时期，部分铭文布局仍很规整，但笔划已粗细一致，进一步向线条化、平直化方向发展，波折与粗肥笔画也已消失，这一方面是为了使书写更加便利，同时在字形上也有所变化，略显活泼，如共王时的墙盘铭文即是一例。还有一些另类风格的铜器，铭文布局比较散漫，字体比较粗犷、敦厚，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铭文存在规整为主与粗犷相辅的两种风格。西周晚期金文指夷、厉、共和、宣、幽王时期，该时期存在较多长篇铭文、内容多为程式化的的廷礼册命，有关军事征伐、土地制度等方面内容亦较多见。宣王时出现最长的西周金文毛公鼎铭，达498字，记宣王对毛公的诰命，是金文作品中的极品。还有许多器铭属于韵文，如作于宣王十二年正月丁亥日的《虢季子白盘》，通篇为韵文，与《诗经》“六月”“采薇”等篇相类。其书法线条婉转而不失凝重；气韵整肃而又有节奏感，布局疏朗。商代金文和商代金文相比，西周金文具有如下特点:1.新的独体字很少出现，有声符的合体字明显增加。其表现：一是甲骨文中原无声符的字被加上声符。例如：“其”字，甲骨文像簸箕形，金文中有加声符者;“宝”字甲骨文为会意字，金文多加声符“击”。二是一些甲骨文中罕见部首的形声字数增多。例如心部、金部、衣部、言部的形声字，在金文中大量出现。其宝逆下面我们来谈一下籀文。籀文是《史籀篇》里面的文字。《汉书·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大概相当后代《千字文》、《三字经》之类的有韵课本，原书今已全部散佚。但据《艺文志》“建武时(汉光武帝年号)亡六篇”，知许慎是见过其余九篇的。唐玄度《十体书》云：“秦焚诗书，惟《易》与《史籀》得全。逮王莽乱，此篇亡失。建武中获九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解说，所不可通者十又二三。晋时此篇废，今略传字体而己。”由此可见，东汉时《史籀篇》尚多为学者所称引。《说文》引“王育说”应来源于王育之“解说”。《说文》所保存的225个籀文，是今天研究《史籀篇》的最重要资料。《史籀篇》是经厉、宣之际史官“留”整理过的一种童蒙课本。据史籍记载，周宣王是西周后期的中兴之主。他在位期间诏史留进行一番文字规范化的工作是有可能的。原本《史籀篇》应是取材于克器、颂器、虢季子白盘之类西周后期铜器铭文，并稍加整齐化的字体所写成。《史籀篇》是童蒙课本，其书写材料自应是竹简。“籀”字从“竹头，与《史籀篇》同性质的《仓颉篇》也书写于竹简，均透露出其中的消息。西周后期，铜器铭文日趋线条化、方块化，乃是时代风气所致。史籀以类似的字体施于简册，作为童蒙课本是合情合理的。春秋时期的金文这时期，“僭越礼仪”的事情非常普遍。青铜礼器的使用、用法、铭文也就有新的时代特征。金文形体因为诸侯势力的增长，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当然“同出一源”的特点决定其差别只是书写风格的差异，而字体结构仍保持大体一致。这一时期还形成了铭文装饰化、美术化的特征。秦国发源于宗周故地，铭文直接承续西周金文特征而稍有变化，即字体更加方正瘦劲，这可以秦公钟、秦公簋为例。东方各国文字圆润秀美，字体多呈修长之态。如晋国栾书缶等器铭文。南方的吴越楚等国文字也曾流行修长的文字形体，故作扭曲之态，如曾侯乙钟、吴工光鉴、蔡侯盘铭文等:有的还加上鸟形或虫形纹饰，即通常所说的“鸟虫书”，这可以王子午鼎、越王勾践剑等为代表。栾书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