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纪录片京剧第三集《-借东风·传承》解说词

Forpersonaluseonlyinstudyandresearch;notforcommercialuse第三集借东风·传承2012年6月13日，中国戏曲学院2012届的本科生毕业了，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共500多人，这无疑又为中国的戏曲注入了新的薪火，与一百年前的传统京剧科班不同的是，这些学生身着学士服，和一般大学的毕业生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也许就是他们身后这块被称为梨园的地方。自古以来，戏曲艺人就有个梨园子弟的别称。相传嗜喜歌舞的盛唐皇帝李隆基在都城长安独辟一园，遍植梨树，充作天下雅善歌舞之士传艺授业的教坊，从此这座弦歌悠扬的梨园便成为天下伶人向往的艺术神殿，而盛唐皇帝李隆基也由此被奉为梨园行的“祖师爷”。不管传说中的梨园流传下过多少载歌载舞的诗意浪漫，到京剧艺人这里已荡然不见宛如仙境的脉脉温情，仅剩求取生计的斑斑血泪。自打京剧诞生起，学戏的人倘要投师学艺不外两种途径：一为“拜师”，二为“坐科”。所谓“拜师”，是指学徒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专门投于某个师傅门下；而“坐科”的学徒，则直接进入科班，由戏班老板指定师傅授业传艺。无论“拜师”还是“坐科”，首先必须完成的一道手续，就是教学双方签订一纸契约，俗称“写字儿”。内容大同小异的这纸契约，对大多尚处幼年的学戏弟子而言显然过于残酷，然而师傅或科班一方由此承担的风险似乎也同样不可忽视。按照约定，学戏弟子一旦入科，学艺期间的衣食住行样样花费，悉数皆由师父或科班单方承担，而学徒登台演出的所有收入，也全部交归师父或科班单方所有。倘能登台演出、甚至成名成角儿，教学双方自然皆大欢喜；万一几年过去，学徒依然无法登台，科班和师父的钱财心血也就算彻底打了水漂。因此学的好不好，其实从来就不仅关乎学戏一方的前途命运，更与师傅、科班的名利得失息息相关。旧时京剧艺人，不管师徒，大多为从未进过校门的文盲，唱、念、做、打全靠师父口传心授、学生死记硬背。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水平，即便今天看来也绝非易事。在出科登台的压力之下，往往是教的着急学的费劲，由此让多少艺人不堪回首的“打戏”也就在所难免。坐科八年犹如十年大狱，这是梨园行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源于这个行业异常激烈的竞争，演员要想成角儿，除了要有很好的天赋，还得有最刻苦的训练，学戏的顽皮孩子要想吃上“戏饭”，那么挨打就成了家常便饭。“打戏”是京剧艺人“教戏”的另一种说法，戏是打出来的，一个“打”字道出了京剧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代代传承绵延不绝的残酷法门。登台演出甚至成名成角儿，固然是每个练功学艺的孩子的人生理想，然而多年“打戏”之后，真正得偿所愿者终归寥寥，这样的伤痛又岂止是打戏的皮肉之苦所能相比。公元1907年夏，紫禁城内的演出刚刚结束，照例是对参演艺人的一番恩赐加赏，出人意料的是，此次有幸获赏的不是那些常来常往的民籍教习，而是一群前来配戏的科班弟子。从当朝皇上光绪亲笔手书的“乐善好施”牌匾，到慈禧太后坐过的两把椅子，如此厚重的封赏已足以让这个名叫“喜连成”的科班和他的老板叶春善一夜间名动京城。史料记载中的叶春善出身梨园世家，自幼入“小荣椿”科班学艺，出科后在京城戏班“四喜班”担纲专为要角儿配戏的二路老生。喜连成科班的东家，是个叫牛子厚的关东首富。京剧科班班主，大都为在舞台上早已扬名立万的名伶要角儿，要角儿云集的当年，籍籍无名的叶春善何以独得牛子厚的青睐，据说是因为他厚道的为人。叶春善的首批弟子只有六名孩子，这也难怪，在科班林立的京城，谁会将自己的子弟交由一位籍籍无名者培养呢。科班成立后，叶春善甚至没敢动用东家给他的二百八十八两白银创班经费，而是选择一边教戏、一边继续唱戏以维持生计。为了节约开支，他的妻子常常帮忙做些缝补浆洗的杂活儿，而拉煤、做饭等科班后勤之事，则多由叶春善和六名弟子自己包办，其中的辛苦劳累可想而知。创班大约一年后，叶春善开始带着自己的六名弟子在京城堂会演出中上演一些开场小戏，喜连成弟子的队伍也就在这样的边演边学中渐渐壮大。到1906年，喜连成“喜”字科弟子已达70多人。其中搭班学艺的梅喜群被东家牛子厚改名为“梅兰芳”，谁也没有料到，几年之后，梅兰芳这个名字将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1912年，“喜连成”东家易主，科班转归一位叫沈玉昆的财主所有，老板依然是叶春善，科班也因此更名“富连成”。清末明初时期的京剧演出市场已日渐红火，戏班、科班、戏园、茶楼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蔓延，京剧的西皮二簧腔已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借着时代的东风，渴望学戏成名成角儿来改变自己生活的孩子们也越来越多。巨大的利益驱使下，由来已久的科班打戏之风更是愈演愈烈，作为一个传统科班，打戏自然也是富连成的常事，不过对于那些从科班私利出发拔苗助长式的打戏，叶春善却向来深恶痛绝，他经常对富连成教习们说，创办科班不应为发财致富争名夺利，而应为梨园后代永续香火。为了从小培养科班弟子严谨自爱的作风，叶春善与科班总教习萧长华共同制订了富连成“学规”，即“四要”与“四戒”，并以此时时检点各自学艺和做人，规定各科弟子每天早起练功时都得集体朗诵：“自古人生在世，须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这样的口号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特别是注重童子功的梨园行，似乎更没有什么别的捷径可走，用功是成功的唯一前提，从日出到日落，从寒冬到酷暑，所需要做的就一个字“练”！这不仅是富连成也是所有京剧科班的根本诉求。北京前门外的广和剧场，一百年前称为“广和楼”，堪称北京城最有名的戏楼，与当时的天乐园、广德楼以及第一舞台，合称京城四大戏园。民国初年，富连成东家把这里包了下来，作为富连成科班对外演出的固定戏楼。戏楼前台旁，有一间侧对着舞台的账房，每逢科班演出，科班班主叶春善就会端坐在此，静静观摩查看舞台上学生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他都要特意叫人传唤到跟前，给小演员们送上一个红包以示奖勉，俗称“小份儿”，“小份儿”人人都有，只是数目不同，几十年里得到加倍“小份儿”的富连成子弟不计其数，每及此时学徒内心自然欣喜自豪。然而，也有孩子站到叶春善的跟前儿时却是一脸的沮丧，叶春善会告诉孩子：“你倒仓了，不能再接着这样唱下去了，要另谋出路。”“倒仓”是京剧艺人的行话，实际是指大多数人年少时的一段生理变声期，对于吃开口饭的京剧艺人而言，“倒仓”既是一道“鬼门关”，更不啻为一条命运分界线。京剧百年，从余叔岩到马连良、程砚秋，其实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倒仓”往事。位列京剧后四大须生之首的马连良，在17岁从富连成出科后不久就遇到倒仓的鬼门关。事实上这位8岁入科、10岁即为谭鑫培等老生名角儿配戏的少年，当时已被不少京城戏迷冠以“神童”头衔。而十年费尽心血地坐科学戏，却换来这样的结果，个中滋味谁人知道。倒仓后的马连良只好远赴福州去唱戏，经过一年多的调理之后，在福州已经唱红的马连良竟然出人意料地再次入科富连成。叶春善对他说：“我的学生出科，只有你这么一位愿意回来深造的，我会对你倾囊相授。”三年后当马连良第二次走出富连成的大门，以一出唱、念、做功俱佳的《借东风》风靡茶楼戏院，多少戏迷票友似乎已经淡忘了刚刚离他们而去的伶界大王谭鑫培。或许正是因为少年“倒仓”期这段难得的苦练，往后的马连良才得以在谭鑫培、余叔岩之后，被很多戏迷公认为京剧史上最为全面的老生大家之一。严谨的教学，大量的演出实践，造就了富连成子弟在京剧舞台的超凡技艺，更铸就了富连成这个传统科班的金字招牌。到上世纪20年代初，随着“喜”、“连”两科弟子相继出科，富连成“富”字辈和“盛”字辈入科人数即已开始大幅增长，科班整体不得不搬迁至今天的北京虎坊桥一带。此时的富连成，已经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著名科班。伴随着这个传统科班的如日中天，看似无情的“打戏”依然延续着自己一如既往的存在，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之上的惊艳亮相，隐藏其后的从来是舞台下不计寒暑的勤学苦练，这样的法则也许满含血泪，却也不乏苦尽甘来的温情慰藉。古老的京剧没有为自己的代代传承独辟出一条终南捷径，时代的东风注定要把一所率先宣称告别“打戏”的戏校推至前台——1930年8月，今天的北京同仁堂总部所在地，百年京剧史上堪与富连成相颉颃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宣告成立，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硕秋担任董事。主持中华戏校的校长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焦菊隐，与当年大肆批判京剧的很多文人不同，焦菊隐认为：京剧的精华如明珠埋土，只待有志之士去挖掘洗涤，他开办戏校，只为培养“适合时代之戏剧人才”。戏校招生广告一经贴出，立即引来大量关注。凡年满10到13岁、具备初小文化的孩子，均可报考该校。短短不到一个月，中华戏校首批“德”字科学员40多人招收满额。王瑶卿、高庆奎等大批京师名伶相继被礼聘为中华戏校的专任教师，当年9月1日，中华戏校正式开学。与传统科班相比，当年的中华戏校确实令人耳目一新。除了男女同校，不用签订生死文书，戏校在开设戏曲专业教育之余还开设国文、外语、地理、算术等文化课程。同时，学校成立五大处室，竭力强调禁止“打戏”等不文明教学行为。学生生活、卫生设施更非传统科班所能比拟，并且学生们还成立了“中华戏校学生自治会”。戏校的种种占新气象，很快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并随即对传统科班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此时的富连成，老东家沈玉昆早已谢世，科班传到沈玉昆的小弟沈秀水手上。在这位新东家的主导下，一场不大不小的改革在传统科班富连成也开始上演。沈秀水建议叶春善告诫科班教习即行废除“打戏”，叶春善对此予以反对。于是，沈秀水主动邀请京城报界来到富连成，并当众宣布，富连成将彻底废除“打戏”的做法，除此之外他还为科班请来文化教员，在日常教学中增加小学语文与数学等课程。一纸禁令是否足以让代代传承的“打戏”真正寿终正寝，对此，当年的中华戏校同样很快有了答案。在戏校的一堂外文课上，一位名叫胡茜的英文老师因为体罚学生，竟然遭到了一位“德”字科学员的还击，事情很快传到校长焦菊隐那里，一场至今尚为戏校学子记忆犹新的“打通堂”随之而来，“打通堂”即所有学生一起挨打，“德”字的打五板，“和”字的打四板，“金”字的打三板。从此往后，“打戏”之风逐渐在中华戏校全面盛行，这所新型的戏校终归还是渐渐科班化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京城众多京剧科班中，富连成无疑是家喻户晓的龙头老大，而中华戏校则是当仁不让的后起之秀，这一老一新两大科班的同城较量，至今依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梨园佳话，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为新老两家科班的相向而行或背道而驰提供了全部的缘起，也为学戏弟子们时时提供着“打戏”之外难得的欢娱。当然，在坚硬的生活面前，京剧舞台才是他们最大的关切，虽然富连成科班上台前拜的是祖师爷唐明皇，中华戏校拜的是孙文孙中山，但是拜完之后上台相见的还是京剧的戏迷，所以戏唱的好不好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共同话题。在创编新戏蔚然成风的年代，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保留剧目，常常是从科班到演员能否立足并真正叫响的关键。富连成科班素以行当齐全、阵容完整著称。结合这一优势特点，社长叶春善和总教习萧长华找来那部最初出自程长庚、卢胜奎之手的连台本戏《三国志》，对照着《三国演义》，开始整理京剧传统戏《赤壁鏖兵》。从《舌战群儒》、《借东风》到《龙凤呈祥》，这些如今早已为人熟知的经典剧目往往就是在这样的通宵达旦中艰难问世，并很快呈现于科班演出的舞台上。在中华戏校，创编新戏的事情显然要比富连成轻松许多。1935年，在校董程硕秋的提议下，戏校成立了一个新的校内机构--戏曲改良委员会，时年26岁的著名剧作家翁偶虹被聘为主任委员，中华戏校的新戏创编也由此加速推进。京师京剧舞台在上世纪30年代呈现的火热与兴盛，其中最为华彩的章节，应该是由富连成和中华戏校共同书写的。在华乐楼和广和楼，两个科班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同城打擂，富连成演《群英会》，戏校演《火烧红莲寺》；富连成演《龙凤呈祥》，戏校演《平阳公主》……伴随着京城戏迷势均力敌的热烈追捧，京剧“科班戏”的说法应运而生。科班戏的最大追捧者，据说是那些同样尚未成年的学生。在广和楼，一位年仅15岁的中学生，也加入到时髦的“捧角家”行列，每当演出结束，这位中学生总要将一位名叫刘盛莲的小演员领回家一起玩耍。这位小小捧角家，就是日后的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可惜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