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颜太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经逝世一周年了。一年来，每当我想到敬爱的周总理已经与我们永别了，再也不能见面了，就感到无比悲痛。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巨大损失。但当我想到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并以他的革命精神作为鼓舞我们前进动力的时候，就感到他没有离开我们，他还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年来，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中渡过来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周总理（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去西安谈判的前几天，我奉命调到总理身边，担任他的卫士，直到一九四八年党中央迁到西柏坡时为止，前后十二年。在这些艰苦的岁月里和复杂的斗争中，我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周恩来总理无限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少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多么尖锐，周总理都是奋不顾身，英勇果断，坚定沉着，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奋战到底。周总理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周总理自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到一九四六年，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地区工作。他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党的任务，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里我只能就自己跟随总理的亲身经历，追思周总理的光辉事迹。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即人们所说的“双十二”事变。就在这个事变发生之后，我到总理身边担任他的警卫工作。我当时既感到责任重大，又感到高兴和光荣。西安事变是在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我们党为了北上抗日，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五天十二月，党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紧接着，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英明地提出和阐明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随后，我们党就积极展开了对驻在陕甘地区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我们党的政策的影响下，张、杨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却硬要命令张、杨去打红军。张学良、杨虎城明白，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打红军就是让红军把他们消灭，不打又势必被蒋介石一口一个吃掉，所以他们便商定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剿共，住在西安东面的临潼华清池，有他的亲信第三宪兵团保护他，团长是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张学良派他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带队去抓蒋介石，经过短暂的交火就击溃了蒋的卫队和宪兵，蒋孝先被打死。蒋一听到枪声。就吓的慌忙从被窝里爬出来，连鞋子也顾不得穿，只穿件睡衣，拼命往后面山上跑，钻到一块大石头底下，孙铭九和战士们冲上去，象抓狗一样把蒋介石拖了出来(解放后那里还建了个“捉蒋亭”)。在这同时，杨虎城的部队把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鼎文、陈诚等也都活捉关了起来。随后，张、杨即联名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并致电我党中央，要求派代表团商讨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办法。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以何应钦、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企图借西安事变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日寇的进攻，达到他们投降卖国的目的。毛主席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是叛徒张国焘却利用群众痛恨蒋介石的情绪，极力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周总理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方针。周总理当时足我党军委副主席。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派周总理率领我党代表团去西安谈判。十二月十四日，我们跟着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从保安骑马，赶到延安，十六日再乘飞机飞到西安。周总理到西安后，住在张学良公馆里。我们到西安的当天晚上，张学良、扬虎城设宴招待了这总理和共他中央领导同志。当时西安的形势非常紧张，城内外挖了许多战壕，布满了铁丝网，架起了机关枪。亲日派何应钦指挥几十万军队开进潼关，逼近西安。何应钦还准备派飞机轰炸西安，想借机把蒋介石炸死，以便取而代之。张学良的东北军共有十万人，杨虎城的两北军即十七路军共有五万人，准备迎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一些军官要求长期扣留蒋介石，或者干脆把他杀掉。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亲英美派宋美龄、宋子文也匆匆飞到西安，在达种千钧一发之际，周总理坚决按照毛主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击败托派分子挑起内战的阴谋。周总理还分别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些军官谈话，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揭露了日寇和亲日派的阴谋，阐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经过几天几夜反复地地耐心地工作，张、杨和他们的一些军官终于拥护我党的方针，周总理便开始和宋关龄、宋子文谈判。因为宋美龄、宋子文担心杀死蒋介石，亲日派得势，经过谈判斗争接受了我方的条件。这样周总理就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我们党的主张和条件，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总理回到延安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总理逝世期间，报上登总理穿飞行员服装在延安机场上的那张照片，就是这时拍照的），然后又去西安，向东北军和西北军军长以上的军官传达了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当时有一些军官还要杀掉蒋介石，周总理耐心地做工作，使他们改变了态度。当时总理非常忙，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做工作，一会儿开会，一会儿谈话，一个接着一个。实在疲劳了，就靠在椅子上或沙发上休息一、二十分钟。在西安事变中，周总理自始至终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力针，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谈判取得胜利后，张学良准备立即释放蒋介石，并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总理再三劝告不能护送，张学良没有接受总理的忠告，甚至也没有告诉他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偷偷把蒋介石送回南京。总理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飞机场，但赶到后，飞机已经起飞了。蒋介石一下飞机，就下令把张学良扣留起来，送军事法庭审判，实行监禁。直到被赶出大陆，蒋介石又把张带到台湾。至于杨虎城则被迫出国，一回国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在重庆渣滓洞，在解放前夕全家被杀害。可见蒋介石是个背信弃义、手毒心辣的反革命大流氓。二、在皖南事变中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事先布置了几十万军队，伏击抗日有功的我新四军。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声明和谈话，严厉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新四军，发动反共高潮是投降日本的准备步骤，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警惕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投降的阴谋。警告国民党反动派，“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我军和各界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周总理正在重庆，一月十一日晚上，我们正在举行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庆祝会，周总理上台讲话。正在这时，机要员途来新四军被歼的电报，总理看后，对国民党的卑鄙行径，十分气愤，这时电灯突然熄灭，总理坚定地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为了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打退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总理指示“新华日报”写了皖南事变其相的报导和反对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由于报导和评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周总理极其愤慨地挥笔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周恩来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月十七日写好后，周总理指示《新华日报》社负责同志要大量印刷，要此平常多印几万份，让蒋管区人民都知道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知道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本质。并布置组织报童尽快散发，这些报童有的是我们的同志，有的是市民的小孩，专门卖《新华日报》。后来国共谈判破裂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革命。他们的革命历史是从给我党卖报那一天算起的。当时国民党为了掩盖共积极反共、准备向日寇投降的反革命真相，正在开动他们的宣传机器，疯狂地对我党我军进行诬蔑。我们的报纸印好后，报童们爬山越岭，一早就把报纸这到读者手里，国民党知道后，下令在《新华日报》营业部门口派了许多宪兵，还抓丁我们很多报童，抢走了我们许多报纸。有些报童进行了反抗，被宪兵打得头破血流。总理知道后，亲自到重庆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找宪兵司令张镇，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报童，归还报纸，撤走宪兵。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国民党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在取得斗争胜利之后，总理又去营业部，把营业部的同志组织起来，分路散发报纸，并指示不收报费。总理还把大大量报纸装在汽车里，告诉司机行车路线，亲自到市内散发。使蒋管区人民及时地了解到事真实象，激起他们对共产党、新四军深切的同情和对国民党无比的憎恨。总理在重庆市转了好几个大圈，把报纸发完了，才回到住处。达时天已黑了，总理连午饭还没有吃，一天一夜都没有睡觉。总理就是这样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奔波着，战斗着。皖南事变时，国民党把叶挺同志抓去了，押到贵州，关在一个山洞里。经过总理长时间地同国民党斗争和交涉，直到一九四六年政治协商会议后蒋介石才把叶挺同志释放了。叶挺同志回到重庆中共代表团那里休息，叶挺急于见到毛主席，四月八日在他们回延安的时候，撞到晋西北的黑茶山上，几个同志都牺牲了。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四八烈士遇难的事件。飞机是在，早晨九点钟从重庆起飞的，可是到下午四点钟还没有得到延安关于平安抵达的复电，总理非常焦急。我当时看到总理心情很烦躁，就问他是否身体不舒服。总理说不是，说延安应当回电告知叶挺他们已经到达，怎么还没有呢。过了两天电报才来，说飞机失事，飞机上的同志都牺牲了。总理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滴滴热汨，饱含着总理对革命战友无限的哀悼和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重庆和延安也召开了大规模的追悼会。三、协助毛主席进行中外闻名的重庆谈判一九四三年，我跟着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当时正是延安整风时期，过了一段时间，总理告诉我说：“太龙，我在延安还要呆一段时间，你过去没有学习的机会，现在趁这个机会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一段时间吧”。中央党校到总理住的枣园大约有二十多里，到杨家岭则有十几里，当时我在总理身边已经工作七、八年了，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警卫员的进步和成长。感情很深，不愿意离开。总理看出了我的心情，说：“你去吧，学点马列主义知识，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总理，到党校去了。我每次回到总理那里，他都问我学习的怎样。我向他报告了我的学习情况，总理很高兴，有时还让我讲一讲心得体会。我讲完了，他总是再进一步向深入引导，教我进步，我深深地感到在总理身边的温暖。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有一天总理要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要他们通知我到总理那里去。我很高兴，经过一段学习，又要回到总理身边了。我骑着马，很快地赶到了枣园，到总理窑洞口，我喊了一声“报告”，总理说：“请进来”。我进去后，向总理敬了个礼。总理说：“好，太龙，你回来了”，然后严肃地说：“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明天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你和龙飞虎在重庆比较熟悉，龙飞虎在重庆，陈龙同志和你一起去，他不熟悉那里的情况”。我马上立正回答：“保证完成任务，用我的生命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安全”。总理说：“主要是保卫毛主席，要保卫主席，爱护主席”。这时康生同志来到总理的窑洞，对我们几个同志说：“你们几个同志保卫毛主席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要千方百计地保证主席的安全”。康生同志讲完后，我同样立正向他表示用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当我从党校回枣园时，在路上看到一架美国飞机正从空中降落下来，原来是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国民党大使赫尔利专程来延安接毛主席。第二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为了国家民族大计，不顾个人安危要到重庆去，延安党、政、军领导同志，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人民群众几千人到机场这行。大家都不放心，怕蒋介石要阴谋诡计，担心主席的安全。毛主席高瞻远瞩，说谈判是去斗争，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上飞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