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研究思想综述

近20年章学诚研究综述[摘要]章学诚是我国清代乾嘉年间卓越的文学家、史学理论家和地方志学家，尤其在目录学方面成就斐然。结合所处时代背景，重点阐释章学诚提出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等学说。章先生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一生穷困潦倒，可喜的是在他去世后学术成就逐步被世人接受，近年来对其研究引领一代新风。一、章学诚生平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字实斋，号少岩，浙江绍兴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是我国杰出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屡试不第。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乾隆三十九年第六次应浙江乡试落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修《永清县志》，是年秋天乡试中举，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曾官国子监典籍。乾隆四十六年，至河南谋事，归途遇盗，携带所撰文稿荡然无存，日后写作必存副稿。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嘉庆五年（1800年），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二、乾嘉学风罗立军先生认为：“在清朝初期大师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下，学术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时，考据成为一种时代风气和评判学人的唯一标准。”[1]从表象上看，这种学风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此时学人“与其理学先辈相反，崇尚严密的考证、谨严的分析，广泛地搜集古代文物、历史文件与文本保存的客观证据、以具体史实、版本及历史事件的考证取代了新儒家视为首要任务的道德价值研究和考证，圣人的个体道德理想在严肃的儒士心目中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梦。然而，追寻其学术的内在理路，有了渐进演化的过程。乾嘉考据学风可远溯至程朱与陆王的义理之争。这从王阳明重订《大学》，“复见圣人之心”，罗钦顺的义理应“取证于经书”，到清初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都可明显看出。究其原因，就在于二派都从孔子身上做文章，力图证信于经书，从而获得权威，消解争论，这构成了乾嘉考据学风产生的内因；从外缘看，明朝灭亡引发的强烈社会、政治危机，促使清初学者反思，倡导实学，要求研究历史真相，从而达到博古通今，经世致用。但清代的文字狱，阻止士大夫非议朝政，学者欲如清初时期保持强烈的政治色彩，几乎不可能。不过，“清庭对汉族的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他们一方面力图限制知识阶层批评时政，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汉族学者运用经验方法进行研究”[2]。姜广辉先生认为：“江南处于清朝的经济、文化中心，不仅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丰厚物质条件---图书馆、出版业以及来自官方或商人的经济支持等，而且具有善于学术交流的文化群体。这样的内因与外缘的交汇，使得考据在乾隆嘉庆时期蔚然成风。”[3]从以上分析可知：不管是宋学内部程朱与陆王义理之争诉诸于经书证实的要求，还是明朝灭亡所激起的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情怀，都是宋学自身通过心、性、天、理等的哲学思辩。强调个人道德践履的儒学研究方式是不能满足的，这本身凸显了一个如何开辟新的儒学研究方向的时代课题。清初大师顾炎武、黄宗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斥宋学为空谈，强调“穷经”、“经世”。承继清初大师,尤其是顾炎武新的研究之路，加上学术研究本身发展的深入以及政治的影响，发展到乾嘉时期时，学风已经陷入了“穷首皓经”的考据事业，遗失了清初学者的“经世”大义。因此，如何转换学风、开辟新的学术研究方向的问题又重新“浮到水面上来”。三、史学1．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最高成就，他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乾嘉学术时代独树一帜。旧中国的史学体例系统经历章学诚时期发展而完备，“史学”一名也从章学诚而开始。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人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同时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4]白先生的论断，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民族，历代史家和思想家在考察历史和评论史学的实践中得出了深刻的思想认识，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论。在这些史家中，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具有代表性。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方法的认识，包含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褐集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有助于对其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方法论作出深人研究、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遗产，在关于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上表现出明确的历史进步观念。第一，章学诚客观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初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演变法则。章学诚论述人类社会的形成，明确指出：“人生有道，人不自知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5]章学诚认为人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某些圣人偶然设想出来的，而是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变化，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揭示出人类社会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二，章学诚继承和发展了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和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等人重“势”的历史观念，更加强调“时势”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深入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因。章学诚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看作是一个自然运动过程，突出强调了“时势”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他批评那些盲目颂扬周公制礼作乐的学者，论证人类社会发展乃“时势”相激的自然运动。章学诚指出:“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鉴唐、虞，唐、虞之鉴羲、农、黄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于天也。”[6]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思想。乾嘉时期的史家中不少人有佞古积癖，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矜炫“博古”而昧于“知时”的流弊。[7]章学诚从理论上总结了“博古”与“知时”的辩证关系，在关于古今历史相互区别与联系的论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第一，章学诚主张认识历史应当明确把握古今关系，反对主观割裂历史的发展进程，强调史家应当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和联系。章学诚指出，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史家治史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前后接续，不应在二者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把历史和现实绝对割裂开来，就会陷人崇古论之中。他认为古今社会的发展相因相续，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章学诚指出:“后之视今，犹今视古也，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8]他讥讽那些只知“好古”而昧于“知时”的人是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肩负的时代使命：“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旗帜鲜明地表明治学应当着眼于现实时代，而不是钻进故纸堆中讨生活。可以看出，章学诚的认识中闪烁着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光辉思想，对古今关系问题的认识达到了较高的理沦层次。第二，章学诚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前后赓续而来，当代社会乃是这个发展过程的顶峰。他关于“礼时为大”的明确主张，是对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个重要认识。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8]。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古今历史发展面貌是不相同的。居今之世，尤其应当注重现实，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重点关注当代的典章制度，研究历史为现实社会服务。人们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9]。中国古代史学中曾经出现过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批评方法，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史学批评的失实。章学诚借鉴了前代史家在史学批评方法上的经验和教训，对史学批评方法论作了深人探讨，形成了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史学批评必须结合特定时代，不能混淆时空概念。章学诚在史学批评中反对以古律今或以今度古的非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突出强调了从实际出发的史学批评原则。史学批评必须继承多闻网疑的传统，不可凿空立论。罗炳良先生认为：“后人对远古史学源头的认识应当遵循多闻网疑的原则，前代史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后人若无新材料证实只能存疑，不应该凿空立论，形成了重要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历史上某些名物、制度和事件，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搞清楚，遇到这类问题只能存疑。如果争名求胜，一定要超过古人，强作解释，就不免穿凿附会。”[10]中国古代史家大多能够发扬多闻网疑的传统，并以此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然而有些史家却背离了这一传统，治史穿凿附会，以致史学批评中出现许多错误结论。章学诚指出，违背多闻网疑的史学批评原则必然会导致两种错误结局。史学批评必须坚持多闻网疑的原则，否则其结论不是忽视历史事实的存在，就是虚构历史事实的存在，结果都不会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其二，史学批评应当审慎之至，如果没有事实依据而凿空立论，故意标新立异，必然造成貌似创论，实为臆说，曲解古人的恶果。2.章学诚的“史德”思想在刘知几之后，章学诚之前，对史家修养问题有重要论述的明代史学家胡应麟不应该被忽视。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提出“二善”说，以补充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说。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呼？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互异。史呼？是乎？这里的“公心”与“直笔”即胡应麟所要补充的“二善”，所谓“公心”是指修史者在予、夺、褒、贬历史时应有的素质，，以“万人之衷为一人之衷”做到客观公正。[11]胡的“公心”、“直笔”说是对刘知己史家三长中的史识的进一步发展。章学诚是古典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明确提出“史德”及相关的“心术”等概念，将我国古代史家修养理论推向了高峰。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集中论述了才、学、识问题。章学诚指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12]他采取思辩而不是打比喻的方式来阐述才、学、识之间的关系，学是知识储备的基础，识是判断的能力和水平，而才只是文才，是学与识的表现形式。三者中，他尤重史识。“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章学诚把才、学、识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更加深刻、透彻了。杨向奎先生认为：“唐以前，史家修养主要是一种史学伦理道德的要求，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论将这一问题进一步细化深化，章学诚没有简单地强调道德标准，他意识到，伦理标准和道德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每个人心中都有完善的史学标准，但是要在史学活动中实践它却是个大问题。”[13]因此章氏提出“史德”、“心术”，力图在史学伦理标准和史学实践中架设一座桥梁。四、六经皆史”与史学的经世致用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理论是对儒家经典传统统治地位的颠覆，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继承发扬了史学“经世”思想。在宋儒学者看来，“道”既然为“形而上”之本体，则必然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宋儒要求于“主敬”功夫中见本体。“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一”，万事万物分有“道”，于是有了“多”。离开了“历史化”，“绝对精神”的形上本体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14]如果我们把“六经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