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启示录()分解

一、历次中日战争概述..............................................................................4第一次中日战争——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之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4第二次中日战争——元朝及高丽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6第三次中日战争——明朝的抗倭战争及抗日援朝...............................10第四次中日战争——近代中日半世纪之战............................................15二、历次战争的共同点............................................................................19（一）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是中日战争的主要导火索...................19（二）战略上，中国由攻转守，日本在由守转攻...............................20（三）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21（四）日本本土从未成为主战场............................................................22三、历次战争对未来中日战争的启示....................................................22（一）作为破局者，日本比中国更着急................................................23（二）台湾之于中国犹如荆州之于刘备................................................24（三）制海权的争夺将是最具决定意义也是最惨烈的战争点...........25（四）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对中日战争有着全局性影响...............26（五）美、俄是影响未来中日战争最大的外部因素...........................27四、我们军人需要做的准备....................................................................28（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队必须服从国家整体战略部署...........28（二）克服虚骄心态和妄自菲薄，将日本作为同等量级对手谋划...29（三）思想的高度决定行动的高度，对日作战必须知己知彼，敢想、会想............................................................................................................30五、后记....................................................................................................31中日战争启示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而是两个文明的碰撞，是两个民族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中日关系也随着战争在或维护、或改革亚洲体系及秩序的矛盾中反复纠葛，可以说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双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研究中日战争史，就是探索今日及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势，理清中日在地缘政治中最根本的矛盾，进而阐明中国在对日关系处理上所需要把握的原则和底线，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所要做好的临战准备。并存于亚洲大陆东部，却因为海洋隔离而各自具有不同民族文化和生存空间的中国和日本，其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华夏农耕民族与西北方欧亚草原地带里的游牧民族间关系那样——既高度竞争，又相互依存。日本文明是迥异于华夏大陆文明的海洋文明，有着更强的开放性和侵略性。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无法与亚洲大陆大河流域内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交流。而日本的地理环境：即资源和面积均有限，且经年位于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的客观环境，以及对中国大陆文明所达到辉煌成就的羡慕，使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东亚大陆情结——走出日本诸岛，到更广大的东亚大陆去生存。如此，导致日本和亚洲大陆国家的关系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普通国家间和平共存本能的内在冲突张力，在国家战略层面，日本无法与亚洲各国和平共处。除非一个东亚大地域和平体系能成功地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纳入其内，而历史上这个体系确实存在过，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其另一个名称就是中国的华夷体系。虽然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跨越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天朝礼治体系，然而遗憾的是大和民族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包括中国本身重陆轻海的国家政策和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碍功能，使中国的力量始终未能拓展到日本。而同时日本在其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一再尝试冲出日本群岛到亚洲大陆建立更庞大的封建帝国秩序，以取代中国在亚洲固有的秩序。这样中日两国在近二千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明确与对方的位次和力量对比关系，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贡体系或盟约加以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就是迄今为止两大文明区域相互冲突和构建亚洲体系的历史，因此中日关系在长时段内是非体系化和缺乏内在稳定的，这其中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千年历史上的四次战争。尽管中日关系在历史上有长时期的紧张，近代又爆发了长时间周期的战争，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律和共同利益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中日关系最终形成一种体系内的和平共存，这同样是历史的趋势。而在这个中日永久和平来临之前，准确地定位和寻找日本国内外敌视中国的势力和机制，坚定地对其实行打击和压制，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对手的军事压力，都是为实现中日和平所必需的战略。在中日关系上打得赢才能说了算，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而且即将重新证明颠覆不破的真理。中国未来的任务就是全面超越日本，实现东亚一体化，让日本成为体系内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从而解除日本对体系内的国家形成长期的威胁。一、历次中日战争概述第一次中日战争——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之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由于日本开化远晚于中国，当中国已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而重入盛世唐朝时，日本才在5世纪初步完成了国内统一后形成了被中国史书称为“倭国”的统一国家，而统一后的大和――倭国，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当时东亚乃至欧亚大陆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土地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后的日本增强了天皇和中央政权的权力，日本开始逐步摆脱以前日本本土上众国林立、四分五裂、并一度依附朝鲜半岛上较强的国家的局面，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由于汉帝国衰退导致的中国数百年中心区域混乱而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然后在公元四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更高的区域性的权威力量制约，这些国家相互间长年陷入战争和对抗状态。而为各自的生存，这三国又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最后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了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第二次中日战争——元朝及高丽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中欧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中国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绝无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既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