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

21世纪资本论托马斯·皮克迪(ThomasPiketty)内容简介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一经出版便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和争论。作者提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财富。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该书用大量历史数据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担纲翻译。《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皮克迪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皮克迪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建议征收全球性财富税。皮克迪在书中，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促进增长并不是皮克迪所关注的，他没把它视为经济事件，也不认为它能解决更广阔的分配公平问题。他认为经济是静态的零和游戏；如果一个群体的收入增加，另一个群体就会不可避免地变穷。他把结果的平等性视为最终目的和唯一原因。而以下备选却很少提及—例如，最大化社会总体财富，或是增强经济自由，亦或是寻找最有可能的机会平等，又或按约翰·罗尔斯（JohnRawls）的观点，保证最贫困人群的福利得到最大化。在书里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建议：征收15%的资本税（财富总额），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膨胀等等。但皮克迪也指出，他觉得这些措施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可能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会愿意让步。作者简介1971年出生的皮凯蒂18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2岁就获得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以财富分配为题。此后皮凯蒂一直研究财富不平等现象，著有多部研究法国和世界关于财富分配的著作，2002年他获得法国青年经济学家奖。2005年，时任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委托只有34岁的皮凯蒂创建巴黎经济学院，以求能与伦敦经济学院媲美，2006年皮凯蒂作为创始人出任首任巴黎经济学院院长，两年后卸任行政工作，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13年皮凯蒂荣获两年一届的伊尔约·约翰逊经济学奖。社会评价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Milanovic)称它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连发三篇评论，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书”；另一位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评论也直接给出标题“托马斯·皮克迪是对的！”而同时，美国保守派则大惊失色，拼命反驳和批判。基金经理丹尼尔沙克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愤怒指责该书“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抱有中世纪式的敌意”。《经济学人》杂志前副主编克里夫克鲁克也对书中预测的未来经济不平等的“可怕”程度表示怀疑。《经济学人》网站刊文指出，这本书大受欢迎之处在于，它指出持续增长的财富集中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同时呼吁向全球富人收税，以此作为改善现状的方案。同样，这本书在中国从政治界到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大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何帆说：“这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思潮出现巨大转折。风起于青萍之末。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正处于守势。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越来越深入。不平等将是21世纪经济学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之一。”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作者基于自己的两大发现，即，一、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过去30多年来在大幅上升；二、财富的集中度也在大幅上升，得出了一个推论：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系统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直接对高财富群体和资本高额征税这一极端措施。该研究提出的课题意义重大，但其除了经济学理论分析的不足外，还存在两大局限性。其一是眼光仅限于20多个发达国家，未能把全球作为一体来研究。而必须考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才能厘清该书发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整个结论将会逆转。其二，皮克提没有厘清消费性财富和生产性资本的区别，而简单地将两者相加，这带来了相当的误导，其政策建议更显简单粗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本主题严肃的图书已经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书名是为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DasKapital)相呼应。该书意在回归马克思和亚当·斯密(AdamSmith)等前辈写过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范畴。它尽力去理解西方社会以及支撑它的经济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皮克提抨击了“财富推动一切发展”的观点，向民主政府解决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发起了挑战——教皇弗朗西斯(PopeFrancis)和奥巴马总统最近也都对不公平所带来的后果发出警告。当前，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是如今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位列全球前列。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则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61，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财经专栏作家叶檀认为，随着经济的放缓，收入差距的加大，中国的中产阶层很有可能面临财富缩水，重回贫困阶层。同时，收入分配改革如今是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因为制度公平是人民的幸福之源，也是社会稳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21世纪资本论》一书，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重要参考。原文赏析收入不平等成焦点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地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8]从马尔萨斯到李嘉图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他建议要立即停止所有给穷人的福利资助，严格控制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而痛苦。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和马尔萨斯一样，他的著作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非常精通的。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在21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0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或两种都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会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马克思的光辉超越时空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半个世纪后，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的上涨，而是如何理解如今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8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10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10年中，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了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如今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无论如何，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