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行贿受贿罪案例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涉嫌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于5月29日被判处死刑。郑筱萸其人郑筱萸1942年生于福州，1963年，郑筱萸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妻子刘耐雪是他的大学同学。毕业后，郑筱萸和刘耐雪双双被分配到了浙江，后进入杭州制药厂(民生制药厂前身)。后来，郑筱萸出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1998年4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成立，郑筱萸任局长2005年6月，郑筱萸被免去局长职务。赶考关于党的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专题学习主讲人：苏舟毛泽东身着普通的人民解放军棉军装，高大魁伟、气宇轩昂。他迎着寒风，站在军用大卡车上，以独有的深邃目站在毛泽东两旁的，一个是警卫战士李德华，他怀抱一个大座钟，另一个是毛泽东时年8岁的小女儿李讷。这是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亲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往北平进发的历史画面的重现。下面是毛泽东“爸爸，我们这是去哪里呀？”“我们去北平！”“去北平干什么呀？”“我们去赶考。”……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正式离开西柏坡。出发前，毛泽东彻夜难眠，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建国后的反腐倡廉成就回顾一新中国高官“落榜”第一案二建国初期遏制住腐败高发势头三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整党运动四艰辛的探索及腐败的低频变动五改革开放后的贪污腐败案件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古城保定——河北省当时的省会，这一天特别阴冷，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激愤严峻的气氛之中。这一天，两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两个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性质最为严重的两个特大贪污腐化分子——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被党和人民押上了断头台。成了在“赶考”中败得最早、最惨的两个“落榜”的共产党人。这是新生的共和国历史上，第一起高官“落榜”大案。随着两声枪响，举世哗然。香港的一家右派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西方一家通讯社的政客文人这样写道：“在中共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16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新中国高官“落榜”第一案二建国初期遏制住腐败高发势头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毛泽东的总结报告。报告说，中央纪委根据对除中南局外的东北、华北、西南、华东、西北五个中央局情况的汇报，对“三反”运动的定案情况作了一个统计，截止到1952年6月初，上述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工作人员共3122437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和贪污分子1226984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层，其中有23万多人要受到行政处分，占贪污者总数的18层，受到各种不同的刑事处分者59182人（缺东北），占贪污人数2层。又据各地级不完整的统计，“三反”期间，仅地方县委以上干部犯有严重错误受到行政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的处分者就有4029人。在这4029人中，有省级或相当省级者25人，占0.26%，地级或相当于地级者576人，占14.3%；县级或相当于县级者3428人，占85.5%。三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整党运动中国共产党随着执政党地位的确立，党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到1950年6月底已发展到500万党员，党的组织和党员分布在全国各地和各个战线上。绝大多数党员在党的教育下，刻苦学习，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严格要求自己，在革命道路上不断作出新的成绩。但是，确有一些党员在革命胜利后，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一些党员错误地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革命到头了”，因而停顿下来不求进步，产生了“退坡”思想；执政党的地位，也使一些党员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还有一些党员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而蜕化变质。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级党委都先后制定了结合“三反”进行整党的具这次党的整风以及整顿党的组织运动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据资料显示：在当时总数为650余万的党员中，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占党员总数的6.3%。四艰辛的探索及腐败的低频变动查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件时，常看到写有当时的干部腐化堕落“严重”，违法乱纪“十分突出”等，实际上是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物资紧缺，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生活用品，这就是多吃多占、加工私活、贩卖农产品、参与市场交易；职工上班时间干私活、偷拿偷占现象等，这些现象今天看来只是干部的不廉洁行为或社会的不正之风。典型的反映农村干部情况的1960年安徽凤阳六级干部会议的材料中，贪污、浪费、挪用、超支、占小便宜一共191511元，集中在4062个问题干部身上，人均47元左右。1963年4月4日，中共保定地委就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报告，披露19800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3%），挪借公款130万元，人均66元；11300多名干部贪污款项434万多元，人均贪污38元。据有关资料查阅，1963年全部职工的年均工资为576元，月均工资48元，所以无论是66元还是38元，数额都不是很大的，所以谈不上是严重腐败。1960年5月15日，党中央正式发出的《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认为：“农村基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有一部分人思想作风上虽有某些缺点，但是基本上也是好干部。另外，犯有较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坏分子，更是极少数。对于这些总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估计。”五改革开放后的贪污腐败案件1980年前商业部长王磊“落马”1986年9月19日中央查办了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洪清源发生于1985年的受贿案件。1987年5月30日原江西省长倪献策因违法乱纪行贿受贿徇私舞弊的行为被判处两年徒刑倪献策(前江西省副省长)、梁湘(前海南省省长)、王宝森(前北京市副市长)、陈希同(前北京市市委书记)、成克杰(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纪周(前公安部副部长)、李嘉廷(前云南省省长)、王雪冰(前中国银行行长)……下面我们再看看全国各地落马的高官：2006年9月18日.中共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受贿案一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受贿罪判原武汉市市委常委杨世洪因贪污一审被判死缓.2006年9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同志因涉如上保基金案件，已被中共中央免去其职务.并接受调查.四川原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案被北京检察院处理.李嘉廷原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03年6月，因收受他人贿赂1810万余元被判死缓.麦崇楷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2003年12月，因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折合106万余元被判有期徒刑15年刘方仁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2004年8月，因单独和共同收受他人钱款677万余元被判无期徒刑王慎义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长涉嫌收受13人财物共计188.9万元，正在北京市二中院审理马德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涉嫌收受17人的贿赂共603万余元，正在北京市二中院审理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因受贿被判有期徒刑12年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因受贿等受公审原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柴王群涉嫌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柴王群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贵州省原副省长刘长贵涉嫌受贿.被判无期.安徽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李和中一审获刑十三年成克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2000年8月，因收受贿赂款物合计4109万余元被判死刑2000年5月.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上面的文章后，是一个什么心情，他们都是我们人民的公仆.国家的栋梁.然而他们却被金钱充轰了头找不到了方向.最终走上了犯罪的深渊.当然这只是我找到的一部分。党中央对腐败问题的态度对于腐败的危害，中共历代领导集体都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的“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的论断尽人皆知。邓小平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同志说：“腐败会葬送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权，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胡锦涛总书记说：“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对于反腐败斗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表现了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厦门“远华”走私案发生后，丑闻因故被隐瞒了数月，当江泽民同志发现这一情况后，极为震怒。而当他听中央纪委的领导汇报后说，这些人的“后台”很硬，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现在我就是你们的后台”。江泽民同志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在查处这一案件中，朱镕基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免于处罚。中央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进行保护，这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一口装我自己。”巨贪李嘉廷（云南省原省长）的罪行被揭露后，中央领导在批示中有这样的话：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切勿寿星佬吃砒霜，活得不耐烦；吃再好的饭，也只是一日三餐，住再大的房子，睡下去也只是一张床，对子女最大的爱护是教育其艰苦朴素，勤学苦练；我们整天讲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李嘉廷做领导工作多年，也说了不少这样的话，岂不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这批语充分表现了党中央对腐败堕落行为的深恶痛绝。端正党风何以如此之难？长期以来，治标的用力大，而治本方面却迟迟拿不出好办法，甚至顾虑重重。例如，曾先后任河北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在2003年8月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河北人士除普遍认为处理太轻外，意见最大的问题是，对程维高的处理至少推迟了10年，不知道这10年给国家带来多少创伤？包括他自己。因为早在1993年初，原河北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善祥在查处河北工业经济投资公司的经济问题时，发现总经理张铁梦的骗贷大案就与程维高有关，此案在程维高的亲自干预下夭折了。干部郭光允举报程维高的问题，结果反被程打击报复投进监狱劳教两年。程维高何以能够一手遮天？还有2001年4月落马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早在1994年他任阜阳地区专员时，就有群众举报他的问题，但他凭借两大秘诀，官却越做越大。一是“政绩工程”，虚报数字，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竭泽而渔；二是“金钱工程”，即隔三差五向上级领导进贡，在这方面他“大开风气之先”。一次上级某领导儿子结婚，他发现有一个副专员送5万元，另一个副专员送10万元，而他一出手就送20万元。“政绩工程”在明处，“金钱工程”在暗处，一明一暗两个“工程”相互配合，使王怀忠一路扶摇直上，并保证他无论怎样瞎折腾也平安无事。他在阜阳那几年里，举报他的人从没间断过，他却毫发无损。在一个公开扬合，他竟宣称：“告我又能怎样？查我一次，我升一级”。王怀忠把官做到这个份上，不是充分暴露了我们干部管理体制上的漏洞吗？20世纪90年代末，第三代领导集体明显地加大了整治党风的力度。在顽强治标的同时，在治本方面也有了引人注目的举动。首先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出台并逐渐落实。到1999年，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制定了实施细则或办法，1999年全国有63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受到责任追究。考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是神圣而庄严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讲，考场如战场，考试乃命运之门，成败荣辱系于此。半个多世纪前，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走出中共中央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战略指挥所————西柏坡村口时，以东方式的政治智慧和独特话语，把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上台执政定位为“进京赶考”，真是一语中的，入木三分。从此，“赶考”一词有了特别的含义，使一个伟大的党有了始终萦绕其心头的“赶考情结”。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多次提醒全党，在新的考验面前，一定要“考试合格”。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总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反复复地强调：全党要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