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及热点问题(厉以宁)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及热点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解读厉以宁（2003年11月11日）开场致辞：陈鸿桥大家晚上好！今晚报告会的主讲人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厉以宁教授。厉老师的讲座我听过许多，其中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次：第一次是在1986年时，厉老师在北大倡导了一个关于所有制改革的系列报告会，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当时的争论是“中国是搞价格改革还是搞所有制改革”。在这次报告会上，厉老师明确提出，中国改革成功的唯一选择是所有制改革。第二次是1992年春天时，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把厉老师请来作了一个演讲，我记得当时我们深交所很多人也都参加了。那次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处理通货膨胀问题和就业问题，厉老师特别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在考虑和处理时，就业问题应优先于通货膨胀问题”。此外，前几年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争论，厉老师的一些观点在提出来时在社会上的反响都比较大，厉老师刚才说，每一次也引起了很多批判的声音。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几个重要的提法，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把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学界，这很多问题都是厉老师最早提出来的。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厉老师演讲！（掌声）专题演讲：厉以宁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三个“两难”处境怎么来概括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实际上我们在财政方面处于“两难”境地，在金融方面处于“两难”境地，在收入分配方面处于“两难”境地。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三个“两难”处境。首先，讲财政的“两难”境地。目前国内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消费需求不足，对消费需求不足可以从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层次进行分析。低收入者穷，没有购买力。中等收入者谨慎消费，不敢花钱，因为他有后顾之忧，比如：孩子升学，交学费怎么办？住医院，费用还高。下岗怎么办？养老又怎么办？所以，可花可不花的钱暂时不花。高收入者主要是没有消费对象和消费渠道，该买的都买了，该有的都有了。你说鼓励他到国外去旅游，但这扩大的是外需，扩大的不是内需啊！所以中国当前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主要问题，这就加大了财政上的压力。GDP的增长无非是靠投资、消费和出口来推动。现在出口面临着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当然这次我们是顶住了，但出口要像过去那样增长，不是太容易的事了。消费又不足，那只有加大投资了。而在目前民间投资还没有完全起来的情况下，就只能靠政府投资了。所以在一段时期内，政府投资还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两难”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以前发行的国债太多，财政赤字太大，留下的包袱已经很重了。今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人们就提出来，能不能淡化积极的财政政策，把赤字降下来；现在看来，要想大幅度地减少财政赤字是不现实的--现在的预案如果减少，那投资的带动又没有了。所以现在还得靠投资带动，但继续像过去一样发那么多国债，下一步又怎么办？以后的包袱不是更重了吗？这就是当前财政的两难境地：国债不发又不行，发多了又不行，等等。第二，金融也处于“两难”境地。金融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保持货币稳定–人民银行的目标就是维持货币稳定。可是国务院的目标不是单一目标，而是综合目标，为了社会的稳定，现在国务院把缓解就业问题放在各项目标的首位。于是金融就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具体表现在：钢材价格在上涨、建筑材料价格在上涨，假定金融继续像现在这样大量放款的话，那通货膨胀问题就可能来了。通货膨胀现在没有来，但并不是说不可能来；如果通货膨胀出现了，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中国就会陷入到另一个困境--即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困境。要是不这么做，转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那整个就业问题显然会更加严重：如果提高利率，那企业的投资就会减少；如果“一刀切”，卡住信贷额度，那所有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遭遇困难。所以，金融方面也处于“两难”境地：是“紧”呢，还是维持现状？--当然现在的趋势是第四季度会紧一些，但这表明了第二个两难境地。第三，收入分配处于“两难”境地。为什么呢？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就必须鼓励创业投资，鼓励创业投资就必须让投资者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收入差距就可能扩大。另外，要缓解就业问题，要让地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就必须鼓励民营经济，鼓励民营投资者进行投资，这也要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这样收入分配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中国长期以来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即中国企业之所以具有竞争力，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个观点存在很久了。我们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在两年前作过一场报告，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劳动力分两类，一类是低素质劳动力，一类是高素质劳动力。低素质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低，低工资是与此相适应的，这不是中国企业的优势。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长期以来对高素质劳动力给了低工资，这使得中国中国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物美价廉”。但现在的情况变了，低工资能把人留住吗？--那他就外流了，流到外资企业去了。所以，必须让高素质劳动力得到应有的回报。这样收入分配差距还要扩大。总之刚才讲了：不鼓励风险投资，高新科技上不去，鼓励其发展，收入分配差距会扩大；不发展民营经济，经济会陷入困境，发展民营经济，收入分配会进一步扩大；不给高素质劳动力应有的回报，人才就外流了，要是考虑提高回报，收入分配差距还会再扩大。该怎么办？这就是收入分配的“两难”境地。三个“两难”境地，说明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的确是使决策者左右为难。但总的看来，问题还不大。为什么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成长中的经济”，一个叫“停滞中的经济”。成长中的经济，从发展过程看，问题都是成堆的。以中国为例来说：失业工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安全事故频繁、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秩序混乱，等等。但成长中的经济，是不断在成长中解决问题，在成长中出现新问题。对于成长中的经济，应当每隔10年回顾一次。现在是2003年，你看1993年是什么情况。就深圳而言，93年的深圳和现在能比吗？全国各个省会，93年和现在03年能比吗？再回头10看，93年和83年能比吗？--又是大不一样。所以说成长中的经济，尽管当年看问题成堆，每隔10年一看，变化非常大，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停滞中的经济，从表面上看好象问题不大，即使有一点问题也很平坦，但隔10年回头一看，没什么变化。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10多年来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西欧也是这样。成长中的经济和停滞中的经济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尽管我们处于三个“两难”境地，问题成堆，但考虑到我国是属于成长中的经济，我们还是应该有信心的。二、人均GDP1000美元：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即人均GDP到了1000美元，这是一个关卡。发展中国家分两类：一类发展中国家，像韩国、新加坡等，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就进入正常、迅速发展的轨道，很快几年就2000、4000、8000、16000地上去了。二次大战刚结束时，韩国是、新加坡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过了1000美元这个关口。而另一类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像阿根廷、智利、秘鲁等等，人均GDP到了1000美元后就徘徊不前了，一、二十年来老在1000美元左右“打转转”，上不去了。从比较经济学角度看，为什么人均GDP1000美元是一个关卡，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个方面，当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时，发展中国家可以依靠劳动力资源价格比较低、土地资源价格比较低等来吸引外资，经济也能够籍此有所发展。到了人均1000美元以后，这些优势渐渐没有了，因为资本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国家转移了，这时的竞争就要依靠掌握核心竞争力，要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否则，即使开始时有大量外资投入，表面上看来很发达，但外资一旦转移，新的外资又不来，如果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话，那时怎么办？这是人均GDP1000美元是个关卡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当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时，一般人们只是求温饱，有个房子住；当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上时，人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教育、文化、卫生、环境、生活质量、社会保障，这些要求全都提出来了。要解决这些要求，财政要有钱，否则，这些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要发展教育事业，没钱怎么行？要发展卫生事业、普及公共卫生系统，没钱怎么行？因此，人们的要求提高了，也就带来了新的任务。第三个原因，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开始被人们所注意了。之前这个问题虽然也存在，但1000美元以上时，矛盾就显著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就加剧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强调“协调”，提出区域间协调发展、提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要关心低收入群体等种种问题。一方面要靠经济继续增长，一方面国家财政得有钱，因为只有财政有钱，才能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第四个原因，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人民对参政议政的要求就高了，对政策透明度的要求增加了，对廉政建设的要求就增大了，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就加强了。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政府是腐败的、官员是贪污的，就会引发很多的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就要注意，政府自身的建设问题必须提到重要位置上。所有这些都表明，当前中国是处在一个关键阶段--人均GDP1000美元，摆在面前的路该怎么走？要走前一条路，很顺利地上去，几年以后到2000、4000，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必须要满足上述条件：要有核心竞争力、掌握自主的知识产权、财政要有钱、要解决文化教育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说，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是在关键时刻提出的，将影响的不是最近短短几年时间，而是要影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就转入下面一个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在理论方面的突破究竟有什么？三、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理论突破我在全国政协参加了学习，个人体会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是有新的观点和理论突破的：一是提出了“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以往虽然也提过产权问题，但不象这次这么明确，包括：归属清晰–产权归谁要明白；权责明确–权利和责任都要明确；保护严格–无论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都要严格地保护；流转顺畅–能够顺利地进行产权交易，要搞活。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权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提出保护产权首先是要维护公有财产，这改变了从前人们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私人财产。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最紧迫的是要保护公有财产，防止公有财产流失、被侵占，产权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国有资产就没了。所以，首先是巩固了、保护了公有资产。第二，同样重要的是，要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以前讲“保护私人财产”是保护私人的生活资料，现在明确了产权还包括投资、收益、权益各个方面，鼓励私人投资。第三，要发展混合所有制。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公有的、也有非公有的，过去只讲保护其中一半--公有的要保护，私有的不管--这样，混合经济能搞好吗？所以，要加快国有资产的重组，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要大量存在，不把明确产权问题放在首位，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没法搞好的。第四，在中国目前所处阶段，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讲社会信用，而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产权不清晰，欠债是可以不还的，合同是可以不算数的。不建立社会信用，市场就乱了，所有人都受损失。所以这次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明确产权问题。二是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要转变为混合所有制，有的国有资产要转让，成为非公有经济或其它形式，但究竟是什么形式？这次明确提出股份制是企业的主要形式。过去提到股份制是“一种实现形式”，现在提出是“主要形式”，这就是说，将来独资的是极少数，国家独资、私人独资的都是小部分。国有企业经过改革，股份制是主要形式，这是理论上的第二个突破。三是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过去只是单纯地提“提高农民收入”，但这次是要从“体制”根源上改变，提高农民收入将只是其结果。因为如果继续保持城乡二元结构，计划经济在这一块就始终不能消除。计划经济体制在两方面是最顽固的，一个是国有企业究竟怎么改，另一个就是城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