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的GDP牛皮 昏官比贪官更可怕

1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的GDP牛皮昏官比贪官更可怕2003年12月03日09:24深圳新闻网昏官的大致轮廓竭泽而渔、劳民伤财当然会引起民怨，于是瞒上欺下就成为昏官的又一个必然特性。王怀忠决定开挖龙潭虎穴毁了不少良田，被占土地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前往市委市政府上访请愿，王允诺给村民赔偿，到现在也没有兑现。从决策的草率程度看，也许他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兑现的问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失信算个什么，违法也在所不惜。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幕：1995年飞机场扩建工程正式动工，阜阳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从当年起，阜阳市委市政府开始下达硬性财政收入指标，某乡镇曾经发生过一起乡长带枪强收提留款打死村民的事件，而王对此不闻不问。寅吃卯粮也好，劳民伤财也罢，无奈当地的基础实在支撑不了大牛皮，最后只能在数字上做文章了。于是，无中生有，在数字上玩点金术，就成为昏官的另一绝招和共性。在任亳县县委书记的时候，有一年亳县向安徽省上报乡镇企业的产值，当时全县乡镇企业产值只有几千万，但王怀忠大笔一挥，上报材料上产值就变成了几个亿。这个“成绩”很快成了安徽省的典型。王怀忠造假到极致的是，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而在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假纳税发票。至此，我们对昏官的“生相”应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好大喜功图增长，吹牛皮；用“大手笔”支撑大牛皮，借政绩工程造势，劳民伤财吃子孙后代，而决策上又极为草率；瞒上欺下，一意孤行，目无党纪国法；无中生有，数字游戏，弄虚作假造英雄。政绩虚假好处一点不假2昏官此时比贪官更可怕，首先在于昏官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胡长清贪污受贿600万，成克杰1000多万，肖作兴2000万，在贪官中算得上登峰造极了。然而，与王怀忠“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区区几千万显得不足挂齿。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结果怎样呢？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徒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据估计，王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结果，从1995年到2000年6年间，阜阳GDP同比没有任何增长。“王肖（作兴）时代”结束后的2002年，阜阳经济首次出现增长，增幅为4.1%。昏官此处比贪官更可怕，还在于昏官的腐蚀效应具有全方位性。贪官和昏官都会改变当地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在贪官治下，“要想当官就要花钱，当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能当更大的官”。可恶是可恶，但还限于贪官“治下”：我不在阜阳，想升官也犯不着给阜阳的王书记送钱。换言之，贪官的腐蚀效应主要是向下的，即便免不了对个把上级也孝敬孝敬，顶多也就是垂直辐射而已。昏官可就不同了。说王怀忠“昏”当然只是从黎民百姓的立场来说的。换个角度看，王怀中不但不“昏”，而且还聪明绝顶。王被誉为官界“奇才”，为了往上爬而频出“昏招”其实并无新奇之处，奇就奇在他的招数特灵验，政绩虽然虚假，给王怀忠带来的好处可一点不假：1993年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而当上市委书记仅3年之后又一下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王怀忠现象”给他的下级、同级甚至高一级别的官员传达了什么信息呢？3昏官最可怕之处，莫过于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可怕。毒鼠强之可怕，在于有剧毒而无味。昏官较之尤甚：不仅无味，而且往往会被冠之以“香”—用王怀忠恩师的话说，这叫“有开拓精神”。王有贪的一面，更有昏的一面，他栽在“贪”字上，但假如他不腐不贪呢？会不会继续“开拓”着，继续升迁着，继续向上下左右示范着，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昏官之祸甚于贪官，就在于人们往往把发昏当作开拓精神热烈拥抱—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如此“基本原理”所以说，贪官要打击，昏官也要打击。解决的根本之道，还在于铲除滋生贪官和昏官的土壤。别看王怀忠文化不高，但他对我们的干部体制研究得很深，“甚至比很多从事干部体制研究的干部研究得还深”。何以见得？王很早就明白了一条最基本的原理，现行的干部体制，实际上是上面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近年来，各地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中不断出台新的制度和规定，强化民意测验，但为什么没有能阻止张二江、马向东、王怀忠之流的亨通官运呢？以笔者愚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敢于动真格，二是精于制度细节的设计。敢动真格就是要强化制度刚性，敢于触及深层次的制度结构问题。精于制度细节设计要求脚踏实地关注技术细节，使制度和规则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如果只是满足甚至津津乐道于号召、大方向、大原则和一些中看并不那么中用的规则，那又与“政绩工程”何异？观点碰撞：“政绩”怎成贪官王怀忠“最爱”?新闻点击：4南方周末：一个副省长的“政绩”观1995年，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当时亳州以产黄牛著称。王突发奇想，要将亳州市“塑造成闻名全国的黄牛金三角”，提出要使农民们“赶着黄牛奔小康”。王怀忠和他的下属们用了半年的时间筹备开一个全国性的黄牛工作会议。一些官员说，本来政府牵头搞一个黄牛会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好事，但是到了王怀忠的手上，一切都变了味：他的目的并非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王怀忠造假到极致的是，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而在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假纳税发票。但是这些虚假的政绩毕竟为王怀忠带来了好处，王怀忠的官越做越大，而且升迁的速度相当惊人。1993年他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而当上市委书记仅三年之后又一下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一个在王怀忠“身边”很近的县委书记说，王书记一次酒后让他附耳过去，说了“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评说链接：人民网网友：且看贪官如何出“政绩”“政绩”是指为官者在职期间办事的成绩。当前考察提拔干部，自然是要参考其政绩的。为了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很多为官者都有着强烈的政绩意识。当他们把政绩当成一种邀功请赏的筹码，试图借此作为谋求升迁高位的敲门砖时，他们就会打造出“异味”的“政绩工程”。反正是给领导看的，于是，一些为官者就千方百计去“树典型，做样板”。这些“政绩工程”最后都成了“胡子工程”、“祸害工程”，但是，它却在一定时间内骗过上级领导的眼睛，成了自己“往上爬”的阶梯。5其实，对于“政绩”，应有正确的定位和科学的定性。真正的“政绩”的出发点不应是上级领导，而应是紧扣民心的。是要以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为官者如果心里没有这种为了百姓的“政绩观”，自然也就不会做出为群众排忧解难、谋求幸福的“政绩工程”。像王怀忠这样通过“官造典型，典型出经验，经验出官”这一不法手段，打造虚假“政绩”，完成自己升官的过程，说明当前我们对“政绩”的量化还有一定误区。其实，界定为官者的“政绩”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看“政绩”不是看表面文章，因为这里面有看得见的“硬件”与看不见的“软件”，还有可量化的成绩和不可量化的成绩。那些心系民生，促进地方经济的振兴，为百姓的脱贫致富打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为官业绩，方可视为真正的“政绩”。而像王怀忠那样大做“面子工程”，“不在乎底下人说什么，只在乎上面的脸色”，于是“牵来黄牛当马骑”，处处表功，获得领导的欢心，就会产生了“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的现象。基于这种可怕的“政绩观”之上出现贪官的种种祸国殃民的劣迹是发人深省的。这一现象如不能“惩前毖后”，仍是滋生官场腐败的罪恶基因。南方都市报：“政绩工程”乃社会之癌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指出，以“首长工程”、“条子项目”和大轰大嗡的运动为特征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既不如市场经济也不如严格理性化的计划经济，这类东西不要说市场经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也不允许。这种完全彻底地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行为得以畅通无阻，一方面是权力的含金量太大，权力手中可支配的社会资源太多；另一方面是权力的外部制约力量陷于瘫痪。解决的办法，一是大力削减权力的含金量，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还给社会，还给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权力必须受到民意的制约，同时政绩不能由上面来评判而只能由下面、由无官无职的普通民众来评判。我希望即将出台的《行政许可法》不仅要考虑部门的行政审批权限制的问题，更要着重考虑“首长工程”“政绩工程”“形6象工程”的权力限制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在现行体制下，只要地方首长拍板的事，几乎可以不受任何审批权限的制约，因为所有的审批部门，都在地方长官一人的掌控之下，不管审批项目多还是少，繁还是简，都逃不出地方首长一人的如来掌心。可以这么说，如果过多过滥的审批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的拦路虎，那么，首长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则是更严重的社会之癌。人民网网友：群众路线的变异与伪政绩工程之得逞其实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群众的作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条“群众路线”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直被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要依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其中一个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是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有些上级领导工作不扎实，贯彻群众路线的意图不坚决，形式主义作风严重，而某些基层官员为了个人目的又甘当上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绊脚石和拦路虎，致使群众路线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疏远了干群关系，导致群众的意见不能有效地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或者即使反映到那里，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这种群众路线的变异正是伪政绩工程能够得逞的重要原因，王怀忠在任亳州市委书记时就上演过这样一出“好戏”。当时一位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前往考察，王怀忠探知消息，令人将太和县某村最穷的一个村民找来，令他搬到一间事先腾空的房屋里，把别人家的牛、羊、猪以及家具等统统借来，再让村长、村支书等教那村民说一套“由贫致富”的经过，并在言辞中体现出“感谢现任市领导的帮助”等。我不知道这位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知道事情真相后会怎么想，如果王怀忠在这件事情中负有责任，那么这位工作人员同样也负有责任，我们多么希望上级领导能7用火眼金睛看出基层官员的猫腻啊！其实这也不难，只要他想真正成为一个“群众路线”的实践者。南方都市报：不应回避讲政绩老百姓对一些所谓“政绩工程”有意见，并非对官员讲政绩有意见，而是对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有意见，对官员“唯官是图”的思想有意见。在某些官员的心目中，办所谓“政绩工程”，着眼点是上一级领导，就是说，是办给领导看的，尽管此工程充满劳民伤财的气味，尽管此工程没有经过民主决策和科学论证。“唯上”，本质上是为己，就是想通过上级这个“曲线”，捞取“升官资本”，多得一点晋升“含金量”。而一旦“官升高就”，办“政绩工程”就达到了“名利双收”的目的。简言之，图名、图利、图官的所谓“政绩工程”，其实就是“歪绩工程”。古人云：政者正也。由此可以说，政绩也可讲“正绩”。谓之“正”就是此官员的工作成绩是在正道上干出来的，不是靠坑蒙群众，搜刮百姓，违法乱纪，搞歪门邪道弄出来的；官员干工作的思路是正确的，也就是经过集思广益和科学论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而不是凭官员的发热头脑，靠所谓“三把火”烧出来的。编辑留言：“政绩”怎成了贪官王怀忠的“最爱”？评定官员优劣，要不要讲政绩，要讲怎样的政绩？如何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落到实处？欢迎广大网友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贪官“政绩观”--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的升迁路2002年08月22日14:08“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健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