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中几个基本概念

砍去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读谢遐龄著引言哲学要教人正确的说话。这本导读的路数和目标。哲学还要为人类探求安身立命之本。本书要讨论的四个问题。日常用语真是十分顽固的东西。人类一向说，“清晨，太阳在东方升起。”这似乎已成了确定不移的真理，并为每一个人的经验反复证实。哥白尼出来了，指出事情的真相乃是地球带着我们向太阳转过去。早就确立的真理被推翻了。人们也终于接收了哥白尼学说，但是确照旧说“太阳升起”，而不说“地球转过去”。直至今日，谁要是试图纠正日常说法，反会招引嘲笑。哥白尼算幸运的。人们虽然不按他的想法改正自己的说话方式，毕竟还承认他的思想正确。可悲的是，哲学家远没有科学家那样走运。尽管哲学和科学在这一点上是类似的：使人类的说话方式臻于完美，尽可能的消除那些引起歧义或引起矛盾的因素。但人们抵制哲学家往往甚于抵制科学家，常常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哲学家，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人们心目中，科学家使常识精密化；哲学家却以说出与常识大相径庭的话而自鸣得意。他们忘记了科学家也曾与常识冲突过，现今仍常有冲突。哲学（以及哲学家）的厄运，是因为它（以及他们）直接对付语言。时下“反思”这个哲学名词很流行。所谓“反思”，实际就是检查说话方式有没有毛病，某些基本概念到底指什么，若有不妥或不明确的地方应该怎样去纠正。语言和世界观本来就是一回事。我们的祖先若干万年的反思的结果，积累为今日的语言，表现为一大堆日常用语及其相互关系（结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说话。每一个婴儿呀呀学语时，他的母亲及他的亲人教给他的都是日常用语，看起来平淡无奇，实际上，人类几十万年思考创造出来的文化中的精华，就这样悄悄的传授给他。这里所谓的精华，就是语言，即说这种语言的这种民族解释世界的基本框架──世界观。我们承认语言有过发展，就等于承认我们祖先纠正不完善的说话方式是正当的。因此也应该承认今日及今后应该把这项事业继续下去。只是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难。真有人出来纠正时，所遭遇的多半是疑惧：你难道比列祖列宗和大家还高明吗？！实际的过程往往是这样，一个大哲学家的发现，即使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一小群人，也要用上几个世纪才能消化。至于为全人类所消化，则需经过几十个世纪。所以，人类至今不懂康德说了些什么，甚至专攻康德的哲学研究者也远远没有达到一致的见解（不一致＝未消化＝处于消化过程中），就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了。所以，搞明白康德到底说的是什么，尽管是一种很初级的、属于“哲学普及”的工作，而又是重要的、有意义的事业，而且是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的事业。想懂康德，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啃原著，但是啃原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部艰深的著作，里面阐述的思想同我们现有的思想距离过大，使今人望而生畏，不敢走近它。这样，读一些解释性的著作，就是必要的。然而，解释性的著作往往也很难读。例如我国哲学界老前辈郑昕先生写的《康德学述》，虽然阐发康德思想十分精详，学术水平相当高，超过许多洋权威的同类著作。但这本书确实就很难读。要读懂它，必须有一定的哲学素养，而这种哲学素养是大部分哲学爱好者所不具备的。看来，接近艰深的哲学著作要分几步走。在高等学校的哲学系、科中。设计有某种程序来完成这种步骤。对大量非哲学系、科的和业余的哲学爱好者。无疑很需要提供一种读物，帮助他们完成这种步骤。问题在于，这样的读物可能写出来吗？写出了能完成期待于它的任务吗？我一向认为，把大哲学家的哲学哲学体系通俗化是不可能的。把一个哲学体系通俗化，意味着使体系简单化，以适应读者所具有的简单的思维框架。但是，人们之所以要读一本哲学著作，意图却是提高自己。所谓提高自己，在这里是使自己原有的思维框架发展为较复杂、较精密的思维框架；而且还要循此前进，尽量接近大哲学家所具备的思维框架，直到有一天达到并超过它，可见，对体系作简单化的工作是不可取的，何况这样做实际上常常导致曲解。然而，观点通俗化却是可能的。通俗某些哲学观点，在某种场合下，意味着通过实例或比喻帮助读者领悟，并提醒读者：实例或比喻不过是桥梁，决不可用来代替哲学思辨；思辨才是哲学的正宗。在另外一些场合下，观点通俗化则意味着通过循循善诱的讨论引导读者看清自己习以为常的观点之鄙陋所在。前者就很艰难，后者则更难。难就难在改变观点。常有人说：“你的说法我能理解，只是接受不了。”真的理解了吗？“接收不了”就说明在学习改换一种角度看问题上存在着障碍。如果真正理解了，只是不苑或不能接受，就一定能反驳。无能反驳说明并未理解。此时就要提醒读者，“设身处地，同情的倾听别人”，是一条读书的基本原则。不要急于反驳，先需努力体会。衡量一个人哲学素养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便是他在接触一种新观点时有多少理解上的障碍。素养高者障碍少，素养低者障碍多。多读书、多反思，障碍会日益减少。轻率的反驳只表明缺乏哲学素养。哲学水平的提高，常表现为思维框架的改造。而思维框架之改变常常由几个基本观点的突破引起。这样看来，通俗化若干基本的哲学观点，是引导读者接近一个艰深的哲学体系的有效途径。我不敢说，我有能力写一本帮助非哲学系、科的大学生和其它的业余爱好者接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难懂的几本书之一，而我本人又是学力浅薄，刚入哲学之门，尚未登堂入室。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项值得尝试的事业。每每看到一些爱好者争论终日而不得要领，反映出对一些基本观点缺乏深思，痛感人们忽视基础其后果是浪费精力，就不仅想呼吁注重基本问题之研究。把我读这本书的一些体会贡献出来，或许能起点作用，或许这也算是种帮助。那么就试一试吧！这里要强调的是，谁想深入地解哲学，他就必须懂康德；谁想真懂康德，他就必须亲自啃原著，最好啃德文原著。我这本小册子称作“导读”，当然不是读书指南之类。我没有资格写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读书指南。写这类东西对作者的要求太高，不仅要求很好的消化该书内容，还要求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读”，我只想提出下列两项目标：1、引起阅读康德原著的较强烈的愿望；2、消除对康德原著理解上的主要障碍。至于这本小册子另外还能否起到哲学入门的作用，则是我不敢奢望的了。人所共知，康德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对他伟大在那里，伟大到什么程度，许多人都不甚了然。在我看来，哲学有两大功效，其一上面已指出的，即教人们正确地说话；另一是为人们探求安身立命之本。长期以来，人们解释哲学为“爱智”，教人聪明之学。如果对“智”、“聪明”作正确的解释，这么看本无错误。可惜的是“智”、“聪明”全被解释为“知识”（或曰追逐名利的本领），用康德的哲学术语来表达，“智”被看作理论理性。这样一来，哲学就成了教人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学问了。其实，“智”、“愚”的本来意义在道德方面。苏格拉底谈哲学，意在引人向善。“爱智”＝“爱得”，不但古希腊的贤哲如此，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如此。孔夫子所谓“上智下愚”，皆从德行立说；班固《汉书》的《古今人物表》也据此分善恶之等级。与黄帝大战于逐鹿之野的蚩尤，据古书记载，是很有才能的，他既精通天文学，连黄帝都要向他学习，还会用金属制造武器，在当时于科学，技术两方面都是最先进的，但由于他是个叛乱头子，是个大坏蛋，《古今人物表》把他裂在第九等“下下愚”之榜首。我国当代大哲学家熊十立认为，“愚人不是指无才智之人而言。如历史上凡有大才力造作滔天大恶业者，以慧眼观，皆是愚人”。这话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智”、“愚”的确切定义讲的十分清楚他的哲学所着重用力的也正是引人向善。用康德的哲学术语来表达，这是在谈实践理性。康德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欧科学技术日渐昌明，人的自我意识日渐清醒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的时代。不过，进步并不全面，有偏颇之处。偏在何处？偏在对“理性”的看法上。人们常称那个时代为“理性抬头的时代”。但是，在康德之前，理性主要看成了理论理性。典型的例子是培根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似乎掌握了科学技术，人类的境况就能无限地改善。结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反。诚然，由于对付自然的本领有所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是运用对付自然的那些原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却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故卢梭率先提出，科学导致了人类的堕落。科学技术发达了，人类的境况却在变坏！可见社会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哲学的使命既是为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本，就不能不探索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向。根源在于过分看重理论理性。科学技术本身无辜。问题出在把科学技术的原理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所谓“科学技术的原理”即理论理性。理论理性用于自然是正当的，但如果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域，按康德的术语，称为“自由”），就要出毛病。这不等于说在自由领域不能用理性。理性还是要坚持的，只是不作理性的使用，而要作实践的使用。换句话说，就是在自由领域理论理性必须止步，必须让位于实践理性。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向：提出实践概念，把实践概念置于理论理性之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在康德之前，不但英国的经验派片面崇尚理论理性，其典型的代表人物洛克，企图以感觉论证上帝，即在理论理性的基地上建立道德、理想、信仰；而且德国的唯理派，也陷入理论理性而不能自拔，例如莱布尼茈，尽管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倡导良心为其前驱，但他却未能在哲学中为良心找到基地，仍局限于以理论理性论证上帝。更不用说，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在涉及道德、理想、信仰时，主要靠扩大理论理性的领域。这部分哲学称为形而上学。这里的“形而上学”不是指与辩证法对立的世界观，而是指关于上帝、灵魂不死、自由的哲学部门，是关于道德、理想、信仰的哲学。康德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重建形而上学，但不少哲学家说，康德主张摒弃形而上学，搞科学哲学（即阐发理论理性）。这真是南辕北辙。康德要挽救世道人心，怎会不要形而上学？康德只是反对把形而上学建立在理论理性的基础上，主张把它建立在实践理性的基地上。过去的哲学是扩大理论理性的领域，侵入形而上学，所以，扩大的第一步工作是为理论理性划一条界限，以限制它的使用。阐发理论理性是为了限制它！可见，科学哲学根本不是康德的意图所在。康德本人在1770年以前(哲学史上称之为“前批判时期”)还站在旧哲学立场上，与牛顿一样，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精通自然科学，迷信“知识就是力量”，看不起不懂科学的劳动人民。说来真是“忘本”──他本人的家庭出身是手工业者！后来，读了卢梭的著作，他在哲学上发生了一个飞跃，改变了立场。据说，他读《爱弥儿》入了迷。康德自幼身体孱弱，十分注重养生，办法是制定一套作息制度，严格执行，以致邻居们可以根据他的活动核对自己的钟表。但读《爱弥儿》的那几天，他完全打乱了生活节律，足不出户，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至于卢梭对他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他的这段话看出来：“我自己爱好研究，具有极强烈的求知欲，急切的要获得知识，每前进一步都感到满足。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这都会促进人类的繁荣，我蔑视无知的贱民。卢梭纠正了我。骄傲的优越感消失了，我逐渐尊重人类。如果我不相信这种思考能够使我承认其它一切职业有价值，及重新确定人类的权利，我想我自己还不如一个普通劳动者那样有用。”他不再迷信科学的威力。他领悟到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征服自然更重要，提出了“德性就是力量”的口号。他那浸透了新教传统的家庭影响，通过虔诚的母亲带给他，并终于显现了出来，化为哲学学说。这决不等于说，康德主张人应当匍匐在上帝脚下、屈服于统治者的淫威之下。他倡导的德性是自律。人必须有尊严，才真有道德、理想、信仰。按照自然神论的观点，德性是根据发自一个社会权威的命令行动。显然这是它律，理性仍在作理论的使用。只有使理性作理性的使用才有自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达到了“自觉“的境界。于是康德说：人是目的。他的哲学体系终止于人类的理想。总之，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提出实践理性概念并主张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由于他的前人都偏重于理论理性，并把上帝（即道德、理想、信仰）与自然（包括人的肉体、情欲）挂起钩来，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搞清楚理性的理论使用应有的范围──这也就是说，要给理论理性划一条界限；要区分出一个不同于自然的领域，并从哲学上证明，上帝应该住在这个领域──自由领域。我想，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