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历史

汉族的历史一、元蒙之后国人的议论：《崖山之后无中国》先秦之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铮铮铁骨的士大夫精神，汉唐之际“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尚武精神，到了宋朝已荡然无存。从靖康之耻，到悲壮的崖山之战，南宋以后再无中国。朱元璋他们好不容易赶走了蒙古人，谁知祸起萧墙，却让东北的女真人拣了个大便宜，直到汉奸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中原大地遭受了蒙元和满清占领，汉族精英屠戮殆尽，两次亡国，险些灭种！“亡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宋朝自废武功，难辞其咎，明末的内耗更是令汉民族的凝聚力顿减。读历史每读到大屠杀、蒙古的初夜权、满清的留发不留、汉民族的衣冠被废、都是毛骨悚然。宋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已经无法改变，唯有扼腕叹息。当时蒙满建立的王朝，以异族入主中原自居，奴役汉人。所以许多人也一直都不认同蒙元、满清为我华夏王朝。当时的中国不过是异族的殖民地罢了。故有蒙满时期汉族亡国之说。二、日韩等藩属国曾经的立场：《尊王攘夷》元朝时期，蒙古据有中国，当时蒙古为夷，故元为夷朝，是为外国，而非中华。自元朝起，曾经的中华属国独存日本，他们便以此为由，以“神州中国”自居。明亡之后，朝鲜虽自称藩属，但仍心怀明朝，视清为胡；故也以中华正统自居。以至于清末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打出的旗号，居然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所以后来的日本百姓便把对华战争看做是：尊王攘夷，“解放”被满人奴役的汉人。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的追随者里竟有许多日本人，口号依旧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至今还有日韩人士声称汉人并非正统中华之说……1206年蒙古铁木真即大汗位至1294年元帝忽必烈派元军攻入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地区的占领区变化图。蒙古帝国庭积最大时，大约有三千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下图为日本历史教科书插图：日本自视为唐朝属国三、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中华民族》因为汉族主体是最初的华夏族，华夏族本身就是一个炎黄部落联盟。历经黄帝华族和炎帝夏族联盟，繁衍融合了后来的商朝商族以及当时的东夷和周朝周族。秦朝先祖是东夷人西迁与陇西天水羌戎部落融合的一支，最终在盛极一时大一统的汉朝，形成了汉民族。下图为国外历史教科书的汉帝国版图“五胡乱华”之际，也即民族大融合之时，相互影响在所难免。主动汉化最为成功的是北魏鲜卑族。南北朝时，汉族衰落，中原沦陷，北朝汉胡参半，游牧民族为强势民族，必定影响汉族。而后又是北朝统一了汉人的南朝，汉人便也融入了游牧民族彪悍的血液。隋文帝有鲜卑族的独孤皇后，唐太宗也有半数鲜卑血统。贞观朝国力强大，文明昌盛，李世民被称为天可汗为各族共主，那个开放自信的时代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唐朝，有的做官、有的定居，交流影响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一个比较搞笑的历史事实却是：当年宋辽金三个国家，拼得你死我活，遇到了蒙元占领时都灭亡了，当年不共戴天的三个民族：契丹人、女真人、北方宋人一并被称之为汉人。可见汉人的来源是相当复杂的，与其称“汉族”，倒不如“中华民族”来的贴切！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地理环境图四：古代圣贤客观的认识：《华夷之辨》孔子曰：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孔子的观点是：夷狄汉化了，就是汉人；汉人夷狄化了，就是夷狄。清朝欲使汉人满族化，但是事与愿违，历史上汉化最成功的却是满族，他们只是改了汉人的衣冠，而满人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法汉制、学汉文、通汉语、改汉俗，其实与汉人无异。汉民族海纳百川的民族概念，是多民族文化组合的概念，所以跟血统没有关系。故中华虽有蒙满亡国四百年，但中华文明不灭，则汉族不亡。文化才是是一个民族最主要的特征。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民族，离开民族文化都不可能保证民族的延续。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灭亡了三个，文明消失，国人虽在，民族无存。这说明了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比如埃及，早已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文明的天下，要想寻找古埃文明只有挖坟掘墓了。但是文明的延续，绝非固步自封，需要有多民族融合的融合与补充。又比如美国，国民虽然来自世界各地，白人、黑人、黄人、棕人，他们相互取长补短，整合为当今美国包容大度的先进文明。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谏逐客书李斯】只要国家强大，文明昌盛，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有民族认同感，再创一个新民族又有何妨，何必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呢。所谓汉族纯正与否并不重要，正统与否也不重要，改朝换代谁来统治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薪火相传的神州浩土中华文明强盛与否。汉族的形成与发展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原地区形成，有众多的其他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合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周边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为一体的时期。可以说，研究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个窗口。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周边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以及蚩尤时代乃至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时间之长，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况的多样、复杂，均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一、先秦时期这一时期是华夏民族的孕育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炎、黄二帝以及蚩尤都是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是远古三大部落集团的领袖，其活动区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炎黄合力打败蚩尤、后来黄帝打败炎帝，族群便进一步融合。郑州大河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从出土的陶器看，不但有典型的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及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实现了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南方苗蛮文化的融合，华夏民族文化已初露端倪。夏商周三代来源各不相同，夏部族是黄帝后裔，居住在中原地区河洛一带，公元前2100年前后建立了夏王朝，这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到文明时代，华夏族的名称也随之产生。游牧起家的商族本是东夷人，几经迁徙到达河南东部。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原是西戎的一支羌人，灭商后势力扩大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可以说，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封禅书》就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商汤的西毫、殷墟、东周的都城洛邑，都在今河南境内。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与夏人、殷人、周人错杂而居的还有蛮、戎、夷、狄等民族，如东周都城洛阳附近便有陆浑之戎、伊雒之戎。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消失于史乘之中，表明他们已与华夏族融合，成了新的华夏族。这个华夏族是由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集团及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形成的。这其中除了夏人、殷人、周人的血统，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成分，可见华夏族本身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则是在华夏族的基础上从汉代开始形成的，它的血统里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夏商周三代族别不同、发祥地各异，但都尊奉黄帝为共同祖先。直到魏晋以降，南下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还尊奉黄帝、夏禹为祖先。尽管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已经证明华夏民族并非来源于一个祖先，而千百年来人们却一直把炎、黄等作为中华民族始兴与统一的象征，不管走到哪里，都自称是炎黄子孙。这种发端于远古而历久弥新的观念，成为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有的民族意识。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随着野蛮民族的征服开始的。北方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北魏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册，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洎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与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赫连氏的后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没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征了。三、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又有许多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人融合，成为汉族。唐代洛阳是北方交换的中心，“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中亚、日本、朝鲜半岛的外国人长住洛阳，多种民族文化的融汇交合，使唐代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5个王朝，其中的后唐、后汉、后晋分别是沙陀人李存勖、刘知远、石敬瑭建立的，沙陀源于突厥。李存勖攻陷梁都开封，在洛阳建立后唐，标志着沙陀突厥势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从而使西北和东北的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这3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地区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由沙陀人与汉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军队也是如此。婚姻上没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后妃多为汉族，百姓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就更为普遍，再加上五代时盛行的义养风气，沙陀皇帝往往选拔汉人中骁勇善战者为假子、义儿，结成政治集团，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四、宋辽金元时期长达4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河南省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它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僰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周邦彦《汴都赋》）许多人后来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是在金国灭亡北宋以后，金国统治者“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国志·屯田》）至元代中叶，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封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进入中原的。元朝统一全国后，因幅员辽阔，需屯兵驻守，便“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这项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各地，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与民杂耕，横亘中原”。元朝统治者本想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监视，不料却导致了他们的汉化，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家谱中说：“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前至元年间，全国农业地区普遍成立“社”，政府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劝课农桑，他们入社后与汉人关系更为密切，甚至互相通婚。至元末明初，经过长期的杂居交往，蒙古人与维、回、西夏遗民等色目人与汉人已达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识别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蒙古、维、回、西夏遗民为避免歧视多改汉姓。改姓这一举动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许多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扩大了汉族的外延。中原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力的核心，也证明了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论断是一个普遍的自然规律。今天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