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安希孟教授[内容提要]本文以现代民主法制观念及基本人权标准为利器，深入剖析明清两朝顽固的守旧官僚对待西方天主教及基督教新教的刻薄态度，指出，这是对宗教信仰自由及基本人权的无知和蔑视。基督教传教士梯山航海来中国布道传教，这本身就等于向中土华夏士子宣布，传播和信仰自由乃人权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传教士的宽厚仁爱与中国官员文人的刻薄尖酸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守旧的士大夫文人及清政府昏庸官吏对上述基本理念一无所知。他们只知一味捍卫“天朝上国”的国家尊严。今天的人当从这一段历史事实中懂得：以封闭的中国酋长态度拒绝外人传教，适足以损害自己国内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信仰自由。受害的乃是自己的国民。中国政府种种表面胜利，其实包含着极大的危险——使自己远离主流国际社会不知几许远矣。关起门来，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总不是外交上的上乘之策！近代西方传教士来我华传道送经，为单一封闭的华夏文化增添一异质新颖的文化要素，给中国重此岸、轻彼岸的现实文化增添了一种向上的超越性文化因素。奇怪的是：封建文化的狭小襟抱竟不肯接纳她。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忽然笼罩国人官宦心头。我们必须知道，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大二公。教会是一种大而公的普世教会，视万国万民为一体，同为上帝之子，不分疆界与畛域，并非民族主义狭小器量所可包容的。今天，我们必须发扬基督教中所包含的世界大同、万国一家、人人皆兄弟的精神，切莫以狭小的唯我独尊的家族情怀构筑壁垒，把中国宗教变成民族主义者拒绝交往的工具。基督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手中的泥巴，可以被捏成任何一种玩物。它同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我封闭毫无共同语言。基督教从传入中国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开始，就经历了与中国固有儒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风雨飘摇的过程。在冲突中实现融合，在融合中产生冲突。一方面，基督教不断改铸自己，逐渐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也渐渐习惯了这个外来“尤物”。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和中国民众都付出极大的代价。但终于，基督教在中国得以延续和发展，今天已成为中国宗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逐渐融合进中国文化之中。原有的三教九流的格局被打破。今天，中国宗教信仰可以说是“五教至尊，弘化世界”了。佛教的“慈悲”、儒学的“忠恕”、道教的“自然”、基督教的“博爱”、伊斯兰教的“清真”，直扣一般信众的心扉。明末清初，西洋教士常以调和的方法在中国传教。对中国之陋俗迷信，予以迁就，或加以曲解，以迎合基督教教义。对于下层社会，他们常以浅易演说宣讲福音。其于上流社会，常以科学打动人心。可见，古旧中国的信仰，比起列国，何等顽强，对此我们并不感到自豪。祖先崇拜、孝思之念、设立灵堂、郊天之礼，本属迷信。传教士却认为乃无害民俗。只是“五四”以后，中国人自己才将其克胜。基督教在西方是作为一种革命性因素而出现的。这里所说的“革命”，乃是文化、宗教、伦理意义上的革命。它打破了罗马帝国的家长制、父权制，扫除了民族主义壁垒和狭隘意识，确立了一神论和人人平等的博爱观念。这种宗教传到中国，就对中国封建大一统制度下的纲常名教构成破坏性、革命性力量。但这并不是说，传教士曾经满怀着“颠覆”和“革命”的动机向一个封建性王朝大胆发难。不，他们不仅不具有革命意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保守的。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一厢情愿地结交封建官僚绅士，但许多官宦文人却总是怀疑他们是社会“骚乱”的传播者，怀疑他们腹有鳞甲，对他们表示不欢迎。利玛窦“援儒”、“合儒”，尊崇儒家敬天祭祖的惯例，林乐知的“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某些传教士不是面向大众，而是走“宫廷路线”，这一切表明他们并不想触动封建社会基石的一丝一毫，不敢对传统礼俗和信念发出稍许疑问。不过他们这样做，的确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逐渐站稳脚跟。另一方面，顽固守旧的封建官绅中一些人，似乎也看到了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确实会在不知不觉中危及封建制度的安全。尽管从法律上讲，他们所捏造的传教士“图谋不轨”、“谋我中华”的罪名大都不能成立，但从思想与文化方面来看，他们的疑虑和惊惧也许不无道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固有本土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它打破了儒术独尊的一统天下，带来了新的因素。基督教禁止拜偶像，而中国社会却普遍重视祭祀祖宗，设立祖宗牌位，祭悼亡灵。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祗，而中国社会“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溜，莫不有神”，民众不仅按时致祭，而且随时祈祷、求福、求寿、求雨、求晴、求子女、求升官、求发财、求太平。基督教主张男女平等，对男女同堂听道、聚会，并不忌讳，而中国人则格外注重男女之大防。中国社会到处讲风水、算命、占卜，基督教则反其道而行之。基督教主张“人类一体”说和“世界一家”说，中国传统却特别注意“严夷夏之防”和“尊王攘夷”，具有浓厚的排它性。中国人因而斥天主教为“不敬祖”、“不祀神”、“男女混杂”、“破坏风水”、“无父无君”。传教士挟西方科技文明和社会理想而来，的确是对中国旧的以家族为基础的皇权、父权、夫权统治和三纲五常的否弃，给封建迷信活动带来震荡。尽管如此，传教士在政治上远不是革命的。他们是改良的。传教士的主观动机和基督教文化带来的社会后果，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汇”，不应当是指基督教被儒学及中国习俗同化，而应是基督教文化被中国信教群众接受、理解，在中国生长扎根，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构成要素，居于合法地位，而仍不失其信仰特质。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这是我们很可夸示于人的。但我们也深知,一种古老而不死的文化很可能是一堆沉重的包袱。基督教是西方外来文化。假如它能使古老中国焕发青春与活力，假如它能有效地阻遏古老文化的僵死气味蔓延，并从根本上革新中国文化，那么，它就不失为一种健康革新的力量。然而不幸，基督教未能尽其所能地发挥批判优势，便一头钻进中国古老文化的怀抱。外国传教士尽管试图对中国旧文化作出批评，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向顽固的孔孟之学屈服。近代西方科技、宗教、哲学、文学、政治制度、法律思想等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人始终坚持“中体西用”说，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西学之为“用”的器物层面的文化，而对西方本体文化（即哲学与宗教神学），则断然拒绝。中国人对危害国家社稷朝廷的西方宗教、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及深层次的哲学，全然不加理睬。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必须从根本上接纳世界文化中的美好遗传。基督教原本是标举世界主义和“人类一家”的旗帜的。但到了中国，却被歪曲为民族的、国家的宗教，被迫挂起民族主义和邦国主义的旗帜。这可以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不幸命运。基督教成了卫国保家保种的攻伐异己的掩护。假如基督教能充分发扬其对中国古旧文化的冲击与批判的作用，或许它会受到更多的中国学者的欢迎。对基督教从内部所做的人为阄割，使之成为为皇室、为家庭制度服务的国家主义宗教。这可以说是基督教两千年最悲惨的命运。一、耶稣会士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努力16世纪下半叶，古老的中国开始同年轻的西方直接交往。西方世界成了这一文化交往的主动一方，封闭的中国处于被动而勉强应付、步步设防的一方。这一交往的中介恰恰是基督教传教士。由于他们的筚路蓝缕的努力，西方科技在中国得到传播。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经由他们的努力传入西方。令人感到惆怅的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竟然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而不是中国的文化人。他们沟通中西文化的努力遇到的首要敌人竟是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及其臣民，尤其是中国文人。16世纪以前，中国和欧洲通过“丝绸之路”偶有往还，但实际上，双方并没有真正的思想沟通和文化交锋，因而彼此并不十分理解。即使是享誉中外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没有向西方介绍多少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经籍，更没有给中国人带来西方科技、哲学与宗教思想。耶稣会士频频向西方发出盛赞中国的书信和报告，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耶稣会士采取灵活的传教方针和迎合中国习俗的策略。然而不幸，中国知识分子仍旧认为传教士们是在推行有害于华夏“礼义之邦”的“西夷”的伦理价值观念和科学，赤裸裸地表现出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敌视态度。不幸的根源在于，中国是一个宗教与政治、教权与政权难以分离的国家。任何宗教观念都被认为是“颠覆”计划的一部分。甚至传教士帮助绘制地图，也被当代中国人认为是为外国制定作战“计划”，是绘制“军用地图”。传教士用《圣经》解释全部人类历史的努力，也被当今时代的人认为是“否定”中国文化。20世纪后半期倍受政治熏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比别人更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尽管如此，耶稣会的大部分人却仍旧主张将天主教与中国哲学加以“调和”。耶稣会士来华以后，主张孔子哲学具有“优越性”，孔子学说与基督教具有“一致性”，并认为“六经”中上帝及天就是基督教的“天主”等。中国守旧的文人对此并不领请和激赏。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作出这种回应的，毕竟是少数人，而儒、佛、道中多数人仍旧以疑惧的目光注视着“外来”宗教，因而冲突大于融合不知多少倍。从根本上说，基督教文化与敬祖事天的儒家文化是完全不同质的两大文化体系。如果华夏士子能以坦诚开放的胸襟接纳西洋文化、用以弥补中土炎黄文化的不足，则中国文化会发生新陈代谢革命性的变化。这毋宁说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但囿于惰性思维的中国王公大臣、士子文人，以封闭排外为最高宗旨。中国教会于是标榜自我封闭、自我颂扬、自我布教。这种排外意识竟达到令人恐怖的高度。同世界性开放格局相比，中国士子文人，在排斥异端方面居于列国之“最”高水平。所幸在20世纪将近谢幕的当儿，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大批基督教文化研究学人和基督教学术研究机构。他们是基督教教会以外的学者。他们并非“虔诚”信徒，也没有熟读经书。但他们在译介转述基督教学术方面不遗余力，崭露头角。在文、史、哲、经、法诸领域，都有这样一批襟抱开放的知识分子。他们完全没有旧式文人和某些封闭的基督信徒那种狭小的器量。应当说，这种态度实足以代表中国基督教的未来。中国的基督教应当抛弃“体”、“用”、“本”、“末”的思维惯例，而应当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弘扬基督教本来就有的“天下为公”的教义，打破心胸狭小的封闭民族心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近年追随出国潮而到西方攻读基督教神学的颇不乏人。他们中有的举家移民，成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桥梁。他们中不少人已成为优秀的基督教学者，这些学者已蜕去了旧式文人的蝉壳，具有开放的心态。兴许他们可以代表中国基督教的未来与发展。这两部分知识分子，极大推动了中国文化吸纳基督教知识的进程。他们的贡献，有时竟超过了封闭的纯教会的学者和信徒。这里，问题的关键显然不是知识差距，而是眼光、气魄、胸襟、见识、洞察力等非理性方面的问题。须知，基督教原本就不是封闭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国家主义宗教。它视人类为一体，海纳百川。这正可以弥补华夏文化的欠缺。这些基督教文化学者视中西文化的贯通为“双向互动批判性”融合。他们不是器量狭小的旧式文化人，他们并不抱残守缺，相反，却对旧的文化采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诚然，我们应当感谢传教士融合西洋宗教与中土文化的煞费苦心的努力。但中西文化是在完全不同的地基上生长起来的。相对而言，明清之际西方以商业背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海外拓殖文化视人类为一家，人人皆兄弟。这种观念是比较先进的。今天，人类已成为一体，可以说，无一国一家之私事可以逃避国际共同法则。一种行为若触动个人的正当权利，定会遭到举世谴责。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一大进步，而这种进步，的确始自明清之际世界格局的大变化。由此看来，传教士的来华，其意义不仅在于带来西方科技与宗教，抑且在于打破了民族主义壁垒，带来了“人类一体”的观念。以此种观念看清王朝的知识分子，则别有洞天。如许大受说：“彼诡言有大西洋国，彼从彼来，涉九万里而后达此。按汉张骞使西域，或传穷河源抵月宫，况是人间有不到者，《山海经》、《搜神记》、《咸宾录》、《西域志》、《太平广记》等书，何无一字纪及彼国者。”①这表明清朝士大夫的知识偏狭。他们压根不知道欧美各国。在这种锢闭心态支配下的中国士子，抱残守缺，因而断难谈到中西文化融合。它们之间，有的只是冲突，很难沟通，应当以西方先进文化克胜中土残缺文化，取而代之，而不是什么融合、结合。任何不是以西方基督教制胜中国残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