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80年代：一个时代和它的精神遗产

1回顾1980年代：一个时代和它的精神遗产1980年代是一个把“人”字大写的时代。1980年代其实也是一个冲突的年代，1980年代还是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在那样一个大时代里，中国人真正开始探索财富的价值，重建幸福生活的标准，重新审视与传统及西方的关系。勇气、梦想和充满活力的灵魂，是1980年代最重要的价值遗存。它更像是一个更宏大时代的前夜，为我们今天的好时光开了一个头，一个好头。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它的光荣源于1980年代的梦想，它的梦想也能唤醒1980年代的光荣。已经过去的1980年代并未真的过时——它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库，其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仍可凭依。张海迪我的少女时代，没有偶像只有榜样“经过各种炒作，已被偶像化的影视明星和歌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一些人浮躁的心态和盲目崇拜的风气，影响了很多人的价值观。从长远来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非常重要。”张海迪说实在太忙，很多工作都堆在夜里处理。“我已经习惯这样了，这也正是1980年代很多人的习惯，就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结果很多人就成了夜猫子”已患病45载的海迪，今秋将迎来她的50岁生日。“海迪姐姐”说：只要追求，心就会永远年轻。除了写作，她更是一个生活家，用电脑软件学习作曲、绘画、裁剪、美容和排版，去年还买了一台电动缝纫机，设计并DIY了几件衣服。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张海迪说，那时人们把我当作一种榜样，而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我的少女时代，不知道偶像这个词，只有榜样的说法。她说：“1980年代，我的床头挂着一幅素描，是我自己画的居里夫人的肖像，她就是我的榜样。后来人们把我当作一种榜样时，我依然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为榜样。今天的人们依然需要榜样，我们需要很多好人——无私奉献、忠于事业、勤劳诚实，希望他们能够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一个有优良道德风尚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而今天的偶像大部分都是影视明星和歌星，经过各种炒作，这种偶像助长了一些人浮躁的心态和盲目崇拜的风气，已经影响了很多人的价值观。从长远来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采访完毕，海迪特别嘱咐“千万不要给我冠以什么名，我只是一个普通作家”。《新周刊》:1980年代可以说是你人生的黄金时代，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张海迪:应该说，1980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黄金时代，那时我们年轻，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正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热情，很多人都在发奋地学习。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到处都有背着书包的青年男女，书店、图书馆和各种夜校总是挤满了人。那时候，青年们真的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今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成为各方面的重要人2才。我想说——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新周刊》:你对1980年代记忆最深的事是什么？张海迪:1985年，我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架星海牌钢琴，一连好几个月，只要有时间我就坐在钢琴旁，每当触摸琴键，我就觉得像在梦里。我的少女时代，大多数孩子家里都没有钢琴，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儿家里有钢琴，结果她就被叫做资本家的女儿，在干部子女中就显得很自卑。那一年我有了钢琴，忽然感到进入了新时代，一切真的都变了，我们小时候憧憬的美好生活正在到来。《新周刊》:1980年代之后你主要在做什么？对这样的状态满意吗？张海迪:我从1983年开始一直从事文学创作，现在山东省作家协会工作。目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正在写一部新的长篇。我对这样的生活状态还算满意，但对创作状态不满意，因为病痛给我很多限制，它总是让我不能流畅地表达思绪。尽管如此，我也依然要坚持，我的一生注定是为挣脱困境而奋斗的。《新周刊》:你最满意自己哪一部作品？张海迪:我对自己的作品从来都不满意，因为创作总会留下遗憾，于是我习惯把新的理想寄托于下一部作品。但是我对长篇小说《绝顶》看得重一些，因为这是完全脱离了我的生活的创作，更多的是文学想象，写作难度很大。这本书出版后一版再版，还有《生命的追问》也已经再版十多次了。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是我最大的快乐。《新周刊》:你如何看待现在走红的少年作家？张海迪:少年时期总会对事物和人充满认知的激情，用文字表达是一种精神需求和舒展情怀的方式。爱写作的孩子必定是有才情的，中国古代作得美文的少年早已有之，并不是今天的少年才聪明绝顶，只是我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现写作少年，而他们一直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也许用成人的眼睛看来，他们作品有的过于成熟过于老辣甚至桀骜不驯，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在成长，作品是他们成长的印记。这种创作激情很可贵，而这很可能是今天的成人作家已经丧失或正在丧失的东西。总有一天孩子将不再是孩子，我希望他们能把对生活对写作的激情保留到永远田壮壮不拍电影的10年，挺快乐“那个时代文化非常繁荣、特别兴旺，有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觉得那个时期不能复制，不会再有了。张艺谋、陈凯歌？我至今也没有觉得他们做了什么对不起电影的事情。”田壮壮，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级学生。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被称为“第五代”。与他声名更为显赫的同学相比，田壮壮的运气一直显得不佳，但日本评论家佐滕忠男称田壮壮为“当代中国最有才华、最杰出的电影导演”。1991年后，田壮壮似3乎从电影界淡出了。2001年，田壮壮重拍了50年前费穆的《小城之春》，2003年拍了纪录片《茶马古道系列之德拉姆》，2005年执导的影片《棋圣吴清源》有望成为人物传记大片。有人说，田壮壮是第五代的最后防线。《新周刊》:怎么看1980年代？田壮壮:1980年代，我开始进入导演专业。那10年可能是我导演生涯最为忙碌的10年，所有时间都在拍戏，我的孩子出生时我都不在家里。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可能是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声誉最高的一段时间。《新周刊》:第五代导演在1980年代的崛起，你认为当时具备什么样的土壤？田壮壮: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天时是改革开放刚刚搞起来，感觉那时天一下子开了，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大量的好作品，包括诗歌、摄影、音乐、雕塑，都在相互影响，相互感染。当时第四代也就比我们早三四年而已，他们出现在1970年代末，一起有一块创作的土壤。另外，这一代人有很多的社会阅历，拍电影时能够很快地运用它。当时的文化非常繁荣，特别兴旺，有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觉得那个时期不能复制，不会再有了。《新周刊》:从1981年《红象》、1983年《九月》、1984年《猎场札撒》、1985年《盗马贼》和《鼓书艺人》、1987年《摇滚青年》、1988年《特别手术室》、1990年《大太监李莲英》到1991年《蓝风筝》，这10年中你所拍过的电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格和类型跳跃？田壮壮:那些电影分别出自昆明厂、西安厂、青年厂、北影厂。我想尝试不同的导演方式。《新周刊》:1990年代的10年都没拍戏，有没有害怕或是寂寞？田壮壮:反而不拍电影的这10年我觉得挺快乐的。1990年代以后，是中国电影比较烂的10年。千禧年之后才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新周刊》:10年后再回来拍《小城之春》，感觉中国电影的氛围有没有什么改变？田壮壮:有一些要变化的苗头，包括市场机制、审查机制也在不停调整。从2001年年底到今天，中国电影是比以前开放、宽松多了，但是本质上的东西并没有改变。《新周刊》:这10年让你改变的是什么？田壮壮:我觉得比以前纯粹了，对电影单纯了。以前拍电影老想实现一些东西，比如名利。现在没有了，觉得拍电影很安静，就是创造一个自己能够控制、能够把握的一个空间，然后去把自己心里喜欢的东西拍出来，这就够了。可能唯一一个要担心的东西就是不要给投资人带来损失。《新周刊》:不变的是什么？田壮壮:还是喜欢帮忙，喜欢掺和，喜欢电影圈子能热闹一点。4《新周刊》:今天的张艺谋在商业化上越来越成功，陈凯歌也开始温情。你怎么看他们的变化？田壮壮:这样不好吗？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锐气肯定会越来越少，会有各种选择。我至今也没有觉得他们做了什么对不起电影的事情。电影就是超市，什么都会有。非要讨论商业不商业，没有必要，完全看个人喜好吧。《新周刊》:你对今天的状态满意吗？田壮壮:如果是物质上，我很不满意，很差。但对于电影来说，我很幸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每天都有不同的让你兴奋的事情。《新周刊》:你现在拍的电影是自己喜欢的吗？田壮壮:是，《德拉姆》、《棋圣吴清源》都是。《新周刊》:有人说你是第五代导演的最后防线，你如何看？田壮壮:其实这种说法是害我，让我挺累的。我自己没有想那么多，没什么可防可守的。这种说法也让我挺惭愧挺难过，有一天我想挣点钱都不敢挣了。另外，我觉得商业比艺术难做。艺术是个人的，商业是一个团队的，要设计得非常精致，要引起整个社会关注，其实操作是很复杂的，而且商业上的风险更大。我生性淡漠、懒散，不愿意社交，或者是不愿意让别人去干涉我打造的东西，这些加在一起，造成了我现在的这种选择。性格决定命运吧，我已经这样了，反正都50多岁了，我不可能再改变了。李泽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我“1980年代算是一个启蒙时期，一个梦想的时代，人人都憧憬未来，怀有激情。但这些到1990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75岁的李泽厚最近刚做了一个手术，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家中休养。这个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并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的长沙人，在1980年代凭借一本新出版的早年论文集《美学论集》和《美的历程》，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美学家如日中天的声名。之后转向中国思想史和欧洲哲学研究的李泽厚相继推出《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影响笼罩整个1980年代，被那个思想开放年代的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而关于他的影响力的另一个说法是：他的任何一篇文章的发表或观点的提出，都会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一个事件。提及《美的历程》一书，李泽厚说“我只知道有人有这本书的手抄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了”。他不知道21世纪的今天，广州还有他的Fans收藏着十几个版本的《美的历程》。《新周刊》:现在还会想起1980年代吗？你现在会怎样评价1980年代？5李泽厚:我会经常想起1980年代。评价？这题目有点大啊。而且叫我自己评价的话，也不太合适，还是留给后人评说吧。说起1980年代，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启蒙时期，越往后看越会发现1980年代的可贵。1980年代是个梦想的时代，刚过了“文革”，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但这些到1990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1990年代不是有人批判1980年代吗？我是反对的。《新周刊》:有人说，1980年代，你以高扬人的主体性、崇尚康德、倡导美学热而著称于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你反对吗？李泽厚:早就有人说我是“精神领袖”。在1980年代这样说是一种表扬，但在1990年代，他们是用这话骂我。不过，我坚持认为，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而已。我是很顽固的一个人呢。《新周刊》:对比现在的社会状况和1980年代你提出的一些预见性想法，有些似乎被你言中了。李泽厚:我不久前说过，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四星高照”，“四星”是指：影星、球星、歌星、还有“节目主持(人)星”。任何一种社会进步都要付出点代价，比如经济发展了，四星高照现象就是一种代价，这很正常。此外，我从网上也看到，现在学术腐败现象很严重。1970年代末，我就鼓励一批知识分子去经商、去下海、去提高整个商界的知识水平，当时这观点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新周刊》:是啊，那时你提出“吃饭哲学”……李泽厚:我说“吃饭哲学”是为了便于理解，我不怕别人说我庸俗，哈哈。《新周刊》:1980年代对你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李泽厚:主要的影响就是后来一直有人在骂我，对我有些负面的冲击。其实我出名很早啊，25岁时，就曾经被《人民日报》点名，1990年代以后更是被别人攻击得一塌糊涂。民间一些激进分子也喜欢批判我。我很关心中国的发展，希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也遭到一些人的批判。我讲，不管是左的革命也好，右的革命也好，我都不赞成，主张还是要发展经济，还是要慢慢来，一切事情急不得，这在海外被批判得很厉害。所以我是两面挨骂，两面都骂得很厉害。但是我还是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