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启示录

中国城市发展启示录谁的城市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来说，过马路——这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往往需要付出非凡的勇气和毅力。打个比方，某天你想从自家居住的小区到马路对面的超市买些日用品，很可能必须采取以下步骤：先步行１０分钟到小区大门；然后右拐向东走２００米，翻过一道长达１８０米的人行天桥（过这种天桥需先爬上５０米，横跨８０米宽的马路，再走下５０米）；最后再向西折返２００米，才能抵达原本与小区只有咫尺之隔的目的地。当然，当你提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回家时，还得再重复一遍上述路线。这一来一去，光在路上就要费掉你宝贵的几十分钟。以北京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大城市越来越像为汽车而设计的。在这样的城市里，行人的地位尴尬而卑微，不但要忍受汽车造成的噪声和尾气污染，更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路权”不断地被汽车挤占。隐藏在这背后的，还有汽车霸权对人身安全的潜在威胁——曾经有人观察过，广州海珠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为车亮起的绿灯有９０秒，同一地方的行人却仅有不足１０秒的“冲刺时间”。吊诡的是，这些“为汽车而设计”的城市并未赢得驾车者的拥戴，尽管路越修越宽、“环”越建越多，可日益拥堵的交通同样令私家车主和出租车司机们头痛不已。这场发生在行人、汽车与道路之间的“战争”，不过是人与城市进行“战争”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城市化进程也呈加速度发展。据官方统计，中国的城市数量已由建国初期的１３０多个增加到目前的６６０多个，城市化率则由１０％左右提高到４０％以上，几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程。但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城市病”也开始在中国凸现，并且大有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的趋势。属于城市化后发国家的中国，原本有机会借鉴各国的历史经验以避免“城市病”的发生。遗憾的是，我们非但未能如此，很多时候反而变本加厉。综观中国的“城市病”症状，既有其他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遭遇的通病，如住房交通拥挤、城市无序扩张等；也有我们较为独特的病例，如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大规模破坏、新城建设的“千城一面”等。谁是这些“城市病”的制造者？谁把寄托着我们诸多美好想像的城市变得如此不堪？旅美北京籍作家娜斯在一篇题为《痛恨宽马路》的随笔中，介绍了纽约街区划分的合理和道路设计的人性化之后评价说：“在城市改建规划上，到目前为止，北京似是最失败的。”这是否意味着国内城市规划师的水平比国外同行差呢？娜斯女士没有给出答案，但相信许多中国人——至少我们的规划师们不会同意这样的判断。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国际建筑学界有句名言：“城市建筑是长官、开发商、建筑师和市民合谋的产物。”这句话或许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等各个环节。毫无疑问，这种“合谋”其实是一种多方利益的博弈与制衡；在这场“合谋”当中，市民作为城市生活的主角，拥有不可或缺且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恰恰是市民这个最重要的角色长期处于被忽略甚至抛除在外的位置。很多情况下，城市仅仅成为长官展示其政绩的舞台，长官的意志决定城市的走向。于是，我们时常从城市官员那里听到要在几年内将本市拓展到多大规模（多少面积、多少人口、多少经济总量）之类的“誓言”；于是，我们看到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各地的城市景观都是清一色的大广场、宽马路、玻璃幕墙……由官员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尽管效率较高，可以让市民更快地感受到城市巨变带来的好处，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强制拆迁对居民财产权构成的侵害；一些超出城市经济实力和实际需要的大兴土木给市民添加的负担，等等。在这一模式里，规划师和建筑师常常沦为迎合官员喜好的傀儡，开发商们则很容易通过“寻租”获取谋利的空间。这种状况一方面与现行官员考核体系的不合理和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特殊历史文化的反映。众所周知，城市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就城市的起源、功能和特点而言，中国与西方的城市明显不同——在西方，城市最早是以市民会聚地的面目出现的，是市民阶层摆脱种种经济、政治乃至人身束缚而寻求自由的场所；而在中国，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早期的城市并非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统治者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严格地说，古代中国只有“城”，没有“市”。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城市显然已与过去有本质的区别，却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传统习惯的影响。举例来说，中国是目前少有的将城市划分行政等级的国家，地级市管县级市、县级市管小城镇，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这种设计的初衷也许是希望借助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市镇和农村的发展，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出现了大城市压小城市、上位城市“吃”下位城市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地级市由于城区的经济体量较小，靠自身财力不足以维持运转，只好动用行政力量从下级城市“抽血”，严重制约了后者的发展。人们常说，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却不免忽略了因果关系的另一面——城市化应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真正的城市化从来都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绝不能倚靠行政强权来推动。因此，尊重市民的主体地位，把城市发展的决定权交给市民，以此促使各种经济社会要素自由地优化组合与生长，才是中国城市的活力之源。我们注意到，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转型，从“ＧＤＰ优先”、“重物轻人”向“以人为本”的正途回归。很多城市放弃了“国际化大都市”之类华而不实的口号，将目标转向建设“宜居城市”、“可持续城市”。涉及到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等具体事务时，市民听证会这种民主形式被越来越多地采用（尽管在代表遴选、听证程序等细节上还有待完善）；而在更深的体制层面，社区居民自治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已开始破题，并在一些城市付诸实践。不过，在为民意日益彰显感到欣喜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再次对“市民”的概念予以厘清。对于任何城市来说，市民都应当涵盖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所有居民。现行户籍制度把大量外来经商务工者排除在城市之外的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无法接受：一个守法的公民参与创造了城市的ＧＤＰ，却不能平等地享受这个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甚至难以得到起码的安全保证。宽容和自由是城市精神的基石，也是市民社会的根本保障。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一个健康理性的城市化时代才会渐行渐近，并最终导向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城市化：坎坷前行“路线图”BUSINESS.SOHU.COM时间：2005年09月13日17:20来源：中国经济时报我来说两句(0)热点排行进入财经社区相关新闻:标题内容理财：上海建筑结构师的月薪也说加薪成功之经验说死也不去大城市的理由股票：历史上著名的名贵王冠一览揭露日本车惊人内幕(组图)五年大熊为造几千名富翁?评论：年三十不放假我猜大有深意津巴布韦是中国殖民地？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数码：赵本山春晚小品提前揭迷600块钱也能买彩屏手机?手机评选第1期获奖网友名单揭晓财富小窍门，订阅家庭理财！发送GP到6666随时随地查行情■综述■本报记者李成刚见习记者孙东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所有人的期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２００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与这些响亮的“名言”相比，城市化这一包涵客观地域社会变动的过程中，却承载了沉重的历史和现实。有关中国城市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城市化滞后还是超前？城市化的速度应多快为宜？城市化道路应该如何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在现实中，中国城市化，仍以“多姿多彩”的面目阔步前行。摇摆——论争——难题——解决，成了中国城市化前行路上的关键词，把这几个词串起来，显示的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线图”。摇摆：现实发展偏离了预期轨道根据世界城市化的经验和一般规律，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０％以后，将进入城市化加速时期。今年６月２日，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王玉庆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进入快速增长期，城市化率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８％提高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１．７％。中国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镇化；而且发展速度很快，用２０年左右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走过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但加速发展的背后，却是城市化战略的摇摆甚至举棋不定。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分天下有其一”，用现在的话形容是“村村冒烟”。在此期间，我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ＧＤＰ总值，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１／３。与此相适应，农村城镇化战略大行其道，一直到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农民仍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１９９０年代末期，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入了一个总爆发期。乡镇企业被迫进入调整，农村城镇化战略开始难以为继。“十五”期间，“城镇化”提法占主调，但从２０００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实践的发展偏离了设想的轨道。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的崛起，有关城市群、城市带、大城市圈的提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即将完成的中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以经济区发展为内容的区域规划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争论：城市发展速度与规模之辩城市化战略摇摆的背后，是人们关于涉及城市化话题的激烈论争。论争涉及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方方面面，但集中起来有三点。首先是我国城市化滞后还是超前之争：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化滞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是４７％，我国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的城市化明显地滞后于工业化；也有专家提出，我国城市化与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比较，显然是超前了。其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重点发展何种规模的城市之争：究竟是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在学者圈里都有各自的拥趸，持“三者并举”（认为发展大、中、小城市应当共同发展）、“两头重点”（认为既不能偏重于某一方面，也不应齐头并进，而应当重点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论的专家也不乏其人。再次是如何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之争：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主要原因是城市的数目太少，应该下大力气增加我国城市的数量；也有专家指出要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不能单纯靠提高城市的数目，而应根据国际、国内的现实情况，走出一条建立在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道路。难题：城市结构不合理并未改变“之所以有这么多争论，是因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太多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事实上，目前我国城市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改善，不但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城镇结构也不合理。“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是城市结构不合理的生动写照。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宋迎昌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中国城市趋同化较为严重，城市形态、产业结构、建设方式“全国基本一个样”，有的城市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导致了土地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大广场、高楼房、宽马路，曾几何时，中国城市的发展建设，如同孪生兄弟的成长，几乎保持了完全相同的模样。有人戏称，随便在一个城市拍一张照片，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任何一个类似规模的城市。“到处是高楼大厦，到处是建筑工地，到处有开膛的马路，到处在搞绿化建设。虽然住在‘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里，却感觉到浑身不自在。特别是夏天，仿佛置身于牢笼之中。”宋迎昌说。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城市化是以劳动力的非农化为实质推进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性难题，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本身遭遇到很多体制性问题，加上一些人有农民工抢城里人饭碗的错误观念，这就带来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与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需要转移的矛盾和摩擦，就业压力增大是这些矛盾的集中表现之一。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公布的《２００５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２１世纪，中国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环境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人口三大高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