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过去五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共十九大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做出顶层设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现出大国、周边、多边外交全面拓展、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国际安全领域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亦对中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形成挑战。今后一段时期，着重塑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如何识别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中的风险因素与机遇，如何管控安全风险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对于进一步明确中国今后的安全战略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就近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议题专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陈东晓教授。《领导文萃》：一国的安全环境事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民生福祉。当前全球正处于动荡期，大国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变化更趋复杂、地区热点问题波诡云谲。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及其影响要素？陈东晓：当前，正值中国迈入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我们更要用系统或整体性的思维来综合考察中国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分析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主要有以下四个角度；一是全球战略稳定是否可持续，特别是要看全球主要力量之间战略关系的态势；二是区域安全架构是否包容，特别要看在亚太或印太区域，中美能否在安全合作上有“共同的朋友圈”；三是国际安全领域的热点、难点的治理是否充分，特别是要看国际社会管控新旧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建设；四是国际国内两个安全场域的互动是否良性，特别是要看中国国内发展对国际安全环境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反弹效应的运筹和管理。这四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密切关联，同时相互之间还存在交集。大国战略关系及稳定与否，尤其是中美战略关系稳定与否，是中国的周边安全合作机制能否朝着更加包容、有效的方向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大国战略稳定机制与中国周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又对全球层面重要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管控前景至关重要，是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环节。此外，中国作为影响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一方，是最活跃的重要变量之一，中国自身的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推进也必然深刻影响着国际安全环境本身。总之，在新时代，我们更要用系统或整体性的思维来综合考察中国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领导文萃》：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影响国际安全环境的诸多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也可能相应地发生改变。运用系统或整体性思维来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风险需要统筹考虑大国关系、国内与国际发展等诸多方面。其中，大国关系对于维护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从大国战略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的特征主要包括哪些方面？陈东晓：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新旧动能转换、新旧格局交替、新旧威胁交织、新旧观念交锋将更加激烈，这些背景条件的影响可能会使国际安全环境发生更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对中国而言，这一态势的发展蕴含着重大的战略机遇，也会产生更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系统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关系是保持未来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变量，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体系的“非均衡的多极化”特征明显，“一超多强”的国际权力格局日益式微，“两超诸强”虽然还未确立，但态势日益显现，这对大国战略互动的态势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大国战略关系“稳中有变”。在中美俄、中美欧等三角或三边关系中，中国不仅积极进取，而且还是影响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最具确定性的力量。美、欧、俄等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关系的盘整态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一动态进程中，中国有望继续处于战略主动和相对有利的位置。另一方面，美国将是影响大国战略关系的最具不确定性的力量，由于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诸多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游离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倾向的主线，中美关系将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近年来，“中进美退”的态势将越来越被“中进美怼”的态势所取代。美国社会正在出现“战略反华派”“意识形态反共派”以及“美国利益本土派”三股势力合流来对付中国的趋势。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直言不讳地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指责对象。虽然该报告提及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期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安全战略在目标、手段等方面将对中国形成新的压力。其次，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以中、俄等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竞争和斗争将日益显性化甚至扩大化。而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所炒作的中国“锐实力”概念，以及美国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提出的“对华接触破产论”“中美竞争为主论”、推动基于价值观和针对中国的“印太”构想，就是这波斗争的最新反映。尽管这些构想能否落地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倾向。再次，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其?雀笠?员以及总统幕僚团队的人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不仅增加了特朗普政府执政团队的政策不确定性，而且随着持对华强硬立场的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于近期接任国务卿一职，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最后，自执政以来，尽管特朗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场合一直释放积极信号，但就其政策动向而言，其正逐渐兑现竞选时的诸多承诺。特别是美国政府近期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企图通过在经贸议题上施加压力以逼迫中国政府在相关议题上让步，借此获得更多的相对贸易收益，并打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还可为中期选举造势，巩固其执政地位。当然，鉴于发起对华贸易战不仅无法有效扭转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也将有损美国国内相关群体的利益，更将对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在中国按照既定改革方针，释放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积极信号的背景下，特朗普自拾台阶，主动缓和对华贸易争议态势。由于中国市场的开放势头持续向好，且不会止步于金融领域，未来还将进一步开放诸如教育、物流、医疗等服务产业等领域，并将加速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谈判，未来的中国市场将蕴藏着更大的机会。因此，特朗普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对华实施大规模贸易战的企图，并通过磋商解决双边分歧是明智之举。当然，鉴于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现象的狭隘认知，未来一段时期，经贸领域仍将是美国对华制造争议的重点领域。《领导文萃》：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发展将对亚太秩序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您认为未来亚太秩序的发展趋势有哪些方面？陈东晓：未来一段时期，亚太秩序的演进将存在三大趋势：第一，“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的区域、跨区域的合作倡议将使得亚洲国家之间、亚洲与全球其他区域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第二，区域内不同力量在政治、安全等领域的矛盾会对区域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地区热点问题与安全威胁对地区局势稳定和区域合作形成负面冲击。其中，南海局势目前虽总体稳定，但依然暗流涌动。中国周边的相关热点问题的发展趋势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随着中东乱局的发展以及中东地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扩散，亚太区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亦不断滋生，将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领导文萃》：目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比如近期中东局势的发展加剧了恐怖主义势力的扩散。同时，在以网络空间为代表的包括外空、极地等新疆域的大国博弈亦呈现日益复杂的发展态势，对相关国家的政治、安全关系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陈东晓：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以网络、外空、极地等议题博弈为代表的战略新疆域博弈是当前全球议题领域中的两大热点议题。一方面，“后伊斯兰国”时期的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暴恐活动呈现扩散化、“独狼化”、本土化加速的趋势，国际反恐形势更趋复杂。作为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动乱爆发地，中东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冷战化”特征明显。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具体而言，该地区民族与部族矛盾难以调和，不同宗教之间及同一宗教内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巴以双方及相关国家间领土争端无法妥善解决，历史上西方列强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贻害深远，二战以来相关大国深度介入中东的地缘政治冲突与政权更迭导致地区安全局势一波三折，这些事态的发展导致中东地区难以构建稳定的安全环境，也预示着近期的中东乱局难以在短期内得以平息。特朗普政府对其中东政策的调整，包括降低对伊拉克等地局势的直接介入程度以及对伊核协议持消极态度等政策导向，并未充分缓解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安全风险。随之而来的是该地区以伊朗和沙特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阵营化”“教派化”“代理人化”斗争升温，这一态势为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了更多的干预机会，导致地区安全风险不断上升。更为严重的是，近期叙利亚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协同英法就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等问题，试图通过发动袭击以再次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这一态势的发展将加剧地区局势动荡并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容忽视的是，对中国而言，中东乱局不仅导致该地区的政治与安全风险陡增，而且由于源于该地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滋长与扩散趋势，对“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以及中亚、南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落实也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在国际战略新疆域的博弈进程中，尤其是在涉及网络安全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相关议题领域，由于相关国家存在严重的利益抵牾，以及这些新兴议题领域规制缺失的矛盾突出，导致大国在这一议题领域的博弈不断升级，特别是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倾向加剧，使得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和不稳定性逐渐上升。这类战略新疆域博弈的升级亦对大国关系和全球安全形势形成了一定的风险。《领导文萃》：您刚才从大国关系层面、地区层面和议题领域层面分析了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责任和影响力日益上升。目前，在全球层面上，您认为有哪些风险因素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形成重大影响？有哪些重要的趋势需要中国保持高度关注？陈东晓：在全球层面上，主权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两方面风险：一方面，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对国际安全造成冲击。西方国家政治极化趋势明显，不少国家社会分化严重。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资本效应、技术效应和经济全球化的叠加，使得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出现剧烈变化，并正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转变为“马拉松比赛”式社会结构。在金字塔结构中，人们的地位高低不同，但大体还处于同一个社会结构里，在塔底层的人还在努力往上层攀爬。但在如今的“马拉松比赛”式结构中，每一段都有人掉队，这些人不仅可能堕入底层，而且将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无法回归，从而被迫“退赛”。近年来，这种颠覆性的结构变迁突出地表现在两大群体，即在世界上主张开放、竞争的精英阶层和主张公平、保护普通劳动阶层之间的矛盾，并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所谓“全球化的得利者与全球化的失利者之间的对立”局面。另一方面，人类居住的客观世界正?l生着巨大的“代际变迁”。日益严峻的极端气象灾害、生态恶化、大规模传染疾病等风险以及国际合作意愿和资源缺失的矛盾进一步突出。2016年8月国际地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用新的地质年代意义的“人类世”概念来取代一直沿用至今的“全新世”概念。这一“地质年代概念”更改，不仅表明人类社会的整体活动已经成为影响和改变地球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最大因素，同时也意味着，“全新世”时代的稳定的自然环境将成为过去，“人类世”将面临更剧烈的环境变迁，包括气候等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人文环境。这种变迁还意味着地球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耦合性”增加，许多事物不再呈现“线性”发展，而是以“突变”的形式呈现，地球系统内的震荡、意外的频度和强度都将前所未有的增加。这些都会增加未来国际安全环境中动荡源的不确定性。《领导文萃》：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规避、缓解人类历史上频发的大国冲突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贡献了新方案、新智慧，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