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心理90年代进程

1中国人社会心理９０年代进程石秀印[内容提要]进入90年代后，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生活不满感、生活压力感和不良前景却增强了。社会和政府要创造条件满足人们的社会要求，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组织活力；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倡导和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和关注社会情绪，缓解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Abstract:Livingstandardshaveremainedontheincreasesince1990s,butdissatisfaction,senseofpressureandworrimentaboutfuturehavealsoworsened.Thegovernmentshoulddomoretopushbotheconomicandpoliticalreformsahead,revitalizeeconomicentities,andbuildupnewnormsofsocialinteractions.Thisistheonlywaytorelievethementalpressurefeltbythesocialmembers.9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年代，是正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年代，也是社会加速发展的年代。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人们的社会心理处于何种形态呢？是否在与社会同步变化呢？如果某些变化已经发生，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怎样变化的呢？这是本文提出和准备回答的问题。社会心理是社会成员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反映与反应。作为客观社会不同的主观形态，社会心理反映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映个体内部的不平衡、个体与社会间的不平衡，以及社会内部的不平衡。不平衡的反映导致心理压力，心理压力导致消除不平衡、占有特定社会资源的心理倾向，这就是社会要求。作为动力状态，社会要求促使人们选择最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形成价值目标，确定行为取向，并引发实际的社会行为。社会行为是否达成了目标，社会要求是否得到满足，则表现为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人们在社会环境中位置的主观尺度，也是社会要求的重要来源。根据这一逻辑关系，本文将内容限定为描述、概括人们的社会要求、价值目标、行为取向、社会情绪的状态和所发生的变化，并提出期间所存在和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一、社会要求（一）要求富足、幸福的生活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是90年代前期社会要求的主题。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由于这一方式是如此的重要和艰巨，以至于其2本身就转化为一种“终极性”社会要求，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种倾向一直延续，直到60、70年代，“革命”依然是人们的注意中心。60年代后的4个重大事件，对生活要求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一，文化革命中一些人以革命为幌子的丑陋表演，使人们相信“革命”已失去正义性终极目标的意义。随着革命神圣性的弱化，背后的终极目标——过好日子的要求即逐渐显现。第二，对外开放使人们看到了西方人的生活，而自己与他们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这更增加了对革命效用性的怀疑，刺激了消除生活差距的要求。第三，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让人们看到了其社会体制的不良后果。人们由此思考：干革命是为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又是为什么呢？难道这是终极目的吗？难道不是为了社会成员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吗？第四，中国从1978年开始为发展经济进行了改革，改革进程也强化着人们的生活要求。人们不断思考改革的意义：发展经济是为什么？努力工作是为什么？不就是为过上富裕、幸福、美满的生活吗？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又回到最初的逻辑起点，追求现实的幸福生活。1.欲求富裕富裕，首先是摆脱贫穷，取得温饱。这类要求在贫困地区的社会成员中显得特别强烈。作为个人，他们在当地寻求脱贫致富的门路，或者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挣钱。作为群体，地方政府和其他组织也采取放宽政策，向中央要政策，大力发展本地经济等方式，力求使政府财政和当地百姓脱离贫困，富裕起来。在改革推进中，部分员工下岗待工，或者解除劳动合同而成为失业者。亏损企业逐渐增加，员工不能领到工资。一些企业破产，员工难以充分安置。这些下岗或失业人员就由温饱状态下降为贫困层。与原有地位的较大反差，使他们摆脱贫困的要求更为迫切。富裕是没有止境的。那些已经实现温饱、步入富裕的成员，则在现有基础上追求更高水平的富裕。80年代，沿海开放地区的富裕标准是“一万元不算富，五万刚起步，十万敢说富”。进入90年代，这一标准大大提高，已经是“十万不算富，百万是小富”了。综合分析调查资料，可以发现从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追求富裕的社会成员逐渐增多，人们追求富裕的愿望逐渐增强。（参见表1）表1我国社会成员的富裕要求年份社会成员社会要求%位次-选项强度1985江苏农民意愿:富有143-11-1+0.541988武汉市民最希望:生活富裕45.51-9-2+.1051993北京市民非常重要:生活富裕50.11-5-1+.151资料来源：《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1990年第2期，1995年第2期，引用时3做过整理。说明：①表中“年份”栏目内为该项调查所进行的时间。在所发表报告中注明调查时间的以注明的时间为准，未注明时间的算作正式发表的前一年。②“位次－选项”栏目中，第一个数字为选择此项的人数百分比在全部选项中的排列顺序，1为百分比最大，2为其次，依次类推；第二个数字为调查题目下所设的被选项数量；第三个数字为规定可选择的项目数量，或实际选择数量的平均数。③“强度”，鉴于各次调查的题目内容、选项内容和选项数量均有不同，所得结果难以直接比较，为达到可比较而设立和计算。强度值为0，表示该项要求在社会成员的各项要求中处于中间地位（中等水平），负数为弱于其他要求，正数为强于其他要求，其绝对值越大表示强度越弱或越强。强度值的计算公式为：强度＝（实际％－理论％）×选项数÷102.物质享受富裕是对相应社会资源的尽可能多的占有。这种占有既是终极目的，又是工具条件。作为工具条件，占有是为了消费、使用和享用。90年代前期，人们社会要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物质资源的占用和享用。物质享受首先表现为要求吃好、穿好。吃好不仅要卫生，有营养，而且要有味道、档次高、新颖以及享用环境的幽雅。人们以前进入饭店多是为充饥，90年代则更多地是为口福。以前进入饭店多是个人或公款集体，90年代则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来享受佳肴。至于穿着，90年代的中国人似乎比以前亮丽了许多，流行服装也真正流行起来。在调查结果中，80年代的强度多为负值，而90年代则变为正值。这表明人们的吃穿享乐要求已经从原来低于其他要求的地位，上升到了主要地位。3.家庭幸福在进入市场经济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离开“革命”的舞台，从心理上进入家庭，品尝其中的温情、和睦与幸福。在90年代，家庭不仅依然是中国人占有社会资源和享用社会资源的基本单位，获得人际温暖的基本场所，而且也是工作、劳动的终极目的，回避社会风浪的“幸福港湾”。随社会变化的加快、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人际距离的加大，人们的温情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家庭。在中国，市场经济并未淡化家庭，相反却增强了对家庭幸福的追求。在社会调查结果中，人们对自己要求的表述多是：希望有理想的爱人，有温暖的家，生活美满，气氛温馨，悠闲愉快，子女有发展。在强度方面，家庭幸福要求弱于富裕，却强于物质享受，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强度值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与韩国、日本相比，则还有一定差距。（参见表2）4表2我国社会成员的家庭幸福要求年份社会成员社会要求%1979青年理想:美好家庭,安稳过一生4.11983成都青年幸福:有美满家庭,生活舒适17.71991广西国企青工最高理想:有一个幸福家庭16.91992上海青年生活中最重要:家庭48.21993山东25行业青年生活中最重要:家庭幸福27.81994中国(北京)青年人生最重要:温暖的家庭46.61994日本(东京)青年人生最重要:温暖的家庭50.71994韩国(汉城)青年人生最重要:温暖的家庭58.3年份位次—选项强度19796-14-1-.04319833-5-1-.01219912-10-1+.06919921-7-2+.06919932-6-1+.06719942-12-3+.08619942-12-3+.10319942-12-3+.133资料来源：《青年研究》1990年第36期，1985年第7期，《青少年研究》1992年第2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重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在80年代的基础上，人们于90年代还继续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生活环境的改善与美化。1995年成为北京居民与建筑施工单位之间的“诉讼年”。居民们以居住地为单位，就附近施工工地的噪声、空气污染问题，到法院进行诉讼，要求法律制止侵害行为。这类事实表明，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要求正在增强，并且将其上升到公民权利和人的权利的水平上，要求获得法律的保障。在这类社会要求的发展中，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享乐倾向的滋长。这特别表现在青少年身上。青少年由过去的追求生活丰富变为享乐主义，由追求理想变为及时行乐，由热心学习变为追求低级趣味，由积极向上变为回避辛苦，由玩物变为丧志。这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对于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对于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有不利的影响。（二）要求安全和保障5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的不安全感逐渐增强，由此产生的安全保障要求也在增强。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对那些提供“超”安全感的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和保险制度开刀，实行了劳动合同制，推行了优化组合。90年代则进一步“砸三铁”。企业内待业、辞退、失业现象增加，企业经营亏损、难以支付工资、报销医药费等现象也在增加。这些均使人们的不安全感逐渐增强，安全保障要求也突出发展。90年代人们的安全保障要求主要包括下列内容：1.职业与收入的安全保障、2.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保障、3.人身与财产的安全保障、4.市场交易的安全保障、5.防止财产流失的安全保障、6.社会交往的安全保障。另外，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环境变化日新月异，也增强了人们的不确定感和不稳定感，导致心理的不安和恐慌，引发出相应的安全保障要求。表3我国社会成员的安全保障要求年份社会成员社会要求1990江苏南部青年最重要:衣食不愁,生活安定1991江苏农村青年穷一点不要紧,只要生活太平1993江苏居民只要生活稳定,可水平低1988武汉市民最忧虑:工作不稳定,保不住1991天津市员工工作稳定程度降低了1992湘潭国有企业员工担心:富余人员安置不好1993江西国有企业员工稳定的工作1993长春半停产企业工人经常考虑破产出现1993长春半停产企业技术人员经常考虑破产出现88-89天津城区居民感到不能信任他人88-89天津郊区居民感到不能信任他人1993全国调查社会交往中缺乏信任感安全感年份%位次—选项强度199015.04-8-1+.020199170.31-2-1+.041199344.71-3-1+.3419888.27-12-3-.067199127.12-3-1-.019199226.12-6-1+.0571993369-17-6+.002199372.61-3-1+.1186199375.01-3-1+.12588-8938.01-3-1+.01488-8938.21-3-1+.015199371.91-2-1+.044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上海教育科研》1992年第1期，《青少年研究》1995年第3期，《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2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2期，《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改革与探索》1994年第7—8期，《社会科学》1991年第10期，《东方》1994年第1期，经过整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体制的推进，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还会增强，由此导致的安全保障要求也会增强，缓解不安全感的行为则会相应增加。而市场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是不安全感会导致社会行为无序，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