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资料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作者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等。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目录研究中国的方法第一讲：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第二讲：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第三讲：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第四讲：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第五讲：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第六讲：王安石变法：最后整体配套改革第七讲：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第八讲：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第九讲：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第十讲：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第十一讲：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第十二讲：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回到历史的基本面分析历代改革的两个模型一、利益集团象限分析法这四个利益集团象限分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无产阶层和有产阶层。历朝改革都是在四方力量的博弈之下而进行，你强我衰，你长我消，难以取得平衡。1、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物产阶层，历代经济变革的焦点，从来就是这四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调整。2、引用钱穆对中国历代统治的四大倾向，即逐步强化的中央集权、节制资本的政策沿革、追求稳定的社会共识和缺乏法治的思想土壤，分析中国历代集权与专制的具体做法及其对改革的影响。3、改革在经济上体现为“发展—稳定”的周期律。4、历代经济变革的三大核心课题是财政、货币和土地。三者皆稳，盛世；三失其一，维稳；三失其二，动荡；三者皆失，乱世。上图中显示的是中央政府的力量比地方政府强大很多，无产阶层的力量和基础比有产阶层要强大很多；处于这种力量解构的社会时，国家比较稳定，但是经济缺乏活力，有产者减少。上图这种情况非常罕见的是，有产阶层已经已不存在。我国出现在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49年到77年之间）。上图中显示的是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的力量稍显弱小，有产阶层比无产阶层力量也更强大。这种情况反映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造成的现如今的这种局面，国进民退。权贵资本形成并发展壮大。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通过分析以下四种制度来分析改革得失：一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始于商鞅变法，建立郡县制）；二是全民思想的控制（最早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是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武靠君爵，文靠科举）；四是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四大制度其中三个呈稳定的“钟表结构”，唯独经济制度极不稳定。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两个民国在经济上进行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试验：第一次大自由、大混乱的试验；第二次重归中央集权的试验。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1、四大基本制度全面崩坏，地方军阀拥兵自重，以邻为壑，倡导“联省自治”；2、对全民思想的控制松动，社会精英流散到体制之外，人才在民间大流动，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在春秋之后再一次集体出现，成为统治系统外的活跃力量；3、产业资源被民间掌握，政府对关键性行业控制力降到了最低，出现了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1、最重要的事件是金融业的民营化。中国银行：1922民营资本99.75%上海银行公会全国银行公会1920年秋，中央政府决定发行政府债券，上海银行公会以旧债券清偿不利为由，拒绝认购所有债券。（关税余额作为偿债基金）2、企业家集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荣宗敬荣德生（面粉和棉纺）纺织业（张謇穆藕初）航运业（卢作孚）银行业（张公权陈光甫）化工业（范旭东）火柴（刘鸿生）水泥业（周学熙）百货业（郭乐马应彪）出版业（张元济）虞洽卿（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第一家正规）3、地方自治（诸侯经济）军阀自治（（张作霖阎锡山李宗仁陈炯明）商人自治（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建设模范城市或实验公社（南通张謇师范学校话剧剧场图书馆上海朱葆劳工自治区）根本原因：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政治理论支持，显得幼稚和缺乏持续新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政治上：人民对大一统的渴望；经济上：自由商人阶层在工商冲突中的误判和对暴力政治的妥协。（五卅惨案虞洽卿总商会共产党总工会）商人阶层与暴力政治结盟国民党的经济主张孙中山“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主张土地国有化和实行土地单一税）蒋介石在宏观经济上，主张“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所列领域，均为能源资源型的上游产业。这种思路与晚清李鸿章、盛宣怀的国营理念，乃至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皆有相似之处。（1928——1937）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方法彻底瓦解企业家的组织体系；国债“绑架”；控制生产资料市场；利用经济危机大量收编民营企业，扩大国营事业；银行国有化；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经济上的国营化运动（翁文灏何廉军工造币主要铁路和大规模能源动力经营邮政电信私营国营平等竞争宋子文统制经济立场22431017114）货币政策上的失误导致全国性通货膨胀（法币中储券1：501：2002.57亿）中央财政完全被军费绑架（货币印刷1947年30多万亿1948年660万亿）土地政策上无所作为（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陈云）上海试验资本市场管制生产资料管制流通渠道管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156工程生铁25.2万吨467万吨）七年消灭私营经济夹心化五反查税定息赎买绝种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工业大跃进（钢1070万吨1108万吨300万吨900万吨））农业大跃进（小麦亩产13.0434万斤10两4钱）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控制粮食交易，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反哺”、推行票证经济，在物资短缺的条件下长期控制城市物价。控制人口流动，进而消化城市剩余劳动力。“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两个后果：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日本成为超级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龙崛起）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斯大林——毛泽东)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勃列日涅夫东欧各国弗.布鲁斯锡克）第三种社会主义模式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包产到户（没有触及土地性质，不彻底的土地改革）（1978年安徽1961年曾希圣邓子恢）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中国农民在城市之外建立了一个粗放草莽却肌体强悍的工业化体系）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中央放权，地方大胆主导，民间积极参与(放权让利、非均衡发展、一手软，一手硬)五大包干企业承包外贸大包干信贷切块包干财政承包部门承包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特区、开发区模式）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两种模式：一、以集体企业为主力的苏南模式（珠三角地区胶东半岛）；二、以私营企业为主力的温州模式（小商品市场、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第一个允许民众在县城摆摊的政策、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泉州、晋江、潮汕。两个改革派别企业主体改革派：厉以宁整体协调改革派：吴敬琏行政性分权：中央把权力下放给省市县，由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经济；经济性分权：将过分集中于行政主管机关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吴敬琏“管住货币、放开物价”1989年，政治大动荡80年代：“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体制之外，由下而上，由外而内）“弱中央、强地方”“弱政府、强民间”的模式遭到质疑，经济集权主义成为必然性的选择。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朱镕基：银行注资周转和政府直接干预，解决国有企业的“三角债”难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将沈太福处以极刑。分税制实行过程中的不足吴敬琏：推行分税制的前提必须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这两项被刻意“回避”了。首先是事权不清。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约占45%，但财政支出却约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月72%。教育事业费用上，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方面，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在中央上收省里的部分稅权的同时，地方也上行下效。朱镕基的改革（价格财政税收）其一，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其二，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其三，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其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其五，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其次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却不公开财政支出细目，拒绝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应转移到地方的那部分从来不与地方讨论，不接受监督，而是以“项目建设”的方式落实，投资及决策权力集中于国务院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大部委，地方毫无话语权。（跑部钱进）1998年的“三驾马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消费市场萧条，结构性过剩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总数达1275万人特大洪水灾害三驾马车启动城市化建设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抓大放小）选择成立“国家队”1998年，国有资本开始逐渐从纺织家电食品等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工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主导和垄断的地位，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以“买断工龄”的方式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成千上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展现中国经济变革残酷的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赢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和国民财富分配等方面，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变。首先是产业结构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战略性转型。房地产市场的“松绑”带来三个重大效应。其一，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以“诚实经营”为名，大肆炒作地价。其二，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赢利产业。其三，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超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视之为财富增值及抵抗通货膨胀的避险型投资，在后来的十余年内，房价水涨船高，成为民间财富配置的“变压器”。上述演变呈现出非常清晰的轨迹，构筑出21世纪中国的基本面貌，直至今日，所有的经济特征仍未跳出朱镕基当年布下的“变革之局”。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原因：第一，持续的城市化运动使得高能耗的重型化投资仍然有巨大的利益空间；第二，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坐享其利，根本没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积极性，而居于产业中游和下游的民间资本则受困于产业和金融管制，无法发挥其积极性。玻璃门：名义开放，实际限制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三驾马车”成跛脚之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货币严重超发，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在国有资本集团空前强大的同时，民营资本集团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者阶层出现了移民潮（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理由为“不安全、不方便、不幸福”。）回到历史的基本面一个不容质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两个永恒的主题：分权与均富三个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