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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阜新故事》第七集解说词《煤海风云》大新公司话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一连几天秋雨连绵,把蒙古贞新邱村(今属阜新市新邱区)馒头山下老君庙附近的穷棒子沟冲出了一条大沟,沟里露出了一些乌黑发亮的“石头”,一些农民捡回家里,发现这些“石头”还能燃烧。这件事让土默特右旗(今朝阳)黑山沟煤矿把头徐泉听说了,于是来察看,发现这里是块产煤的宝地。徐泉联合张三出资一万吊制钱在新邱创办了东盛窑,雇佣了100名工人,开凿斜井三口,以手掘方法开采浅部煤层。从此拉开了阜新煤田近代开发的序幕。2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派河南道德盛来新邱任开矿总办,委派东清铁道会社驻烟台煤矿技师摩勒(英国人),到新邱勘探,随后投资40万元,创建了阜新煤田第一家官办煤矿——京奉煤矿。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到第二年八月由于经营困难而停办,这个煤矿产煤约5000吨。京奉煤矿停办后,民办煤窑兴起,办矿规模较比以前也有所扩大。到1913年,阜新地区先后建起东盛、新成等16座煤窑,年产煤炭十五六万吨。正当阜新民办煤业兴起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染指阜新煤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派遣特务土居秀男化装成蒙古人潜来阜新县太和申(今属大固本镇)定居,以给人看病和充当买卖牛马经纪人为掩护,刺探情报。日本十大财阀之一的大仓组合得知新邱煤田信息后,于1914年6月派工学士大日方一辅等3人化装成毛皮商,由日本驻新民府领事分馆出发,来新邱私查煤田。28日,大日方一辅在阜新县苇子沟附近被不明身份的中国人击毙。大仓组合通过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北洋政府要求赔偿。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对中国进行外交讹诈。中国政府答应赔3.3万元,.但是达成协议后小幡酉吉就撕毁协议,蛮横提出:大日方工学士虽表面上以大仓组合雇员的身份领得了毛皮商的旅行护照,但是另外还有调查新邱煤田的目的,所以这次事件可以说是因新邱煤田而引起的,自应以该煤矿解决赔偿损3失。大仓组合随即按照日本外务省的命令,绘出索取新邱11个矿区的矿区图,依中国矿业条例的有关规定,匆忙与上海顺纪公司(前中国农商部总长张謇等人组织的经营山西省煤矿的合办公司)首脑之一的周圭璋等订立合同,于1914年8月20日组成“中日合办”的“大新矿业合资公司”(简称大新公司)。随即以大新公司名义又向中国提出新邱地区11个矿区开采权的要求。北洋政府屈从日本的外交讹诈,允许设立两个公司,各领3个矿区。大仓组合于同年11月又在上海匆忙拼凑成“大兴矿业合资公司”(简称大兴公司)。大新、大兴二公司是大仓组合作为获得采矿权的手段而创立的。6个矿区的开采权表面上是作为对大仓组合的赔偿,因此同中国方面的交涉皆由大仓组合负责。但从一开始便由日本政府从中斡旋,达成的谅解是:权利确定后,完全归于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按照合同契约,大新、大兴公司均规定日、中股东各投资半数,实际上,所需资金随时由大仓组合提取。1916年1月,大新、大兴公司从中国农商部领得矿区探采许可证。7月7日,“满铁”与大仓组合背着中国政府在日本东京签订了新邱6矿区的“买卖”合同。“满铁”以46.3万日元买下大新、大兴公司的全部权利。1917年10月31日上午9时,“满铁”在阜新县新邱煤田举行大新、大兴公司试井开井仪式。“满铁”代表在致词中说:“我大新、大兴两公司按已有的策划,冒寒风,履坚冰,拮据经营,至今十载,终将此宝库收入我之手中,为皇国将来经营满蒙,取得4一良好立足之地。”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大新、大兴公司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阜新煤炭资源的先遣队。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新邱6个矿区开采权后,立即实施鲸吞整个阜新地区煤田的阴谋计划。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利用刘海轩等中国人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贿赂中国北洋政府、热河特别区的大小官员,收买已经开采的煤矿,然后以超低价格转让给日本人。刘海轩,生于1871年,河北省临榆县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10月,刘海轩到新邱开办小煤矿,后来又包办阜新、朝阳、建平等县的车马税与煤矿税,聚敛起越来越多的财富。刘海轩为了自己发财,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效忠日本侵略者。1918年5月26日,刘海轩将以他名义收买的12个矿区以破格低廉的价格,附上转卖合同书,将一切权利转让给名为中日合资,实为日本人操纵的大新、大兴公司。“满铁”为了进一步利用刘海轩,给刘海轩小洋3000元。不久,大新公司又通过刘海轩收买了15名阜新的地主和外地商人,以他们的名义先后申请了东起新邱东二郎庙西至清河门的28个矿区。刘海轩先后转卖给日本人40个矿区。刘海轩还利用土默特左旗郡王和地主绅士的昏庸无知,分不清土地权和矿权的关系,廉价收买土地42000多亩,拱手让给日本“满铁”,使“满铁”同时占有地下矿产资源。1928年11月,日本人任刘海轩为大新公司经理和大兴公司理事,并给以厚禄。刘海轩对日本人更加忠心耿耿。1934年7月,刘海轩诡称为各煤窑“换新照”,将新邱各矿窑执照全部骗出,送5给“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伪满洲国经营管理煤炭工业的机构)。几年工夫,他收买包括新邱矿区在内的土地88965亩,全部转让“满炭”,使“满炭”继“满铁”之后,在阜新占有大批矿区,并开设了新邱、孙家湾两个大矿,挤垮了许多民族资本办起的小煤矿。刘海轩对工人、农民巧取豪夺。他将矿区8160亩土地以自己的名义买下,再高价转租给破产农民,坐享其利。他还在新邱、阜新县城、锦州、奉天等地购建房屋,开办商号,盘剥民众。他腰缠万贯,花天酒地,先后娶妻妾7房,其中1名日本籍。刘海轩还贿赂、勾结大小官僚、政客,做其保护伞,因此他在阜新为非作歹,有恃无恐。刘海轩的卖国行径激起阜新县乃至热河省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愤慨。阜新矿商在《新天津日报》发表紧要启事:《日本夺矿,中国失土》,揭露日本侵略者收买刘海轩霸占中国国土和矿权的罪行。从上海来的学生和阜新当地的学生,开展反对刘海轩勾结日本人出卖国土的学生运动。阜新学生团又赶赴热河省会承德,在火神庙前痛打了刘海轩的亲信,痛斥刘海轩“全无心血,甘为鬼奴”。迫于学生及各界人士的压力,当时的北京政府及热河都统也几次派员来阜新调查,后来都不了了之。刘海轩1944年病死于沈阳。日本资本的侵入,日本鲸吞中国煤田阴谋的实施,破坏了中国人独立开发煤田的道路,滞碍了阜新民办煤矿发展的进程。到1922年,由日方操纵申办的矿区已达118个,占阜新矿区总数的96%。而中国民族资本申办的矿区仅有5个,只占4%。大新、大兴公司6自1919年1月正式开井采煤,截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新、大兴公司日本籍人员全部逃离回奉天(现沈阳市),将矿井封闭,共产煤炭90786吨。伪满洲国成立后,1934年5月“满铁”将大新、大兴公司资产折价500万元,作股向“满炭”投资。大新、大兴公司到此终止,原大新、大兴公司所有矿产归“满炭”所有,后来改称新邱炭矿。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攫取阜新煤田开采权的阴谋,1927年10月13日,张学良向北洋政府实业部提出申请,要求在阜新开办煤矿、修建运煤铁路及修建葫芦岛码头。1928年2月22日,实业部正式发文批准张学良申请,张学良正式在阜新创办东北矿务局孙家湾煤矿。1931年3月以后,张学良的孙家湾煤矿由“同益昌”、“德兴顺”、“瑞增祥”和“同兴盛”四家煤窑承包。当时,矿井规模都很小,竖井和斜井垂深都在30米左右,只能开采浅部煤层,基本上是土法开采,用黑火药放闷炮,铁锹装筐,斜井采的煤由人沿斜井背到地面,照明是铁钵麻油灯,后来改用“戈兰氏”煤油灯。竖井提升起初用辘轳,后来改为蒸气机铰车提升。斜井与竖井建在一起,采取斜井入风,竖井排风的自然通风方式。起初是人力推动的小磨筒式抽水机排水,后来也改用蒸气机驱动,斜井提升采用马拉窄轨矿车运输。据1929年12月调查资料记载,张学良煤矿年产量占阜新矿区总产量的49.49%,而日本人操纵的大新、大兴公司的煤产量则下降到4.4%。1931年张学良的孙家湾煤矿日产五六十吨,最高200吨。7当时阜新矿区还有一个民营大矿——裕阜矿务局。其前身裕阜煤矿创办于1919年5月,当时有采煤斜井2个,倾斜约30度,延长约160尺;采煤竖井1个,直径6尺,深70尺;排水竖井1个,直径6尺,深90尺。煤层顶层3尺、腰层8尺、底层10尺,腰层有12—15个场子面。采煤工人约有600人,两班作业,使用麻籽油灯照明。日产煤约七八十吨,由人力用筐背到井外销售。主要供给附近居民生活用煤。裕阜煤矿发展很快,到1929年,年产煤炭已达11344吨,占阜新矿区总产量的41.25%,仅次于张学良的孙家湾煤矿,为阜新第二大矿。1930年2月,裕阜煤矿改为裕阜矿务局,矿主韩瑞麟,股本50万元,租借载重汽车29辆。裕阜矿务局与俄国工程师萨哈罗夫签订了修筑孙家湾至黑山县芳山镇汽车路合同,该路全长36.5公里,4个月竣工。此时,裕阜矿务局生产的煤炭已销往东三省。正当阜新煤矿蓬勃发展的时候,一场灾难突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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