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主义与大国雄心：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思想

欧亚主义与大国雄心：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思想摘要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是一种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传统的国际政治话语，“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是其主要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形式是对土耳其部分政治思想传统的重新解读以及循此得出的对土耳其当前对外政策的批评与谋划。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提出的改变无条件亲西方政策、修正与俄罗斯关系、拓展对中亚国家影响和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等主张，对冷战后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具有相当的影响。但其雄心勃勃的政策主张与土耳其的实际国力和可用资源存在巨大反差。关键词地缘政治土耳其冷战后对外政策土耳其地处巴尔干半岛、东地中海、黑海、高加索、中亚与中东的交集之处，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长期位处重大国际斗争的中心，不时卷入国际战事，一向是世界强国权势争夺的焦点。为求在这一极为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下确保本国的生存发展进而展现民族抱负，土耳其早自在亚洲头几个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成功建成现代民族国家那个时候起，其历史上诸多有名的学者与国务活动家便从未停止过对于本国国际政治身份、地缘政治定位与应有对外战略的思考。冷战结束后，面对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土耳其当代部分学者、政治家与军人，出于对土现行对外政策的不满，开始将部分地缘政治概念与土耳其历史上一些思想传统相结合，对新世纪里土与西方、俄罗斯、中东、中亚国家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谋划，力图以此作为土耳其当前外交政策的替代品。这些学者、政治家与军人的相关思考，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地缘政治话语体系，深刻地体现出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国内外局势与社会集体心态发生的剧烈变动，对当今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制订与实践形成了较大影响。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兴起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内外部形势的变化，特别冷战结束前后出现的一系列极富历史意义的新事态、新趋势，在显著或微妙地改变了土耳其社会整体精神氛围的同时，也为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的兴起提供了历史与社会背景。这些事态或趋势包括：第一，苏联解体对土耳其外部安全环境的重大影响。冷战时期，土耳其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在阻止苏联权势南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土外部安全环境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昔日对手的消失，使得土耳其北部边界的安全压力锐减，“土耳其数百年来首次从对俄国的恐惧中解脱了出来”kiniklioglus，morkvav.ananatomyofturkishrussianrelations.southeasteuropeanandblackseastudies，2007，7（4）：534；不仅如此，苏联的解体导致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产生了一大批在语言和种族上与土耳其存在紧密联系的国家，这便为冷战后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开启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领域，很多土政治家和学者很快就将该地区视为一个“充满机会、土耳其可以在此发挥重要影响的地区”arasb，fidanh.turkeyandeurasia：frontiersofanewgeographicimagination.newperspectivesonturkey，2009，40（1）：200。与此同时，随着两大超级强国全球争夺态势的突然消失，原先在两极格局下长期压制的地区矛盾骤然升级。冷战结束至今，土耳其所在地区国际政治形势严峻：以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俄格冲突为代表，土周边各个方向几乎都爆发了武装冲突，而叙利亚、伊朗、巴勒斯坦等周边毗邻国家更长期是冷战后国际斗争的焦点。面对这种矛盾纠结、异常复杂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不少土耳其学者开始以极大的兴趣重新审视冷战后土外部安全环境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势，以求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里维系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进而实现大国抱负，从而为土耳其的未来发展提供相应的指导。第二，土耳其融入欧洲政策取得的成果与挫折。土耳其的亲西方政策由来以久。早自19世纪中期开始，奥斯曼帝国既部分开始了以西方强国为榜样的改革，并注意与一个或几个欧洲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以抵消外来威胁。1923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开展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同时，注意发展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冷战时期，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土耳其通过加入北约、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委员会等西方组织，正式加入西方阵营。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土耳其民众、特别是土政治精英都将土耳其视为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部分，“‘欧洲定位观’已经成为了当代土耳其政治文化的主流”张学昆.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与入盟问题.欧洲研究，2006（4）：46。出于这种原因，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继续大力推动与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的关系。以1995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联盟（eeu）签署关税协定、1999年在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上土耳其正式成为欧盟的侯选国以及2005年欧盟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为标志，寻求加入欧盟成为冷战后土耳其对外政策的主线之一。但近年来，土耳其入盟问题出现巨大挫折：欧盟向土提出的近乎苛刻的入盟条件，欧盟部分国家在土入盟问题上的激烈抵制态度，欧盟在库尔德、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等问题上对土耳其的指责和干涉，不仅严重阻滞了土耳其的入盟进程，使得土入盟前景愈发前途难测；同时也格外加重了土国内一些民众和部分政治精英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挫败感。部分土耳其学者开始据此置疑欧盟接纳土耳其的诚意，对土耳其近乎无条件的亲西方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们纷纷要求精确算计土耳其在入盟问题上的利益得失，重新定义土耳其的国际政治身份，从而对土耳其当前对外政策重点进行恰当的修正。第三，土耳其国内政治形势出现的巨大变化。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1999年土被确认为欧盟侯选国后，土政府为达到加入欧盟的目标，根据欧盟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标准在国内展开了政治经济改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土耳其国内社会集体心态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歧与大混乱，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开始对当代土耳其的政治身份（即土耳其到底是一个西方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与地缘政治角色（即土耳其究竟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bilginp.areturnto“civilisationalgeopolitics”inthemediterranean？.changinggeopoliticalimagesoftheeuropeanunionandturkeyinthepostcoldwarera.geopolitics，2004，9（2）：269与此同时，随着土耳其国内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往为政治精英与军队集团所垄断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也开始出现新变化：包括商业组织、民众团体、知识分子、智库等在内的土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开始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政治倾向出发，提出了各种对外政策构想，并在土对外政策制订中竞相发挥着影响。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的思想渊源与当代表现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思想实际上并无成体系的地缘政治思想可兹传承，它更多地表现为以一种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对土耳其自身历史上一些较为有名的政治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解读和演绎。出于这种原因，尽管在历史上包括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j.mackinder）在内的诸多地缘政治思想大师曾经对土耳其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给予高度关注例如，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奠基者、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其名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高度评价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他甚至将君士坦丁堡（即现伊斯坦布尔）称为“将西方和东方结合在一起，使海洋的自由永远渗入‘心脏地带’”的关键地区。见[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152，但对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的形成发展发挥重大影响的，却是如“凯末尔主义”（kemalism）或“欧亚主义”（eurasianism）这类直接出自土耳其本土或在历史上曾与土耳其存在紧密联系的政治思想传统。凯末尔主义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主要来自于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共和国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kemalatatürk）的思想。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与初步巩固的过程中，凯末尔确立了一个由六大基本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所组成的政治思想体系，将此作为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akcalie，perincekm.kemalisteruasianism：anemerginggeopoliticaldiscourseinturkey.geopolitics，2009，14（3）：551在对外政策方面，凯末尔本人在建国之初既宣布放弃原先在奥斯曼帝国政界一度流行的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不主张恢复奥斯曼帝国昔日领土以谋强盛，转而奉行一种审慎的、中立的和以维持洛桑和约后土耳其国家领土现状为目标的政策，与东西方国家同时发展友好关系。自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凯末尔的政策思想长期主导着土耳其内外政策的制订与实践，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结盟并加入北约后，土耳其的内外政策便开始明显偏离凯末尔当年的筹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出现的超级大国集团所引发的恐惧与孤立的气氛中，凯末尔主义的反帝内涵及中立的概念被放弃了”akcalie，perincekm.kemalisteruasianism：anemerginggeopoliticaldiscourseinturkey.geopolitics，2009，14（3）：554555。冷战结束之后凯末尔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更是全方位的：世俗主义原则因国内政治环境的日趋宽松和伊斯兰政党的空前活跃而受到严重挑战；革命主义原则早随着冷战期间土耳其加入西方阵营便不再为人所提及；经济的中央集权也因近年来土严格执行欧盟标准开展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而几乎寿终正寝。在此局面下，土耳其国内部分拥护凯末尔主义的学者、政治家以及军队精英开始大力呼吁防止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对凯末尔主义的侵蚀，重新建立起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学者、政治家以及军队精英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通过重新理解凯末尔主义精神实质之上。他们希望重新发掘凯末尔及其他建国先贤对于土耳其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的深刻思考，从而对当代土耳其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继续发挥有力的影响。不仅如此，在这些学者看来，凯末尔实际上还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理论。在凯末尔主义形成发展之时，有关欧洲是威胁土耳其民族统一的天生大敌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将奥斯曼帝国依种族进行分割并将其大片领土让予基督教人口的《色佛尔条约》更是在土耳其民众的历史记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尽管凯末尔革命的设计师们仰幕启蒙与法国革命原则，重视现代化对于土耳其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他们显然更加强调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对立场”emelakcaliandmehmetperincek.kemalisteruasianism：anemerginggeopoliticaldiscourseinturkey.geopolitics，2009，14（3）：552。从这个角度来看，“凯末尔主义者尽管使用了‘西化’的政治话语，但在他们心目中，西方形象一直是作为‘它者’存在的”hasankosebalaban.turkey’seumembership：aclashofsecuritycultures.middleeastpolicy，2002，9（2）：134。正是通过重新解读凯末尔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些学者格外强调凯末尔主义对于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格外强调凯末尔维护土耳其政治与经济主权的坚定决心。——！另一个对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形成发挥重大作用的，当属“欧亚主义”思想。欧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在上世纪30年代末就已告消亡，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以俄当代最为有名的地缘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dugin）为代表，欧亚主义在当代俄罗斯又呈复兴之势，并以其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在俄联邦对外政策中发挥积极影响。有关欧亚主义与冷战后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