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2-18页

1一、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2-18页二、真理和民主18-23页三、古史祛疑23-41页四、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41页五、人文易与民族魂41-51页六、传统·儒家·伦理异化51-60页七、道家·隐者·思想异端60-75页八、船山哲学思想初探75-117页九、诗化哲学与哲学的诗化——原名“序方任安《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117-121页十、船山人格美颂——为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作121-125页2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这是“五四”以来人们多次议论过的题目。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探寻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途径，预测中国哲学发展的未来，人们又在重新探讨这个问题，进行着各有会心的历史反思。有的同志咀嚼中外学者曾有的一种说法而赋予新解，认为中国早就有古代的“儒家民主主义”和“儒家人道主义”，至于近代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潮则始于宋代理学。因为这场儒学的复兴，提出了“消除异化的人性复归”，理学家们讲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即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伦理道德的价值，这表现了民族觉醒和理性精神，是中国哲学史上媲美晚周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种观点，把封建理学视为反封建蒙昧的理性主义，实际是否认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真正的启蒙哲学。因而王夫之、谭嗣同也都属于理学系统，不过是宋明理学的改进和继续，乃至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似乎也只能嫁接在理学这一不朽的根株之上。有的同志则从相反的另一极出发，认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乃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经历着周期性的农民战争——改朝换代而其基本结构不变，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强控制，窒息了一切新思想的萌芽，只是近百多年西方资本主义文朋的全面冲击，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系统才开始被打破。有同志通过分析世界近代史而论定东方社会注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及其精神分泌物，也有些青年慨叹于祖国历史的沉重负担而以黑格尔所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爆发性的人物”①自居。在他们看来，今天为了驱除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主义历史阴影，还得借助于西方近代启蒙者的思想火炬。这种见解，也同样无视中国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当然也不会去研究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这种种历史反思，都是在历史地分析国情，引古以筹今，具有严肃的现实意义。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序文中说：“历史家不应该哭，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343页。3不应该笑，而应该求得深解。”①为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国启蒙哲学的发展作一番史的回溯和论的探索。一思想启蒙，文艺复兴之类的词，可以泛用，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应有其特定的含义。狭义地说，十四世纪以来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最早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以及由于十字军东征，关于古希腊罗马文献手稿和艺术珍品的大批发现，促成了意大利等地出现空前的文艺繁荣。好像是古代的复活，实际是近代的思想先驱借助于古代亡灵来赞美新的斗争，为冲决神学网罗而掀起人文主义思潮。“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使得“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又被广义地理解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反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意大利看作“近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典型的国家”③，把但丁(1265—1321)看作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是标志“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的“伟大人物”④，并肯定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⑤。的确，从14—16世纪，从意大利到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涌现了一大批文化英雄、思想巨人。就哲学方面说，被黑格尔赞为“哲学烈士”的意大利的布鲁诺(1548—1600)和梵尼尼(1586—1619)，虽以相同的命运被教会烧死了，但他们却使“理性和所谓天启之间的斗争燃烧起来了，在这个斗争中，天启与理性对立起来，理性独立了”⑥。同时，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及其所唤起的下层贵族的起义和伟大农民战争，也对中世纪神学统治进行了猛烈冲击。“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重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剖视西欧历史，从整个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思潮中所发现①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著者序，孙静工中译本上册，第3页。②《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③《资本论》第三卷，第24页。④《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9页。⑤《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⑥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367、371页。⑦《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4的“重新觉醒的哲学”①的启蒙性质。确定意义的启蒙哲学，应当区别于中世纪的异端思想(那可推源于12、13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乃至更早的作为“中世纪革命反对派”的神秘主义异端)，也与西欧以后作为政治革命导言的资产阶级哲学革命的理论发展有所不同，应仅就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相适应、作为封建旧制度崩解的预兆和新思想兴起的先驱这一特定含义来确定它的使用范围。至于它的实质，可否从马克思的这一提示给予说明：历史“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而这种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②(如果处于那样的历史时期，革命会代替批判，或者说批判已不再是解剖刀而是消灭敌人的武器③)。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的自我批判总是在自身尚未达到崩溃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的条件下进行的。14—16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正是在封建社会远未崩溃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自我批判。人们给予这个时代以不同的名称，如“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五百年代”等，但这种自我批判乃是世界各主要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历史必由之路。我们说，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在16世纪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哲学新动向(以泰州学派的分化为标志，与当时新的文艺思潮、科学思潮相呼应)，已启其端，到17世纪在特定条件下掀起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理论形态，典型地表现出来。至于这一典型形态的哲学启蒙的往后发展，却经历了极为坎坷的历史道路。人们惯于中西哲学对比。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同的发展类型。如果说，意大利、法国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文艺复兴直接取得了辉煌的思想成果，英国更以特殊的历史条件成为近代哲学运动的前锋和产业革命的策源地；那么，德国、俄国这些封建主义包袱较为沉重的国家，启蒙运动则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崎岖的道路。奇特的是，它们的近代思想启蒙，都是由“贵族的国民运动”或“贵族的革命家”开始发动的④，又都依赖于农民反封建斗争所提供的巨大动力。纵观历史，如果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的中国与欧洲这些国家对比考察，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0页。②《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8页。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页。④参见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德国农民战争》四；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纪念赫尔岑》。5则不难发现，中国显然异于意大利及法、英等国，而与德国、俄国却有不少历史的相似点或共同点。例如：(一)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经济发展都缓慢而落后，宗法关系的历史沉淀使封建统治势力既腐朽而又强大，由于封建制母体内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不足，使近代社会长期处于难产之中；(二)反封建农民战争都曾大规模兴起，农民成为反封建革命的主力但又无法取得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却直接间接地为启蒙思潮的崛起提供了历史的动力；(三)新兴市民以至资产阶级晚生而又早熟，都由于软弱而各具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和两面性，无力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果，竟然要由无产阶级联合农民来挑这副担子；(四)由于近代社会长期处于难产状态，改革运动几起几落，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都呈现出特别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新的在突破旧的，另一方面死的又拖住活的，形成历史运动的多次洄流。这些，似乎是德、俄、中这类国家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兴起之前社会状况的一般特征。总起来，正如马克思在描述德国状况时所指出的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①然而，就在这种新旧杂陈、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反对封建蒙昧主义的启蒙思潮毕竟冲破了重重阻力而产生、发展了。尽管这些国家的哲学启蒙运动都遭到了挫折而未能很好完成历史的任务，但却唤醒了一代代后继者。德、俄、中三国在这一时期都诞生了一批思想巨人，对人类精神文化作出巨大贡献。在德国，从路德、闵采尔到歌德、席勒、贝多芬，从莱布尼兹、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培育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从拉辛、布加乔夫到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从普希金、赫尔岑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直到培育出普列汉诺夫、列宁。在中国，许多事情和沙皇俄国相同或相似，封建压迫的严酷，经济文化的落后，以及先进人物为了国家的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都是相同的。②但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某些方面更为落后。列宁把俄国解放运动中摸索真理的先进人物分为三代③，而中国在历史难产的痛苦中觉醒的先进人物，①《资本论》第一版序，《资本论》第一卷，第10—11页。②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③参见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6为摸索真理而走过的道路更加艰难曲折，似乎可分为五代。单就哲学启蒙说，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焦循等同具人文主义思想的早期启蒙者属一代，阮元、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开始放眼世界的地主改革家为一代，严复、谭嗣同、康有为等努力接受西学以图自强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一代，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后期梁启超及王国维、蔡元培等试图会通中西自立体系的资产阶级学者为一代。三百年来，一代代思想家呼唤风雷，一阵阵古今中外思潮的汇合激荡，终于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崛起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中国哲学革命才被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二通过以上简略的对比分析，似乎可以看出，德、俄、中三国走向近代，对沉重封建包袱进行自我批判的道路，确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同时，也可以看到，民族的苦难，历史道路的曲折坎坷，也具有二重性，既留下耻辱的印记，又留下光辉的战斗业绩。恩格斯在1850年回顾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时，曾严肃指出：“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后代为之惊惧”；并具体分析指出：“十六世纪的德国革命的特殊神学理论性质，对于不属于此世的事物有压倒一切的兴趣。从不光彩的现实中来的抽象，构成后来从莱布尼兹到黑格尔的德国人的理论优势的基础。”①列宁在1914年回顾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时，曾指出：“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痛心”，但应当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产生了工人阶级政党并“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②。至于列宁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历史评价和对他们世界观矛盾的辩证分析，更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从经典作家这些示范性的论述中，理应得到启示，应当以什么样的历史感和科学方法来总结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怎样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