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思想精华

一花一叶1一叶一世界道家，儒家。中国的传统道家思维以顺应规律为主，突出的是人在宇宙中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特点是静，其工作是疏导，是非常客观地思索着人的渺小和宇宙之道的博大，所以老子讲要复归于婴孩，返朴，无为，庄子讲要齐物、自然。这个道所寻找的是如何认同、如何把复杂变为朴素和太初，找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服从现实和把问题客观化简单化，减少自身的疏忽。在印度佛教思想中则以自我为主体，基本思路是如何解脱，而不是自然如何表现。其中的标志是任何思想和行为的错误都由个人的因缘和欲望而来，也就是向内求，从内修。在佛教中有“大过须弥，小过芥子”，“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话，用来告诉人，以自我的心来观察，思维有极大的自由性，极大的变化、伸缩和无限。在处理问题上更趋细致化或广泛化。佛和道的思想都是一种脱离精神，道家是游离于外而应化于内，佛家是分析微细以达到脱离于内外之境，因此在艺术表现上是很相近的，都是强调自我的意识心。在表现上多使用比喻、指代等手法，以小见大，由浅近识深沉。儒家文化则是一种实际型的处世伦理文化，不太象佛和道那样对事物本质问题的思考，而是关注自我的成长变化，也就是更求实际应用，而且具有很多的“行”的精神，入世的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人有责任和担当精神。在艺术上多表达自我价值的实现、世间现实与自我成就的结合等内容。1|评论墨家思想——该派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尚贤（任人唯贤）是为政之本，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初害，这就是尚同。墨子言功利，和杨朱的为我大相径庭，他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墨学是代表小生产阶级说话的，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因此墨家反对剥削，崇尚劳动。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兼相爱），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墨子提倡兼相爱，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思想鉴借——关于墨家学说的现实价值，如鉴借墨家的兼爱思想，它要求人们平等互爱，也互相援助，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如鉴借墨家的尚贤思想，这贤主要是指有道德、有学识的人才，这一道德价值取向，对于激励人们加强自我修身、力争成为贤者有积极作用；如鉴借墨家的节俭思想，墨家的这一节俭思想于今而言，依然具有针对性，更值得我们提倡。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这个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这种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法家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一花一叶2一叶一世界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由柳洪平创建。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也就是韩非的作品《韩非子》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ž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一花一叶3一叶一世界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ž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ž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ž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ž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ž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ž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ž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医家医家，认为养高与治，认为治本而非事物发生后才去解决，认为观察事物由表及里，而非待事物发展到无法挽留而去治。最高审美内涵则是观万物以内，治事物以根。兵家。兵家十分重视管理中谋略的运用，管理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运用，是获得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还强调管理的环境，即天时、地利、人和的运用等。以上所述的管理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应该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只正确认识、深刻理解民族管理文化的精华，并且在实践加以创造性的运用，才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学的管理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战争主观指导，即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关于计谋（战略）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内容最丰富方面，它所揭示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是至今仍必须遵守的。许多名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以众击寡”，“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兵贵其和，和则一心”，“三军一人，胜”，“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等等。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理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1、【慈不掌兵】。这是一句流传甚广的统兵古训。用孙子的话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可见，掌兵不是不能有仁爱之心，而是不宜仁慈过度。如果当严不严、心慈手软、姑息迁就、失之于宽，乃至“不能使”、“不能令”、“不能治”，当然就不能掌兵。2、【爱兵如子】。说的是严教与慈怀相统一。3、【服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句话浅显易懂，古今中外军队，概莫能外。4、【忠诚】。士兵忠诚于长官，所以历史上掌握兵权的一定能左右时局。以正和以奇胜正，就是稳定的正规的企业管理框架，没有正，连企业纯在的基础都没有，就别谈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