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有价值的参考借鉴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有价值的参考借鉴【王联斌简介】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武像兵圣孙子（国画）周玉莹作记者：您在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是这方面的大家。能否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的读者，什么是“武德”？王：所谓“武德”，即是从武、用武、尚武之应有德性，泛指在以国防军事为基础的武事活动中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的相对稳定的伦理思想、道德传统、政治意识、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和行为品质的总和。记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传统武德文化历史悠久，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从国学视阈来看，研究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何在？王：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经发文讲过：“中国传统文化，不但重视发扬文德，而且重视发扬武德。”鉴于学术界总体上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德性文化”一说，如果把传统文化划分为两大体系的话，那就是武德和文德。从学术界多有共识的国学定义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之学就是国学。由此推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半边天”的武德文化之学，也必然是中华国学的“半边天”。记者：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虽饱经历史之沧桑，历尽民族之屈辱，尤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实与武德文化的传承、复兴不无关系。王：中华武德文化从一个独特视角，展现并传承着中华民族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凸现出民族文化的普遍品格，有着极其深厚的民族根基、鲜明的大众特色、丰厚的文明底蕴，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是塑造伟大民族品格和文明人格的阳刚文化。科学认识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对于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记者：谈到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记得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曾经说过，孙中山是军人价值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王：是的。孙中山最早明确提出了军人价值的概念：“军人与国家之关系，各军人对于人民负完全保卫之义务，务望各尽其义务，以保军人之价值。”在孙中山看来，要永葆“军人之价值”，就要正确认识、定位军人与国家、军人与人民的关系，完全尽到保国卫民之义务。这就是说，军人最核心的价值是国家与人民，“安国保民”就是军人最核心的价值观。记者：传统国学很强调“仁”的价值，视为最高目标。您也讲过“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是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国语》中说：“为国者，利国谓之仁。”我的理解，“安国保民”就是武德之仁的最高体现。王：孙中山就是这样解读的。他说：“军人之仁，果如何耶？其目的在于救国，故自有军人以来，无不曰为国尽力。”但是他又说：对于军人来说，贞守“仁”的道德准则，就要“以救国救民为目的”，履行“救国救民之责任”。“安国保民”在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中，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孙子兵法》开篇首句就强调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国之大事”就是对军人价值的战略定位。孔子提出了“足食、足兵、民信”的安邦定国方略。“足食”在于提高经济实力，“足兵”在于提高国防实力，“民信”在于提高民族凝聚力。记者：这就如同我们今天讲的综合国力。看来孙子、孔子早已把军人价值视为国家盛衰存亡的重要因素。王：是这样的。《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军人有两大价值目标，即“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宝”是最高价值的象征。显而易见，安国与保民就是军人最高的价值目标。记者：《管子》也曾经强调，“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王：从本质上说，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所谓“主”，从哲学意义上说，就是领导国家的最高政治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服从最高政治主体的指挥，维护和巩固最高政治主体的地位，是军人必然的历史使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这个主体是个人、还是政治集团，是代表谁的利益。记者：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忠诚于党与热爱人民、报效国家是统一的，所以，把这三个方面统一规定为当代革命军人价值观的核心内涵，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传统军人价值观的现代昭示。王：传统武德文化不仅确立了军人的核心价值目标，而且还揭示了实现价值目标的途径，这就是“和军勇胜”。“和军”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军队要团结和谐。“和谐”这一概念最早源于《管子·兵法》，该篇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故能全胜大胜。”《孙子兵法》强调“爱兵如子”、“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的典故也是出自《孙子兵法》：“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记者：这说明为了一个共同的大目标，军人间的恩恩怨怨应当而且能够化解。王：关于“和”的价值，《吴子兵法》讲得更明确：“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先和而造大事。”记者：杜甫有一首诗说得好：“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军中无小事，事事系社稷。所以，军队最需要讲团结，军人最懂得团结和谐的价值。王：孟子所谓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也是出于对军事伦理的思辨。显而易见，“和谐”的伦理价值首先在武德文化中凸现出来，而且不只是手段上的、操作层面上的要求，更是一种“全胜”观、“造大事”的理想价值境界的追求，具有普遍社会意义。记者：关于“勇胜”，是否应有两种释义：一是勇于取胜，二是以勇制胜。王：是的。《墨子》指出，“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孙子兵法》说，“勇怯，势也”；《孙膑兵法》讲“励气”。归纳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要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旺盛的士气，英勇善战，敢打必胜！古人讲：“智勇双全”，“聪明秀出谓之英，胆略过人谓之雄”。孙中山说，军人之勇是“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记者：有勇还要有智，否则，就会成为愚勇、鲁勇、悍勇、匹夫之勇。王：愚勇、鲁勇、悍勇、匹夫之勇，这是武德之大忌。有个“暴虎冯河”的典故，出自《论语》的一则师生问对。一次子路问孔子，如果行军打仗，愿和谁在一起共事。孔子回答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为什么孔子要选择那些面临任务而知道戒惧谨慎、善于谋划并能实现谋略的人一起行军作战呢？因为他看到了这样的将士比那些只靠两只手与虎搏斗，只靠两只脚涉水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拼命主义的愚悍鲁莽之徒，有更多取胜的希望。勇的价值就在于取得胜利，故谓之“勇胜”。“勇胜”之勇就是一种智勇。记者：我军一向强调团结和谐、英勇善战。记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强调指出：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王：毛泽东在这里讲的这两条方针，就是英勇善战、团结和谐，是对中华传统武德“和军勇胜”价值观的最好解读，也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实有之义。记者：中国是“礼义之邦”，兴仁义之师、举仁义之战的思想，在传统武德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是传统军事伦理的核心理念吧？王：是的。中国历代军事家、思想家，对于战争的性质，无不从伦理道德层面来作出是非善恶判断。夏、商、周时期，多以顺天承命的“天授兵权”理念来申明战争的正义性，把自己的兴师宣称为“惟恭行天之罚”。春秋之后，由于民本逐渐代替了神本观念，战争正义标准也由“天道”转向了“仁道”，这就是《司马法》讲的“仁本第一”、孟子讲的“仁人无敌于天下”。记者：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好像就是基于这个标准提出来的。王：据《尚书》记载，武王伐纣时“血之流杵，赤地千里”。《尚书》虽然是儒家推崇的经典，但是孟子还是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认为，武王伐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的仁义之战，因而不忍心、也不可能使其“血流漂杵”的；况且，“无敌于天下”之伐，必能势如破竹，焉有天下可敌之手？当然也就更不会有激烈对战的残酷。“仁者无敌”，这就是孟子不尽信《尚书》的逻辑起点。记者：孟子的“仁者无敌”说，是对仁义之师作用的评价。“仁义之师”，在传统武德文化中又称“义兵”吧？王：对。关于义兵的价值，历来为诸子百家所重视。《荀子·议兵》篇说，“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吕氏春秋》喻“义兵”为“天下良药”，断然认为“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因此，“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这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战争伦理观的本质，即既反对偃兵，也反对不义之兵，唯独对义兵盛赞力倡。记者：如何定位战争的正义性，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提出了诸多标准，其中“以战止战”、“尚客慎主”的观念，对古今中外都有很大影响。王：所谓“以战止战”，就是用战争制止和消灭战争，换句话说，就是为和平而战。最早提出武德概念的楚庄王，从“武”字的结构阐发用兵之道，他说：“夫文，止戈为武”，并由此伸发出“武有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可见，汉字“武”的本身就蕴含着“以战止战”、安民保社稷（保大）的正义性。记者：“以战止战”，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止战之“战”的正义性、合法性。王：当然，这里的“止战”应当有三种含义，一是通过流血之战来实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选择；二是通过威胜、和胜来实现，也就是《孙子兵法》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战、心战、威慑战；三是通过备战来实现。记者：《太白阴经》说：“战胜易，和胜难”，难就难在必须具有迫使强敌不敢犯、不敢战的强大国防实力，这就要求必须“备好战”。王：所谓“备好战”，一是要有常备不懈、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二是要把整个国力做大做强。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传统武德文化中的“务战”不等于实战，它包括备战与实战两个方面。备战是基础，就是要以提高国防实力为牵引，把国家推向综合国力全面发展的“重强”。当然，这一有价值的思想萌芽，还要靠时代的思想阳光来润育。记者：您对“以战止战”解读得有新意，有价值。作为新时代的军人，既要热爱和平、珍惜和平，又要长存忧患意识，坚定为维护和平而备好战、打胜仗的决心和行动，做到永远忠于使命，自觉献身使命，真正不辱使命。王：关于“尚客慎主”的战争伦理观，主要表现在慎打第一枪。这是正义战争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客”是被攻击的一方，“主”是主动攻击的一方。《孙子兵法》所说的“为客之道”，主要指谋略而言，有反客为主、以攻为守之意。实际上，在兵力允许时，以攻为守也许是最好的恃守；否则，就要取“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的守道了。《道德经》中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就是说不贸然地打第一枪，以守为上；不盲目地前进一寸，而要善于在必要时后退一尺。从战略上说，也就是不主动兴兵攻伐，要打好积极防御战、自卫反击战。记者：如何理解老子的“尚客慎主”思想与他的“哀兵必胜”论的关系？王：“哀兵必胜”典出《道德经》，原文是“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是说假若两军实力相当，战争的胜利属于“哀兵”（慈悲义愤）的一方。从战略意义上说，它与孟子“仁者无敌”有一定相通之处。因为“哀兵”多属于正义一方，所以才有“必胜”。古代兴师之前要开一个誓师大会，如夏启伐有扈氏的《甘誓》、商汤伐桀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时的《牧誓》等，都是战前鼓舞士气的誓师辞，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揭露敌人的罪行、申明出兵讨伐的正义性。在这里，老子的“哀兵必胜”和孟子的“仁者无敌”是相通的，都是对“义兵”价值的深切感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至深。“止戈为武”记者：《孙子兵法》强调“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必须重视对将帅的培养、选拔和使用。王：古代军中所谓的将，和今天所说的将官不是一个概念，是指所有将兵之人，即军官。所谓“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班、排、连长。将帅修养最根本的是武德人格修养。关于武德理想人格的标准，《孙子兵法》提出“智、信、仁、勇、严”五德。《尉缭子》提出“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的“三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