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第二版)-李壮鹰-第七章剖析

第七章清代的文学理论批评目录第一节概述第二节王夫之的诗论第三节叶燮的《原诗》第四节桐城派的文论第五节清代的词论第六节李渔的戏曲理论第七节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历史背景：明末以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长城内外动乱不已，经济秩序完全混乱。明朝的政治更是朽烂不堪，宦官弄权，党派纷争，相互倾轧，贪风炽烈，政以贿成，完全一片亡国景象。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它没有汉人的经学而能有汉学之长，它也没有宋人的理学而能撷宋学之精。其他如天算、地理、历史、金石、目录诸学都能在昔人成功的领域以内，也自有它的成就。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节概述一、清廷的文化政策从康熙时期开始，清政府对士人的治理，从高压政策转为怀柔手段，从军事打击转为思想控制，并将思想控制的重心放在重建封建伦理秩序上。提倡理学。以程朱理学为立国之本，“崇儒重道”。荐举鸿博，整理图书。大兴文字狱，以消除异端，镇压反抗。二、清代的学术品格清初，总结明亡教训，反思心学弊端，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培养了重实证、归纳、考据的务实学风。顾炎武、黄宗羲。代表清代学术品格的“乾嘉考据学”：文字狱盛行，使文士把全部精力投到文字训诂、名物考证、古籍校勘、辨伪、辑佚等文献整理工作中。黄宗羲“集大成”的时代学术特色：大型图书编纂、多样学术领域全面繁荣，取得了超越任何时期的学术成就。三、清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清初：批判明代台阁派，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文学的艺术规律上提出很多深刻的见解。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谦益、吴伟业。康乾时期：清代文学批评的全面发展文学的内部规律总结：悬置对文学作品内容的探讨，集中探讨作品的流变、体裁、艺术特质和形式风格。叶燮《原诗》、王士祯“神韵”、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翁方纲肌理说。三、清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反桐城派：钱大昕、袁枚、章学诚、阮元、章学诚。古典词学的成熟期：清初：阳羡派和浙西派中期以后：常州词派清代小说理论：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清代戏曲理论：李渔的《闲情偶寄》第二节王夫之的诗论在那个以天赋、学识和多产而闻名的世纪，他堪称一位集天赋、学识和多产于一身的顶尖人物。——宇文所安王夫之（1619—1692）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其著作有一百余种，后人辑为《船山全书》，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史学、文学以及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多方面。一、王夫之诗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构造其哲学体系时，王夫之一以贯之地将理论重心放在实有的存在本身。气论：以人和人的存在为本，重“气”而着眼于“化”，论“道”而落实于“器”，言“性”而重乎人“情”。由此构成了其诗学体系的理论基础。性情：反对宋明理学家空谈心性，把性与情、理与欲割裂对立起来。“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情者，性之端也，循情可以定性也。”这样的理论思想也贯穿于他对“道”与“器”关系的论述中。同样，在有关性情（即人的内心存在）的论题上，王夫之反对宋明一些理学家空谈心性，把性与情、理与欲分割，对立起来的做法。二、“诗道性情”论“情”为诗歌之本，是王夫之诗歌体系的“基石”。诗以道性情，道之为言，路也。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古诗评选》卷四）长言咏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三、“情景相生”论在心物感应的审美理论基础上，提出“情景相生相融”的诗歌意象理论。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二、“诗道性情”论诗歌能“动人四情”，“动人兴观群怨”对传统的“兴观群怨”说进行改造和提升，将它由传统的文学功能论提升到文学“动人四情”的本体论高度。诗之泳游以体情，可以兴矣；褒刺以立义，可以观矣；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含其情而不尽于言，可以怨矣。（《四书训义》卷二十）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唐诗评选》卷四）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三、“情景相生”论如何做到情景交融：应该“即目会心”，“情景相凑”，“以心目相取”，“心目”，是一种审美直觉，一种不需预设的情景相凑的“当下直观”。写景至处，但令与心目不相暌离，则无穷之情，正从此出。（《古诗评选》卷五）三、“情景相生”论“现量”说全面地阐述了审美直觉的理论内涵，揭示了审美直觉的现在性、现成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僧敲月下门”，只是妄相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情因景，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论以意为主，反对死法“以意为主”：诗歌创作必须坚持艺术形象性的原则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夕堂永日绪论内篇》）诗歌创作中的“活法”与“死法”。第三节叶燮的《原诗》《原诗》是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的杰作，它系统地阐述了诗歌的本原、文学发展以及诗歌创作主客关系及思维规律等问题，在理论的系统性上大大地超越了前代。一、以“变”为动力的文学发展观诗歌的源流正变：叶燮超越明代复古与求变两派的门户之争，提出正变统一、以“变”为动力的文学发展观。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一、以“变”为动力的文学发展观自有天地即有古今。古今者，运会之迁流也。有世运，有文运。世运有治乱，文运有盛衰，二者各自为迁流。（《百家唐诗序》）“若夫文之为运，与世运异轨而自为途。”“文运”不同于“世运”，诗歌的正变与时代的先后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只是诗歌自身的发展盛衰问题。一、以“变”为动力的文学发展观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诗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彼陋者亦曰：此诗之正也。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为至盛也。盛唐诸诗人，惟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理、事、情”，“才、胆、识、力”对传统诗学中心物关系论的进一步发展，说明文学创作是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结合。“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理”：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事”：事物循其“理”而发生发展的过程。“情”：事物所呈现的情状。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理、事、情”，“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气”是万事内在生命力的表现，也是诗与文章之生机和活力所在。在“理、事、情”三者中，叶燮对“理”给予特别的重视：“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才、胆、识、力总之为“志”才：作者先天禀赋的才华，驾驭创作法则的具体能力。胆：作者的胆略和勇气，创新精神。识：作者对外在事物美丑是非的辨析能力。力：作者表现其才思识见的能力，自成一家的笔力。才、胆、识、力四者不可分割以“识”为核心。三、论创作过程及形象思维诗之基——“胸襟”“胸襟”：作家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操叶燮以胸襟为“诗之基”是对传统诗论“修辞立其诚”的发展，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具体的创作环节——取材、匠心、文辞。三、论创作过程及形象思维或曰：“先生发挥理、事、情三言，可谓详且尽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关键。而语于诗，则情之一言，义固不易；而理与事，似于诗之义，未为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诗，似未可以物物也。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则能实而不能虚，为执而不为化，非板则腐。”三、论创作过程及形象思维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这段话的理论意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形象思维”的概念指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是互补性的关系第四节桐城派的文论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由其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光大。方苞（1668－1749）姚鼐（1732—1815）一、方苞的“义法”说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气皋，晚年自号望溪。方苞不但是一位古文家，更是一位在经史研究上深有造诣的学者，他“治经深于《礼》《春秋》，治史深于《史记》，治子深于《管》《荀》而子。一、方苞的“义法”说方苞将“义法”说作了进一步的推阐，使之成为桐城派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核心。《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一、方苞的“义法”说含义：“义”，指《春秋》的“雅正”的思想，具体体现为对所记事物的褒贬“法”，指《春秋》在语言形式上的精当，它在遣词造句、剪裁增删上有严格的讲究，而这些讲究完全出于表达思想的需要。“义”就是文章的内容，“法”是文章的形式。义、法相得：“言有物”、“言有序”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一、方苞的“义法”说自周以前，学者未尝以文为事，而文极盛；自汉以后，学者以文为事，而文益衰，其故何如？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戋戋焉以文为事，则质衰而文必敝矣。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其下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志欲通古今之变，存一王之法，故纪事之文传。荀卿、董傅，守孤学以待来者，故道古之文传。管夷吾、贾谊，达于世务，故论事之文传。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则存乎其质耳矣！（《杨千木文稿序》）一、方苞的“义法”说释“义”为“言有物”。重“义”、重“有物”，有重视文学的现实性的一面。此“义”，基本上不出传统儒学，程朱理学。方苞释“法”为“言有序”，提倡一种根据内容因宜而变的活法于文章语言的总倾向是主张“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