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对伍尔夫小说的另一种解读

第26卷第4期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7月Vol26,No4JournalofWenz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sJul,2013复调——对伍尔夫小说的另一种解读朱艳阳1,2(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2．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416000)摘要：在复调理论的观照下，伍尔夫小说呈现出明显的复调特征，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文体等方面。复调叙事的运用，使伍尔夫小说更为全面地反映出现代人复杂的精神状态和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特点，也促进了小说创作艺术的革新。关键词：伍尔夫；伍尔夫小说；复调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55(2013)04-0062-06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3.04.009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复调”原本是一个音乐术语，指一支乐曲中多个并行穿插的旋律。受音乐的启发，许多作家创作出了具有音乐复调性的小说并引起了不少批评家的关注。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借用“复调”一词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了“复调小说”的概念，指作品中作者权威声音的消失，众多人物构成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具有独立性、对话性和未终结性的特点。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全面对话的小说。他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①他的作品，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的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不再是“在作者统一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的艺术品，而恰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1]。在此基础上，巴赫金还强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多种体裁并置和多情节线索平行发展的特点。自巴赫金之后，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逐渐被人们所了解。20世纪末以来风行欧洲文坛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美学中也强调了他小说的复调因素，他说：“音乐上的复调，是指同时展开两个或若干个声部（旋律），它们尽管完全合在一起，仍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2]70受音乐复调的启发，他追求小说的对位艺术，提倡小说采用多线索结构，还要求把非小说性的文体合并到小说的复调中，如诗歌、哲学、词典、历史、梦、论文的运用，这与巴赫金所讲的复调基本一致。接触复调理论，发现伍尔夫小说也体现出了复调思维，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文体方面表收稿日期：2011-03-07基金项目：2010年度湖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10C1112)作者简介：朱艳阳(1975-)，女，湖南双峰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学①参见: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0.朱艳阳：复调63现出明显的复调特征。一、人物形象的复调性在巴赫金的理论体系中，对话理论占有重要地位。在强调人物意识独立性的基础上，他指出，“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对话性是他们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①并且认为，思想观点本质上就是对话的，“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致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3]340。可以说，对话性是复调小说最重要的特征，复调小说的主旨就是展示具有同等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是各种不同的声音从各自的角度用主要人物的故事或同一事件进行对话。因此，复调小说主要人物的形象往往在众多人物的对话中得以呈现，从而具有复调性。伍尔夫小说的对话性，突出表现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主要人物形象不是通过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展现的，而是存在于众多人物真实的思维中、思想冲突的对话性中，并且由此而具有了复调色彩。《达洛维太太》中，作者在塑造克拉丽莎形象时，除了使用克拉丽莎本人坦诚自省的视角以外，还使用了数个人物的对位叙述。彼得年少时爱慕克拉丽莎，认为她美丽、多愁善感，而现在，认为她灵魂空虚、趋炎附势；达洛维先生认为她是需要保护的娇妻；伊丽莎白认为她的母亲“喜欢老太太们，因为她们是公爵夫人”；而女佣认为女主人是“最美丽可爱的——银器的、麻布的、瓷器的女主人”；基尔曼认为她“缺乏文化修养”，是个“既不懂悲伤又不懂快乐的女人”，是个“随随便便浪费自己生命的人”；布鲁顿女士佩服夫人的敏锐直觉，认为她有一种“把人物分解开来的”特殊能力；萨莉说她“心地纯洁”，对朋友“慷慨”，但“在内心深处是个势利眼”；花店老板皮姆小姐则从商业角度来看她那位老顾客，觉得她和以前一样慷慨大度。《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的形象也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显现出来的。在儿子詹姆斯看来，“她在哪方面都比他（拉姆齐先生）强一万倍”；在拉姆齐先生的眼中，“她姿容绝世”；坦斯利先生“感觉到她身上的那种韵味”，认为“她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只有在画家莉丽的叙述中，才能发现拉姆齐夫人的缺点，“她看上去多么苍老，多么疲乏”，而且“她任性；她盛气凌人”。《雅各的房间》中，小说开头，主人公雅各已经去世，全书由亲友对他的回忆组成。在雅各母亲、朋友、情人的追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从童年、少年、青年直到死亡的一生，体会到他敏感内向而又热情开朗的复杂性格。在这些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观察者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对同一人物进行对话式的评判。主要人物的形象在他们看来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对立的，他们的叙述则更像是在彼此交锋、互相争论。他们既是作品人物又是叙述者，他们的“意识”和声音是独立的、相互平等的，彼此之间不受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过阅读叙述者们各自不同的评述，读者们能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和内心冲突，感受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他们的爱和恨，他们的向往和绝望，感受到他们是有血有肉、具有鲜明独立个性的人”[4]。而且，人物也独立于作者的意识，因为作者没有强加给作品一个权威的声音或者统一的思想，没有对小说主人公进行评价，而是将此权利交给了叙述者们，通过不同叙述者的眼光和意识活动切入到人物的不同侧面，这些侧面彼此矛盾冲突，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场面。这样，虽然小说人物各自的①参见: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1.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第26卷第4期64叙述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没有一种终结的、权威性的叙述，人物的“终极真实”不再存在，形成小说文本的多重意义。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世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3]221。托多罗夫也曾说：“几个不同的人物对同一事实作补充叙述（这可产生一种‘立体幻象’）；一个或数个人物相矛盾的叙事，使人对事实或一个具体事件的确切内涵产生怀疑。”[5]人物性格的多侧面性和不确定性被尽情地表现出来，而这正是现代人的普遍特征。二、情节结构的对位特征巴赫金认为作品中对话性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独白叙述中的双声现象，二是文本结构中的复调现象，双声与复调又是与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可知，情节结构对话是作品对话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情节结构对话又体现为或者运用不同调子结构作品，或者采用多线索结构。巴赫金看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结构上，常常利用几条情节线索平行发展的对位形式，形成大型对话结构。昆德拉复调概念的提出就是从小说结构出发的，强调一种多线索的复调小说，从而与单线架构的小说相对。伍尔夫小说结构的对位也主要表现为这种情况。在小说《达洛维太太》中，伍尔夫设置了两条主要线索，一条表现克拉丽莎，另一条表现塞普蒂黙斯。两者存在各种对比，克拉丽莎属于上层阶级，且精神健全；塞普蒂黙斯则属于平民阶级，并患有精神病；克拉丽莎热衷于举办家庭晚会，塞普蒂黙斯总在寻找死亡时机。然而，两条线索在小说叙事结构中又起到了彼此映照的作用。塞普蒂黙斯的自杀使克拉丽莎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使她认识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塞普蒂黙斯的自杀是出于维护自我尊严的目的，而自己却缺乏这种精神。可以说，塞普蒂黙斯的自杀使克拉丽莎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死亡，并获得了她精神上的认同。他们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互为补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伍尔夫让两个彼此对立的人物互为映衬，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生死问题，共同描绘出现代西方社会真实复杂的生活图景。在《到灯塔去》中，同样存在着情节结构的并置，表现为并行发展的两种人生追求。小说开头，幼小的詹姆斯渴望灯塔之旅，由于父亲的阻止未能成行，十年后，终于随同家人乘舟前往灯塔。与此同时，画家莉丽希望用画笔描绘出拉姆齐夫人的人格魅力，但由于创造力的有限而未能如愿，十年后，饱经战争苦难的画家终于悟出了夫人的精神实质，画作顺利完成。詹姆斯的小船抵达灯塔的同时，莉丽为她的图画添上最后一笔。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同时完成。在这里，随着两条线索的同时展开，不同的事件被并置在同一审美空间。两条线索看似毫无关联，实则彼此交融，从不同人物的不同角度表现人生追求这一共同主题，把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幕间》讲述的是发生在英格兰中部一个村庄里的故事，全部情节压缩在1939年6月的一天，然而，作为参照系的年代涵括了英国五百多年历史。作者使用复调小说的方法，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从心理时间的角度，把人物的意识流镶嵌到传统的全知叙述中，展示了乡绅巴罗塞缪·奥一家的故事。另一条从客观时间的角度，叙述了拉特鲁布女士指导村民演出露天历史剧的故事。随着两条线索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地展开，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互相交织，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图画。伍尔夫用这种方法把现实与历史、人生与艺术、人生戏剧与舞台戏剧有机地结合起来。可见，上述伍尔夫小说具有典型的双重复式结构，各条线索彼此独立又密切相关，表现一个朱艳阳：复调65共同的主题。完全符合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性”，即不同部分之间形成一种对位关系，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着同一个题目，也与昆德拉所提出的“各条线索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同时又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相吻合。三、文体的并置艺术小说对话艺术思维的确立，不仅会引起创作中艺术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艺术手段的更新。巴赫金注意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体裁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作家把一般小说中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理对话、冒险幻想、贵族与贫民窑的下层人物，令人惊奇地穿插在一起，消除了原有体裁之间的壁垒，形成了一种不同艺术因素的交往”①。昆德拉也极力推崇小说创作中文类的引进，他所说的“声部”除了指小说的多线索结构外，就是文体意义上的类（文类）。为了说明自己的理论，昆德拉分析了希罗赫的《梦游者》，并着重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三个声部：“讽刺小说、中世纪传奇文学和政治小说”[2]24。然而，早在复调理论提出之前，伍尔夫就在她探讨现代艺术形式的出色论文《狭窄的艺术之桥》中强调了小说文体的发展趋势。她写道，“在现代，散文要来履行诗歌的职责，未来的小说应是诗与散文的融合，既有诗的属性，又不是诗歌，既是戏剧，又不能表演，它将具有许多诗歌的特征和戏剧属性。”[7]伍尔夫尤其看重小说的诗化因素，提出了诗化小说的理论。她认为，所谓诗化小说并非用诗的格律来写作，而是用诗歌的透视法来写小说，构造诗的意境，它不像小说那样着眼于人类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叙述，也不局限于个别人物的悲欢离合，而着眼于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思考、对大自然的赞叹以及对于梦幻与理想的追求；她预言，未来的小说将成为一种诗化的小说，它将采用现代人心灵的模式来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关系，表现人的想象和梦幻，这种想象近乎抽象的概括而非具体的分析。[8]这种诗化小说，“将会像诗歌一样，只提供生活的轮廓，而不是它的细节，它将很少使用作为小说标志之一的那种惊异的写实能力；它将很少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人物的住房、收入、职业等情况，它和那种社会小说、环境小说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