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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湾文学柏杨,1920年出生于河南,原名郭定生,后来曾改名为郭立邦、郭衣洞,但以笔名最为世人熟知。1985年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是一本探索中国国民性以及批判民族劣根性的著作,引发全球华人社会热烈争论。这本书在大陆也拥有大量读者,引发了长期的争议和畅销。他一直以“深厚学养、坚韧的道义担当、直言针砭时弊”为三大利器,有“硬骨头的文人”之称。他同时是杂文家、作家、史学家和翻译家,可谓著作等身,共计有170多部小说、杂文和历史作品先后面世。席慕蓉的诗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祈祷词我知道这世界不是绝对的好/我也知道它有离别有衰老/然而我只有一次的机会/上主啊请俯听我的祈祷/请给我一个长长的夏季/给我一段无瑕的回忆/给我一颗温柔的心/给我一份洁白的恋情我只能来这世上一次所以/请再给我一个美丽的名字/好让他能在夜里低唤我/在奔驰的岁月里/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相爱的事朱天心《古都》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那时候的天空蓝多了,蓝得让人老念着那大海就在不远处好想去,……那时侯的体液和泪水清新如花露,人们比较愿意随它要落就落。那时侯的人们非常单纯天真,不分党派的往往为了单一的信念或爱人,肯于舍身或赴死。那时候的树,也因土地尚未商品化,没大肆开路竞建炒地皮,而得以存活得特别高大特别绿,像赤道雨林的国家。……关于香港文学香港舞蹈家曹诚渊说:“香港是一个精致的城市,就像一个象牙球,本质是脆弱易碎,外观是灵巧多变,而卷藏在一圈圈球体内的,竟是那么繁复,不易整理,不易清洁。就因为这个象牙球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所以我有权利去喜爱它,也有义务毫无条件去保护它。”第一讲香港新文学的缘起及相关问题一、香港新文学与大陆现代文学的关系(一)新文学兴起的标志:1、报纸副刊展现出新文学的气象;如《大光报》的“大光文艺”、《循环日报》的“灯塔”副刊、《大同日报》的“大同世界”、《南华日报》的“劲草”、《华侨日报》的“华岳”副刊等等。2、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1928年8月创刊。第一本白话文刊物,半月刊。张稚庐主编。它培植了香港第一批新文学作家,如侣伦、张吻冰、岑卓云、谢晨光、陈灵谷等人。3、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成立。1929年9月创办刊物《铁马》。张吻冰主编。(二)绿背文化指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确立的“反华”政策中,将香港纳入其所谓的“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南下”战略总目标所采取的一项文化措施。它以批判共产主义、宣扬美国文化为宗旨,其主要的运作方式是通过美国背后支持的亚洲基金会以资助方式成立出版社和创办刊物,试图影响中国大陆的局势。绿背文化背景下的出版社及刊物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联出版社、亚洲出版社刊物:《中国学生周报》(1952.7)《儿童乐园》(1953.1)《大学生活》(1955.5)二、野史演义与通俗潮流(一)五十--七十年代香港文学在大陆的传播(1)1961-1963年间,多卷本《金陵春梦》(唐人)的流传;(2)1975-1976年间,金庸、梁羽生新派武侠的流传。资料回顾:建国初文艺运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此外,1957年反右运动,55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大规模文艺批判的结果是实现了文学创作的“一体化”。文学创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如果说有差别,也仅仅体现在语言风格上。唐人,原名严庆澍,笔名有唐人、阮朗、洛风等。使他崭露头角的作品是发表在《新晚报》上的小说《人渣》,以国民党官员在港的“白华生活”做题材。连载时叫《某公馆散记》,日文本改名为《香港斜阳物语》。使他声名大起的是在《新晚报》上连载了十年以上的《金陵春梦》。共八集,分别为《金陵春梦》、《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血肉长城》、《和谈前后》、《台湾风云》、《三大战役》、《大江东去》。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背景在中国大陆,旧派武侠小说的创作到1949年以后基本陷入停滞状态。香港《新晚报》催生了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金庸,原名查良镛,华人最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获得者。金庸与古龙、梁羽升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他在1948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明报创办人,并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14部武侠小说,作品亦被改编成影视剧集、游戏、漫画等产品,脍炙人口。金庸小说深受欢迎,1980年代以来已形成“金学”研究的热潮。温瑞安的“武侠现代派”作品《杀了你,好吗?》《请请,请请请》《牛肉面》《敬请造反一次》《没有说过坏话的可以不看》如何认识“香港新武侠小说”的兴起?(一)香港独特的社会背景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其出现、发展总是同都市工业化,以及由工业化带来的文化工业和市民阶层密切相关。(二)文化背景英国殖民当局在香港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华人社会并存着两种文化:上层社会尊奉的是传统的儒学和孔孟之道;下层社会盛行的是广东一带的粤文化(粤语、粤剧、粤风俗及广东版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星期刊》第一期的小说目录(共12篇)1.盲目鸳鸯(侠艳小说)2.恋爱之波(纪实小说)3.恨不相逢未嫁时(纪实小说)4.孤儿(短篇小说)5.啼脂录(哀情小说)6.大红宝石(侦探小说)7.夺标记(伦理小说)8.花丛粉蝶(艳情小说)9.侬誓不嫁(新体小说)10.一个编辑先生(短篇纪事)11.女学生之秘密(捉奸小说)12.不了人(侠义小说)《射雕英雄传》节录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桕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加了几分萧索。两株大松树下围着一堆村民,男男女女和十几个小孩,正自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瘦削的老者说话。(三)文化怀乡情结的影响。1、飘零放逐感。2、文化传承危机中的“文化怀乡”。如何认识港台通俗文学与大陆文学格局之间的关系?首先,从中国大陆五十年代以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过程看,文学的“俗化”是历史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建制的一种完善与调整。其次,通俗文化带来的冲击使大陆学界调整了既往的文学观念,由此引发的思维方式的革命、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都给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文学研究带来活力。北京大学红楼陈平原曾对北大传统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渊源有透彻的论述,他谈到:“创办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本身便是新学之士变法图强的产物。百年中国,倘就知识分子介入社会而言,北大称得上‘独领风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历次知识者争取民主的运动,作为整体象征的北京大学,始终扛大旗唱主角。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其任何‘新动向’,都可能得到过分的关注与诠释。……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举世皆知,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便是批判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鸳鸯蝴蝶派。不管金庸小说地位如何提升,其与民国通俗小说渊源极深,……因而,北大与金庸,很容易被分别作为雅、俗文化的旗帜来阅读。”三、“现实主义”过滤与泛政治化的研究状态初期接触阶段1979年4月出版的大型文学期刊《花城》创刊号上,发表了曾敏之的文章《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这篇文章被视为是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之作。1、香港的两份纯文学刊物:《海洋文艺》、《当代文艺》。2、《当代》编者“按语”:“(《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选自台湾省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白先勇原籍广西,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是台湾六十年代较有影响的小说家,曾主编《现代文学》,现旅居美国。他还有小说集《金大奶奶》、《玉卿嫂》等,以后,本刊拟陆续刊登一些台湾省文学作品。”1、杨青矗的小说《低等人》。2、聂华苓的《珊珊,你在哪儿?》。3、阮朗的小说《爱情的俯冲》、《玛丽亚最后的一次旅行》。《读书》登载的香港文学研究文章1997年7月,陈国球《借来的文学时空》;1997年12月,王宏志《我看南来作家》;1998年12月,李欧梵《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双城记之一》《三城记》系列作品上海文艺出版社筹划的“三城记小说系列”已出版了三辑。第一辑三本分别为:王安忆主编《女友间》,上海卷1996-1997;王德威主编《第凡内早餐》,台北卷1996-1997;许子东主编《输水管森林》,香港卷1996-1997,2001年7月出版;第二辑三本分别为:王安忆主编《上海街情话》,上海卷;王德威主编《微雨魂魄》,台北卷;许子东主编《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香港卷,2003年6月出版。第三辑三本分别为:陈思和主编《发廊情话》,上海卷;黄锦树主编《打个比方》,台北卷;许子东主编《无爱纪》,香港卷,2006年1月出版。“多元文学中心”论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在“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总评中,指出“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必然产生‘双重传统’(DoubleTradition)的特性,”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MultipleLiteraryCenters)的观念,这样才能认识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重要性”。1991年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在《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文中也提出:华文文学,本来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可是自从华人移居海外,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目前我们已承认有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的存在。这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承认世界上有不少的华文文学中心。我们不能再把新加坡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象的转移第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此之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中国台港澳文学方面;但随着90年代初期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有关台港澳文学史著述的完成,90年代以后的研究重心便转向海外华文文学方面。另一次研究场域的转移正在发生,随着80年代以来新移民浪潮的出现,新移民文学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热点。新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东亚的日本。对新移民文学现象的关注,相应地也带动了对这些地区华文文学发展的整体关注。它使得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重心,又逐渐地倾向了北美等一些新的地区。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性界定世界华文文学是一种研究文学关系的学科,它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研究,但主要研究的不是中国文学本身。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主要是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传播和演变,研究各地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研究中国文学对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泛政治化研究的限制1、泛政治化语境与批评视界的限制。2、理论、方法空间的调整及其有效性。代表性成果宏观性提法如:饶芃子提出的华文文学应加强诗学研究的问题,刘登翰关于文化的分流与整合的阐释,黄万华对“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体系的建构等等;具体针对香港文学研究的,如:赵稀方《小说香港》,三联2003年出版;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
本文标题:港台文学专题研究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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