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爱国：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路爱国：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2009-05-0600:02:32来自:呼哟嘿标题：路爱国：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深度和广度不亚于一场大革命的后果，用翻天覆地形容殊不为过。国内外的各种评价潮涌而来。其中，有些人认为，中国成功地把计划体制转化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这个步骤渐进而后果激进的转型过程不但没导致经济下降，反而出现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中国的改革拥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创造了奇迹。但另一方面，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人文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明显滞后，由此也引发了各种争议。尤其近年来，质疑之声由小变大，由弱渐强。有些人认为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无损于改革的巨大成功，需要而且能够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问题反映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向，表明中国增长模式难以持续。[1]中国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的理解自然不完全一致，但如下说法有可能得到了广泛认可：1978年正式开始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到今天，这个过程可以说基本完成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低收入的、初步工业化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一个低收入的、初步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就实现这个目标而言，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不过，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今天中国确实出现了两极分化，也确实产生了“民营企业家阶层”即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改革进行反思呢?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一个不常用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改革，分析和回答改革后的中国“是怎样”的问题。这个视角就是：一般的或“正常的”发展中国家。[3]本文将论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今天中国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上，都与世界其他低收入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一般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趋同，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与这类国家相似。正因为如此，采用“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标准，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更合理地解释改革过程和目前状况，从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做出更符合实际的估计。一、制度特征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过不到30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内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国家由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到改革前夕，按人均GDP衡量，中国无疑属于低收入国家，但它却不是一个一般的或“正常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生产力不够发达，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明显区别，其中最根本的是制度不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是发展中国家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体制、阶级关系和社会组织，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以及社会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上，都更接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实行经济计划而不依赖市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制度特色。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背景下是既不与西方也不与苏联阵营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发展中国家。就此而言，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特的，非典型的，或者可以说，是“非正常的”。不但中国不把自己看作一个一般的或“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其他国家同样如此。它们根据中国的这些特征评判和预测中国的行为，确定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例如，美国政府把中国叫做“红色中国”，“毛的中国”，或“共产主义中国”，长期以来拒绝给以外交承认，坚持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敌对行为，显然并非由于中国的经济不发达，而是由于它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作异类，当作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总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特色，无论中国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把中国当作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开始的改革把中国带入又一次历史性转折之中。改革开放30年后，谁都不能否认，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些变化表明了怎样的历史走向，迄今为止似仍然不甚明了。惟有“发展经济”的目标很明确，其它一切则似乎仍处于“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宣布改革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这些概念的定义，其特征或质的规定性，似乎完全由中国本身的现有状况决定，即改革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什么样子。（一）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从改变经济计划开始，逐步转向了由所谓“国退民进”引导的产权改革。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私有经济为主要部分的市场经济，从而具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产权改革开始成为改革的重头戏。产权变动的趋势表现为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实质上就是一个私有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300多万个中小型国企和上百万个集体企业几乎完全退出了舞台，县级和以下行政地区已经看不到国有企业的踪影。2000年到2005年，二级以上国企由23万家减少到12万家，省属国企中90%已完成改制。[4]根据全国工商联、国家统计局等8部委及各地方工商联的研究，截止2005年底，私有部门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0%，如果把外资统计在内，广义上的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65%；2005年底，民营企业（即私有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在有些地区，地方政府70-80%的收入来自这些所谓民营企业。[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年》计算，2004年，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6]另外还有资料表明，中国私有经济的比重目前占GDP的2/3甚至更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2007年3月16日，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物权法》，国外很多人将此举看作中国在法律上对私有经济重新确认的一个里程碑。在私有制重建之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改革的最初对象是集中的经济计划体系。随后，改革的市场取向越来越突出，从不断降低经济计划的作用，相应扩大市场力量，到完全放弃经济计划，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制度。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不但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而且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贸外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如果说，商品化程度是市场化最重要的标志，那么，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化为商品。现在，不但生产资料、劳动力、生活资料成为商品，而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在“产业化”名义下加速商品化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主要取决于个人购买力。这些领域的高度商品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在发达国家，政府通常限制这些领域的商品化或市场化。例如，它们大多倾向于把教育、医疗作为公共产品，通过社会化方式统筹提供，而不是作为一般商品进行买卖。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可以说无处不在。市场经济的种种要件，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片空白，到如今无不繁荣昌盛。从广告、股票、期货、保险、消费贷款、彩票，到相应的从业人员如广告商、经纪人、“黄牛党”等，可谓应有尽有。政府在改革期间公开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把“效率”即“利润”置于社会公平之上。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政府似乎更愿意强调后者，至少表面上不能不考虑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普遍要求。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是中国政府公开认定的。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但强调中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而且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可。到2008年2月末，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得到７７个国家的承认。[7]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的工会力量薄弱，劳动立法滞后、不完善以及实施无力，难以对资本形成必要的制约，因此，当今中国工人的工资远不如资本家的利润那样有保障。资本家可以不劳而获，而劳动者却常常劳而不获，以至劳工在不得已情况下，甚至采用自杀或自杀相威胁讨要应得的工钱。这种破坏“等价交换原则”的公然掠夺现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再流行，但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则比较普遍。中国当前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权钱交易盛行。在所谓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无处不在的潜规则似乎远比所谓“公平交易”更能克敌制胜。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资本的背后往往是政府或官员的影子，无论怎么看都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官僚化的市场经济或权贵市场经济。在一些人看来，存在这些现象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成熟，不完善，处于初级阶段，而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事实上，完善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教科书和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市场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济体制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多更自由、更放任，同时也更无序、更脆弱。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经济中的垄断程度较低，而政府管理和调控能力更弱，例如政府或者更少干预，或者干预效率更低。中国建国后建立起一个强政府，尽管直到目前其行政能力依然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能力在市场转型中日趋削弱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越来越带有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二）政治体制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以共产党执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是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中国内部也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要求实行西式民主或曰“民主化”，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尽管如此，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似乎并不能说明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首先，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以政治体制的多样化为特征。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大选的所谓民主制，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君主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大选民主等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按照西方的标准，所谓真正的民主国家大致只有它们自己，其他国家最多只能算“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否则便是“混合体制”或甚至“集权国家”。因此，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排名机构把中国归入非民主国家，顶多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与他们的所谓民主制有所不同。[8]其次，中国目前虽然维持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但其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不再主张“共产”即公有制，而是以发展经济为己任，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政府也不再直接组织生产，而是转变职能，服务于市场，在竞争中充当“裁判员”，调和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再次，在国际舞台上，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改变现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打算和不愿意按照西方设定的游戏规则行动，而是努力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力图冲破这种国际秩序设置的障碍。改革后的中国政府则逐步接受了现存的世界秩序，热衷于与世界“接轨”，遵循现有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最近一些年，中国开始提出愿意做“负责任的大国”，言外之意是中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负责任”，即不会做破坏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事情。中国从一个反对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斗士，变成了它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认可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总之，无论在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上，还是在政府的主张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但即使如此，国内外一些势力仍然对中国政治体制表示特别“关注”，念念不忘施压促变，要求中国转向所谓民主制。事实上，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共产党这个字眼过于敏感。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反对的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而不是一般的所谓一党专政。因此，尽管改革后的中国把西方大国当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也早已放弃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立场，但由于中国名义上仍然由共产党执政，这些势力仍然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