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一、“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前奏1.作为学科重建组成部分的“重评”与文学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的提出二、“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发生1.”重写文学史”的正式提出2.”重写文学史”名称的由来3.学术角度4.空间（即地理文化）角度三、“重写文学史”运动争论的焦点及局限1.争论焦点2.局限四、“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收获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奏作为学科重建组成部分的“重评”与文学史写作一、从历史实际出发的“重评”在“鲁迅”优先的前提下的两方面的拓展：1.史料的拓展；2.作家的重评；二、文学史书写史料的拓展在一九八零年发表的一千多篇有关现代文学的文章中，有七百来篇属于史料性质的文章。其中，象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七十多篇文章中，史料性的文章近六十篇。关于萧红的三十来篇和关于田汉的二十多篇，也几乎都是这方面的文章。文学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广泛展开，成为一九八零年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张建勇、辛宇：《一九八零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3期作家的重评举例：一、1983年发现的殷夫的《孩儿塔》原稿中未刊的三十首爱情诗，由此“在人们心目中，殷夫不在是一位‘红色鼓动诗’的革命歌手，同时还是经历了青春的欢乐忧郁、咏叹着爱情的美好和磨难的抒情诗人。”——朱金顺《殷夫孩儿塔中的爱情诗》、胡从经《孩儿塔未刊诗稿以其他》二、80年代初对徐志摩的思想、创作的全面考察的文章开始出现。文学史的书写黄修己曾在其《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一书中便向我们描述了当时文学史写作的状况，“社会生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同样得到恢复，然而人们的思想还是诸多困惑……但课总得上，于是急急忙忙地就当时认为可以讲的先编出来拿去应急。到了1978年，出现了若干高校联合编教材的热潮，当时的确还没有哪家有魄力自己来编一本，确也需要团结起来，联合若干力量一起来写……当时文学史书写的两大主要方式：1.修顶：以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代表，也包括对五六十年代代表性文学史的修订（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2.新编：以九院校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代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文学史专著，不仅是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且更是被后人视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而其所提出的“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家排名亦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从未被动摇过。夏志清在避开了大陆文学史的主流话语，从文学性的角度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品进行评价。也因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的“出土”而带来了对经典作家秩序的挑战及作家热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的提出时间：1985年暮春地点：北京西郊万寿寺主要人物：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王小明、陈思和主要文章：钱，陈，黄《论“20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发生“重写文学史”的正式提出：1988年7月《上海文论》第4期上陈思和、王小明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这一专栏下发表了一批具有强烈的“重写”色彩的论文。“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构成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高潮。“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发生“重写文学史”名称的由来：毛时安口述——“开始这个栏目不叫‘重写文学史’，是叫‘重估文学’、‘重估文学史’，受到尼采的价值重估影响嘛。后来觉得‘重估’不太好，因为‘重估’总觉得太拗口了，不够大众化、不够明确，后来又想到‘重读经典’、‘重读名著’等，但是又觉得不够激情……最后想，一定要有种翻个儿的感觉，所以‘重’字是必需的，‘重’等于要倒个儿，重什么呢？从我们开始重新写，这个比较明确了，好，就定下‘重写文学史’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发生政治角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学术界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氛围，思想开始活跃。因此，此时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文学思潮、流派，较之前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公正对待以及重新评价。用陈思和的话来说，那就是“重写文学史”的提，是对现代文学史“作一次审美意义上的‘拨乱反正’”。总而言之，政治的宽松为“重写文学史”运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土壤，使其得以生根发芽。地理文化角度：上海？1.上海地理位置所具有的开放性为其文化的开放性提供了经济基础。2.上海出版业的发展为其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传播平台。3.上海文学论争的自由论辩传统为其文化的个性化提供了种种范例。“重写文学史”运动争论的焦点及意义一、争论焦点及问题1.”重写”之争。如唐弢认为，“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不应当也不必要定于一尊”，且“文学史之类是需要定期修订的,尤其是形势正在发展的现代文学史”。反对者亦有之，如艾斐认为，“因为过去的文学史不是全部或大部基本事实或基本论述错误，文学史就没有重写的必要，而只是在原有基础上修改、补充、提高的问题。”2.”标准”之争。“重写文学史”倡导者针对以往文学史的政治评价标准提出“审美”的标准。反对者则认为评价文学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审美标准只是其一，就像政治标准也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而已；政治标准并不等同功利主义。简单地将政治标准置于功利主义之下，不仅对政治标准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带有情绪的偏见，且对审美标准来说也是一种否定，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很难说审美标准就不存在功利主义。倘若即使用审美标准来评价文学，这对于文学批评与研究而言又与文学欣赏有何差别。3.”历史性”与“当代性”之争。在提倡者看来，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上对历史现象做出重新评价，似乎应更为客观与全面。对此，同样有学者提出质疑，并认为专栏上的“重评”文章，不仅“缺乏文学史研究所应有的历史主义观点和态度”，且“那种用当前一些颇为流行的思想意识……来重估解放区文学，拿教科书上一般的文学知识来框限和裁定生动具体的现象，是一种从概念出发的教条主义作法。局限局限：1.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比例失调。2.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轻视与忽略。3.文学史之后如何编写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与方法并未做到深入的探讨与分析。虽然标榜的是文学史的重写，但从专栏开始到结束，其主要还是以作品为中心进行的探讨，而争论的焦点也是具体的问题，反对总体“史”的观念并未给予过多的重视。“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收获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被认为是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所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直接成果，因为无论是文学史时间的划分还是文中具体内容的论述，其几乎都是按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构想而编著的，再加上，钱理群作为第一作者身份的参与，更是证明了此点。与以往文学史叙述的区别：拓宽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内涵的认识。修订本既增加了沈从文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强调了通俗小说的重要性，且与之前文学史以大陆为中心的文学叙述相比，其亦增添了“台湾文学”，这不能不说是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外延，使其更趋向完整性。从叙述角度及态度来说，则更加趋于客观，语气也更加冷静与严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两者都比较重视文学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2.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这两部分的论述中，其亦均给予了特别关注与理性、深刻的分析。3.鉴于长期以来政治对文学的束缚与绑架，两部著作在编写时尽量力求回到文学，回到文本，并以审美的角度来考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