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1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年6月11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年晚清新式学堂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第一节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洋务学堂的开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陆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①。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0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学生先定10名，最多不超过24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①。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②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页。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页。所取除10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214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下，同治五年（1866设科学馆，讲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年1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①。然而，科学馆的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来鼓励士大夫学习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年），英国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①。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页。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3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年1月6日），两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②。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①。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年5月26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73年3月14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余名②。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③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据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洋务派共创办军事学堂16所，在学堂的数量和学堂授课的课程上，都大大超过了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①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22—124页。①《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页。②《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页。①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435页。②《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467页。③《万国公报》第361卷。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④。此外，还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①。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们是中国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4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186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是中国近代首次正式派遣留学生。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详细地说明了第一批留学生派遣的理由：其一，办洋务急需。曾、李等在奏折中驳斥那种认为“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派学生留学的错误思想，指出“百闻不如一见”，洋务学堂的学生之所以对西方近代技术的“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可弥补洋务学堂育才之不足，是为“当务之急”。其二，条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可到美国游学。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国公使路经天津时又与李鸿章详细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留学生容闳在苏州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时，就劝其派学生留美，在丁、曾、李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