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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张琴生平简介主要著作理论思想影响马建忠(1845年2月9日-1900年8月14日),别名干,学名马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中国清末洋务派重要官员、维新思想家、外交家、语言学家。其所著《文通》是第一部中国人编写的全面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亦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父亲马岳熊,在家乡行医经商。有四兄一姐,二哥马建勋,入李鸿章幕府,司淮军粮台。四哥即著名爱国人士,震旦、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马建忠从小学晓中国传统经史,五岁就谂考科举。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南京,马家遂搬去上海躲避战乱。马建忠与四哥就读中西学并重的天主教耶稣会徐汇公学(CollegeofSt.Ignace),学习法文和拉丁文等课程,同时准备科举,后与其四哥同为该校首届毕业生[1]。受1854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他“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2],进入耶稣会初学院做修士,继续学习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希腊文等。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成了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3]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1870年(同治九年),经二哥马建勋引荐,他也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随办洋务。因为熟悉西洋文化和语言,他受到李鸿章的赏识。1876年(光绪二年),他以郎中资格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国际法,同时兼任中国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7年(光绪三年),他通过了巴黎考试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试,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高中会考毕业证书(fr:Baccalauréat)的中国人。1878年(光绪四年)至1880年,他进入巴黎自由政治学堂(fr:Écolelibredessciencespolitiques,巴黎政治大学前身)全日制学习公法(fr:droitpublic)。《富民说》*《马氏文通》《适可斋纪言纪行》《勘旅顺记》890年(光绪十六年),马建忠开始撰写《富民说》,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间工商业等措施以富民强国,并将《富民说》上呈李鸿章。《马氏文通》(原名《文通》,1898年出版,马建忠著)是中国关于汉语语法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这本著作开建了中国的语法学。《马氏文通》是马建忠参照拉丁语法体系,同时参照中国关于虚字的一些说法,经过长期的整理、搜集创建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全书分10卷。卷一讲正名,介绍主要的术语,相当于本书的语法大纲。卷二至卷九依次论述各类实词和虚词。卷十论句读,是句法的总论。汉语语法的问题在书中基本上都谈到了。《适可斋纪言纪行》,认为“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提出对外通商是“求富之源”,认为要发展对外贸易,就必须发展新式工业和农业,争回关税自主权。还主张由“商人纠股设立公司”来兴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一、将翻译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马建忠谙熟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科学与文化。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提倡变法自强。欲知己知彼就必须全力发展翻译事业。他将翻译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于1894年向清廷呈上《拟设翻译书院议》。在其中他指出当时翻译之状况并就翻译书院的规模、生源、学制、师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教学管理、应译之书,以及图书设备、印刷出版、建院地点和经费来源等九大方面一一缕陈,精辟、具体、全面,构成翻译书院建设的整个科学体系。他所设之翻译书院并非一般外语学校而是外语和科学知识兼学的新式学校。他认为:第一,“翻译书院之设专以造就译才为主”,马氏所说的造就“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的译才,绝非一般外交外贸等洋务“通事”“舍人”之才,而是造就担当翻译西学书籍,传播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肩负改造社会重任的“国家栋梁之才”。这就是马氏为何把翻译事业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把翻译事业摆在如此重要的地位的宏观翻译思想。这一翻译思想在我国近代翻译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第二,译书乃“知己知彼”之举,马建忠将应译之事拟分为三类:一是各国的时政,二是居官者考订之书,三是外洋学馆应读之书。作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的马建忠,其译书主张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要“知己知彼”,他要把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科学著作,把反映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建立和巩固,并奉为准绳的科学思想,一言以弊之,把西学的“精髓”译介到中国来,维新自强,启迪民智,共赴救亡图存大业。二、“善译”说1894年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了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侮,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和创设翻译书院、展开翻译活动、培养翻译人才的紧迫性。在该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善译”翻译观:“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条件,强调译者平日对本国语言文字和对象国语言文字必须有很高的修养,对语法学、词源学、文体学、修辞学等学科有很深的研究,这是对译者的素养提出的最要求,应当说,这是译者毕生追求的目标。)。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过程,这实质上提出了译文应与原文“形似,意似,神似”的理论问题,“意旨”“神情”“语气”“心悟神解”这十个字可以说是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的全部),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实质,这实质上又提出了译文应与原文所谓“等值”的翻译理论,“无毫发出入”应该是译者的最高追求),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要求,这实质上提出了译文应与原文达到所谓“等效”翻译的效果。因为“等效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信息的“接受者”,即要求译文在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应与原作相同。这就是翻译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则为善译也已。”“善译”者,理想的翻译,理想的译者,理想的境界是也!这段话的义蕴相当丰富全面,涉及语义学、语用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了文化研究的领域。他看来:翻译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翻译呢?平时在翻译训练中就应该培养自己对两种语言的浓厚兴趣,用心思考,一定要先将所要翻译的语言和用来翻译的语言进行仔细的研究和比较,以考察两种语言文字产生的渊源,领悟两种语言相同或相异的缘由。对两种语言相当的意义应加以反复推敲,务必探究其语调的高低,分析其字句的繁简,弄清其文体的变异,了解其内涵细微差异的由来。这样,拿到一本书,必须反复阅读,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并且揣摩出它的风格,体会到它的语气,才能消化吸收,写起来得心应手,使译文和原文一模一样,没有分厘丝毫的差别,读者能从中得到与看原文相同的收获,这样的翻译可称得上好翻译。马氏非常注重原语言和文本,强调细致的文本分析,而且推崇翻译中的直译。作为当时主要的语文学家,马建忠将自己的翻译理论建立在比较语言学之上。他的“善译”理论与当代的翻译等值理论如出一辙。可以认为他是采用以语言对比研究为取向、以翻译对等为中心、注意翻译过程的翻译方法的中国翻译理论家先驱。马建忠不愧为杰出的语言大师。他本人正是一位深谙数国“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的典范,他能洞察翻译的本质,能掌握翻译的内在的客观规律,故而能提出“善译”这一科学译论,成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座里程碑。瞿秋白,又名瞿双,出生于江苏常州,祖籍宜兴。瞿家先祖世居宜兴丁山,宋代南迁至吴越间,定居于丁山(今无锡常熟)。瞿秋白的曾祖父瞿锡保(申之),是道光丁酉顺天乡试举人,叔祖父瞿赓甫(廷韶、舜石),同治庚午举人,在湖北为官三十余年。[1]瞿秋白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职务(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一共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位妻子王剑虹,湖南人,是上海大学的学生,1924年1月与瞿秋白结婚。同年7月因肺病去世。第二任妻子杨之华,浙江萧山人,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在与前夫沈剑龙(沈玄庐之子)离婚后;1924年11月7日,杨之华与瞿秋白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也亲临祝贺。1935年瞿秋白去世后,杨之华被安排去了苏联。1936年,杨之华在莫斯科被王明隔离审查,直到1938年才被平反,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边工作边学习。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杨之华母女回国,又在新疆迪化被盛世才拘捕关押了四年。1949年以后,杨之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和全国总工会的党组成员及女工部部长,文革中杨之华受到批斗,被长期关押,197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并于1923年6月15日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3]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其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多余的话》中有着真诚的表达。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也写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作了中肯的评价。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此外瞿秋白还留有《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等著作。瞿秋白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不仅翻译了大量进步文学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其翻译理论和主张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翻译理论思想主要有:*主张在翻译时同时做到“信”与“顺”。“信”即翻译中的忠实原则,在其翻译实践中,瞿秋白严格奉行严复三字标准。他认为翻译首先应遵循“忠实”原则,即“信”在三字标准中的核心作用。他曾说:“翻译外国革命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因此,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顺”即通顺、自然,。为了对读者负责,译文所用语言必须“通顺”,自然,不得生硬。瞿秋白坚决反对赵景深的“宁错而务顺,母拗而仅信”,也不同意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他认为鲁迅的“宁可正确而不通顺”,跟赵景深的“宁可通顺而不正确”是犯了同样的谬误。瞿秋白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不仅翻译了大量进步文学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其翻译理论和主张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翻译理论思想主要有:一、主张在翻译时同时做到“信”与“顺”。“信”即翻译中的忠实原则,在其翻译实践中,瞿秋白严格奉行严复三字标准。他认为翻译首先应遵循“忠实”原则,即“信”在三字标准中的核心作用。他曾说:“翻译外国革命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因此,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顺”即通顺、自然,。为了对读者负责,译文所用语言必须“通顺”,自然,不得生硬。瞿秋白坚决反对赵景深的“宁错而务顺,母拗而仅信”,也不同意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他认为鲁迅的“宁可正确而不通顺”,跟赵景深的“宁可通顺而不正确”是犯了同样的谬误。二、瞿秋白心装读者,注重效果,因此主张用白话来翻译。白话即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通俗易懂的口语,瞿秋白有深厚的古文根基。古文文字工夫好,修养高,但在翻译上却力主“言文一致”,采用白话文翻译。这是因为文言文只有少数人能懂,只适合严复的“读者对象”。而要达到他的翻译目的,非得用白话文不可。瞿秋白称古文为“周朝话”,因为一般平民百姓听来犹如远古语言。当时,整个国民文化水平不高。若
本文标题:马建忠 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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