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明之间的变革

论元明之间的变革李新峰2010-12-1403:22:28阅读1089次刊《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蒙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发布。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文章搜索研究论文累计热点文章雍正帝杀子辨疑(杨珍)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祝总斌)元朝诏敕制度研究(张帆)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政治主题疏释(景蜀慧)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王青)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的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马一虹)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祝总斌)陌刀与大唐帝国的军事(李锦绣)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陈爽)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胡宝国)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孟彦弘)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郭润涛)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提要：宋元变革论、明中期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等关于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的认识，均认为元明两朝之间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变革。本文从政治变革及其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塑造两个角度，探讨元明之间在国家地缘格局、制度来源与演变趋势、经济政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现象。本文的结论是：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这项认识，或可丰富对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关键词：历史分期王朝变更元明变革明前期Abstract:ThehistoricrelationshipbetweentheYuanandtheMingDynastiesissystematicallydiscussedbyanalyzingthepoliticaltransformationanditsdominantaffectioninsocial,economicandculturalfields.Onthecontrarytogeneralpointsofview,itisthetransformationinsteadofthesuccessionthattookplaceinYuan-Mingperiods,whichismorecomprehensiveandprofoundthananyotherinter-dynastytransformationssincetheNorthernSongDynasty.Keywords:Historicalperiods,Dynasticcycle,Yuan-Mingtransformation,EarlyMing.一、历史分期视野中的元明关系（一）历史分期与王朝变更自“唐宋变革论”提出以来，对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表达这一整体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历史分期。中国历史在民族、地域、语言、观念诸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长期连续性，政权则更替频繁并对各领域有相对明显的影响，所以王朝更替似乎是天然的历史分期标志。但是，现代史学视野的拓展，使得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超越王朝视角的各种分期学说。以“冲击——反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侵略”等认识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变革说”，认为中国历史演变缓慢乃至停滞，直到19世纪西方势力打破旧局面，[1]把“中国古代”视为“古代中国”，消解了王朝更替乃至历史分期的意义。以“唐宋变革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为代表的“社会形态变革说”，认为中国遵循人类普遍的历史变迁模式，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或一直发生深刻的历史变革，对历史分期有所重视，但同样淡化王朝更替的意义。这些认识模式与16世纪后欧洲文明主导全球历史的事实相呼应，却没有足够的理由阐释此前的中国历史。即使是“唐宋变革论”那样从自身文化发展脉络方面强调中国历史独特性、认为中国比欧洲更早进入近世的解释，也不免使人有削足适履之感。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中国中心论”为号召的“内部视角”，对上述学说进行了革新与深化，对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的新认识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可称“明中期变革说”，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转变。郝若贝把唐宋变革改造为两宋转型，根据南宋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相对固定模式，以两宋之际为变革界线，而以1550年即明中期为终点，[2]即认为明中期是又一轮大规模变革的起点。魏斐德认为，中国社会从明代中期以来发生了深刻变革，尽管一度被世界性经济危机、气候变迁和满洲入侵打断，此后仍得到一定程度的重建与延续。[3]与此异同兼备的是，张显清、毛佩琦等把资本主义萌芽论改造为社会转型论，把考察重点聚焦到晚明，认为明代中期开始了全面近代化变革趋势，但又认为满清入侵中断了近代化，针对“清承明制”的说法提出了明清断裂说。[4]陈支平折衷两家之长，确认晚明近代化趋势的夭折和清朝经济结构的局限性，又指出晚明多元经济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5]另外，李治安提出了“元及明前期”的概念，在其“南北制度分合”体系中，北制的优势在元朝达到顶峰，直到明中期出现南制复苏与南北整合，[6]明中期遂成为前后分期的标志。综合可知，“明中期变革说”均以并未发生王朝更替的明代中期为历史界线，又以此为基准分别强调两宋、宋元、明清等王朝更替事件的历史变革意义。第二类可称“宋元变革说”，认为与宋代的巨大进展相比，宋以后的中国演变缓慢乃至陷于停滞。伊懋可认为，蒙元入侵破坏了中国社会在宋代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导致了当时和其后的长时期停滞，虽然明代后期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发展恢复继承了唐宋的成果，但清代经济落入了“高水平发展陷阱”，宋元之际的变革笼罩了整个明清时代。[7]基于北方征服民族造成严重破坏的不争事实，萧启庆指出，金元的介入的确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为全国社会，尤其是北方带回了几许中古风貌，中国近世社会的进展因而受到甚大的延宕。”[8]这强化了对宋元界线的认识。黄宗智从蒙元入侵导致的明清停滞出发，指出明清以来高度商业化与糊口农业并存、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停滞并存，清代经济有增长无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或导致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变革，[9]强化了对明清停滞的一体化认识。这类学说强调金元北方征服王朝的长远影响，相对忽略甚至否认明中期变革，也不甚关注那些同为王朝更替的元、明与明、清之间的变革可能性。第三类可称“宋元明过渡说”，认为应首先从连续而非变革分期的角度去认识宋代以来的历史。与加州学派对前近代中国经济的高度评价和“清代封建经济高峰”论相映照，史乐兼论突厥世系(卢向前)民、万志英完善了“盛清”在政治等方面的涵义，提出在两宋之间的第一次变革期和明代中期开始的第二次变革期之间，存在着一个从宋到清的连续发展过程，而非“宋元变革说”认为的转折和由此引发的停滞。[10]这种观点虽然形式上承认变革、过渡、变革的三阶段说，但蒙元征服与明中期不再是表示突变的分界线，而是仅仅稍具转变色彩的变革期与过渡期的接合点。与此相呼应，李伯重从经济史角度，根据江南发展连续性和对农业生产率等指标的分析，认为宋到清中国经济具有一贯发展的趋势，宋代以后的波谷、明清时期的停滞并不存在，[11]赵世瑜从社会史角度，以基层体制和族群关系的连续性为范例，认为宋元和明清可以整合进统一的研究框架，而宋元以来的趋势对明中期之后的影响不容忽视。[12]这类学说认为，变革现象应置于连续的长时段经济社会史视野，去认识接续而非断裂作用。上述学说分别对两宋、宋元、明清之间的变革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发，唯独对元明之间，有的论证其连续性，有的提到变革但置于较次要的位置，更多的默认连续性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元明的连续与两宋、宋元、明清的变革形成了颇为突兀的对照。然而“明中期”这个唯一非王朝变更的综合变革标志，就发生在元明更替之后，这不能不令人对元明的连续性产生质疑：有无可能是“明中期”这个变革标志掩盖了元明之间的变革呢？在综合层面，元明之间到底是一种渐变的、继承性的关系，还是一种尚未明辨的、突变的、革命性的关系？元明之际处于宋元明清的中间位置，元明继承抑或断裂，对回答蒙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汉族王朝对社会的恢复改造程度、宋元与明清之间的历史走向区别、深层变革的迟滞到来等重大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参照基础，尚需更加深入的探讨。（二）关于元明关系的学术史上述诸学说涵盖了论及元明连续的主要观点，其中宫崎市定的“帝国连续”与李治安的“综合连续”是直接讨论元明连续的代表；[13]JohnDardess、李伯重、赵世瑜、葛兆光则分别论述了元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对此问题有间接但明确的理论与史实阐发。内藤湖南把近世分为宋元和明清两个各具特色的阶段，但并未像在古代和中世、中世与近世之间那样划出过渡期，[14]即不认为宋元与明清之间存在鸿沟。宫崎市定认为，宋代以后的士大夫阶级制度并未因王朝交替而改变，明初新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的对立只是暂时现象，而重武轻文、分封、重吏正是对元朝风气的继承，元明更替的政权交替色彩重于社会革命；即使明太祖一反元朝世界性帝国的规模，建立以民族主义为本、拒四夷于国境之外的保守国家，但不久明太宗迁都北京，四出征讨招揽，重建了控制四夷的大帝国，终明一代继承了元朝格局，元明之间以回归的方式实现了继承而非革命关系。[15]明朝继承元朝的东亚大帝国性质，无疑是宫崎强调元明连续的首要证据。Dardess从国家的制度理念层面出发，认为元朝终结了此前东亚存在数世纪之久的多国体系，明朝则延续了这份大一统局面；元朝的权相、宽纵现象为明朝提供了反面教材，使明朝采用强化君主专制、改行中央集权和以文制武等儒家政治理念，来解决与元朝相同的问题；另外，元朝依靠考试制度将道学转化为国家正统思想，延续到明清。[16]这样，在最有可能体现元明断裂的国家制度层面，也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继承关系。李伯重认为，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变化与此前此后方向一致、性质相同，这是一个中间阶段而非转折时期，其间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周期性而非总体的停滞、倒退。具体到元明之间，李氏估计江南在王朝更替之际的人口损失幅度比以往的估计更小，把明初的震荡视为大经济上升周期内部的一个短暂下降期，而在耕地、技术、经营方面，元明之间的变化与长期变迁潮流相符。由于农业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由于江南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江南农业的上述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的整体演变特点。[17]由此，元明之间被视为宋元明过渡期之内的一个基本连续的环节。赵世瑜认为，为强化本朝统治的合法性，明人鼓吹元明之间的断裂性，清人则宣传明清之间的继承性，促使形成了区分元明、明清一体的史学观念，这需要从文化史、社会史的视角加以辨析和超越。具体到社会变迁，赵氏提出从明中叶向宋元进行回溯性的思考，族群关系和制度连续性遂进入了观察视野。从两宋之际开始，中国北方与南方遵循各自的连续发展脉络，不但南方有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连续性，北方也有以北方民族的作用为核心的，由宋辽对峙、女真入主、蒙元统一到由明继承遗产、清发扬光大的连续性。进入中原的北方族群、北方本地的地方精英和相应的地方体制，通过与王朝的相互适应和利用关系，在不同的朝代之间保持了相对的连续性。前者可以体现在大一统王朝长期定都北京的现象上，后者如元代的驻防回回军演变为明代的归附卫所军，奠定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基础。[18]由此，无论宋元还是元明、明清之间，并不存在孰变孰连的对比，而是连续的社会史中的一个环节。葛兆光梳理了宋代新思想新文化被世俗化、制度化和常识化的连续过程，认为外来的元朝无力干预甚至间接推动了新思想在基层、地方的普及，在此基础上，明初的皇权与士绅依靠政权合法性，在礼与法两方面强力推进了新思想的实施，使得从洪武到宣德的中国社会遵奉了从行为到观念、从生活到政治的严整秩序。[19]葛氏强调妥协性思想从南宋经由元朝一直到明前期的衍生过程，勾勒出社会主流文化观念的连续演进道路，从元到明的进展被视为多种外力推动正常演进趋势的连续过程。李治安对元明之间的继承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认为在蒙汉二元体制下，元代中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