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灾祸的十大征兆

灾祸的十大征兆文/《中国企业家》记者李岷倒了一个。又倒了一个。仰融、杨斌、李海仓、周正毅、李经纬、孙大午、刘波……2002、2003年，商业流星一时之间难以尽数。有的突然枪杀身亡；有的被拘押、入狱，此后数年间将在商业上无所作为；有的则逃奔至海外，国内昔日看似蒸蒸日上的企业王国盛况不再。这些恶性突发事件，对他本人、对他所领导的企业的股东、员工、客户、社会公众，不啻一场飞来的“灾祸”。据说有一条“海恩法则”，大意是指，在每一次安全灾难发生之前，必然有数十次轻微事故和若干起未遂先兆，如果能及早洞察和读懂这些征兆，就有可能避免最终的恶果。你或许也听说过，在大地震降临之前，井水会喷出地面、天空闪过蓝光、动物会发出哀鸣，科学家证实，这些都是在地震、山崩等自然灾难之前，大自然以它的语言传递出的某些信号。当科学家以灵敏度足够强的麦克风记录下即将断裂的材料的声响时，他听到了以前没有被注意到的尖细的颤音和低沉的轰隆声，它们越来越高、间隔越来越小，直至材料突然断裂。在本期“灾祸的征兆”的封面报道中，我们正是要去辨析企业家遭遇“灾祸”之前在他本人身上及周围环境中所发出的那些“尖细的颤音和低沉的轰隆声”。这些声音潜伏在企业家的商业行为中，潜伏在他的外部关系里，潜伏在他的言谈举止间……凭借着回放和解构的手段，人们才看到，之前许多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实际上都指向着同一个方向。如果你是一名投资者，搜集到这些声音即使不能让你明确知道在这家公司里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也能让你对它明天的走势作最坏的心理预期，即使你不能举手发言，你也可以用脚投票；如果你是一名企业家，仔细倾听这些来自你周围和你身体内部“尖细的颤音和低沉的轰隆声”，是否可以更清醒地知道该如何自处？关于“灾祸”，人们一定有不同的看法和定义。确实，商界每天都有企业在滑向失败的边缘，每天都有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的程序，但是我们不把这种渐进式的“不景气”和“衰落”称为“灾祸”，事实上，“企业家灾祸”只是“企业家失败”中的一种，在所有的“企业家失败”中，大部分失败是企业长期经营不善、业绩持续疲弱，这些企业最终出局的结果多多少少在人们的预料之中，而小部份“失败”、即我们所说的“灾祸”却带着极强的突发性和戏剧性，道路似乎还在绵延不断往前铺展开的时候，火车头却突然拐弯、甚至跌出轨道。在这里，我们将“企业家灾祸”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人身受到莫名的伤害和威胁，另一类是企业家突然被拖入司法程序中，企业暴露出巨大的黑洞和发展隐患，此时，企业家不是被立案审查、被捕，就是失踪、去国，或者自杀。不管是哪一类，“企业家灾祸”从酝酿到爆发的过程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先是逐渐地，然后是突然地。征兆一：MBO强行军MBO是国内企业家欲解决心头产权之痒时首先想到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是这根“救命稻草”有时竟然会反弹过来，成为打向企业家的一支闷棍。那些业绩良好、经营层和大股东长期和平共处、互相能理解能妥协、企业领导人在企业灵魂作用无人可替的企业，总是更容易修成MBO正果、或者在产权中分得一杯羹。反之，条件不成熟、形势复杂之下，企业家却还想凭着一己之逻辑强做、暗做MBO，往往会触探红线、一脚踏空。从2001年底仰融首度对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几家媒体开口讲他的创业历程开始，华晨亟待正本清源就一直是仰融对外宣扬的一个重点。他曾经不无自嘲地对本刊记者说：“我们这个结构，还不如一个新企业，还不如一个李书福同志。”他的行动比他的语言还要急迫。那时据他说，他已向华晨内部提出了3000人自由入股的倡议书，新成立的公司将做“新的汽车”。在和宝马谈合资事宜时，仰融毫无顾忌地说了类似的话，华晨和宝马都是在化私人的钱。然而在和政府的谈判中，双方对股权比例和价格的想法差异甚远，MBO谈崩。2002年6月，华晨汽车宣布解除仰融的主席职务。据说，解职决定的导火索之一是此前一周，仰融在香港与基金经理的恳谈会上，再度称华晨股权并非国家所有，管理层将收购华晨股权。健力宝的李经纬也曾经很想做MBO，他想法如此强烈，以至于据李身边的高层说：“他有了‘破釜沉舟’的想法，宁可短期内放弃市场，也要把健力宝争回来。”但是李经纬一心把健力宝“私有化”的结果是健力宝业绩直线下滑、地方政府大股东对李经纬强烈不满、哪怕贱卖给外人也不让李插手。正是在苦心钻营MBO的过程中，李经纬涉嫌贪污犯罪。如果追溯得更早一些，20世纪90年代末张国庆在君安证券以其过人的财技孤心经营，结果刚把君安职工持股会通过各种手段安排成大股东，自己就东窗事发、锒铛入狱。在国外，公司管理层可以结合外部金融势力，向大股东积极进攻完成收购，但是在中国，如此这般的MBO只会成为急于明确产权的企业家的滑铁卢。征兆二：高层突然大幅减持所持股份、副手弃守如果哪家企业正身陷不利传言中，而它的当家人或者其他高层却硬要不合时宜地大幅减持个人所持股份，那么多半意味着这个企业的危机一触即发、当事人无心亦无力遮掩什么。杨斌曾在2002年7月在香港向记者保证不会减持欧亚农业股份，但仅一个月后，便出尔反尔，抛售手中所持18.06%股欧亚股份给另外两名独立投资者，套现4.05亿。据说这两名投资者进来之后也是在一直抛售欧亚农业，股价遂连日下跌。又过了一个多月后，杨斌再在连续两天内减持4.93%股股份，套现3746万元。一个礼拜后，杨斌在沈阳被捕。2002年春夏之交，关于仰融的传言已经满天飞了，就在这时候，华晨旗下的申华控股，仅次于仰融的第二大个人股东瞿建国，在三个月时间里将股票持有比例从0.687%减至0.22%。仰融本人也有过一次抛售，在华晨宣布他被解职之后，他迅速售出手中持有的华晨汽车的几乎全部股份，共7901余万股，套现近9000万港元，表示他和华晨彻底的分手。但是杨斌和仰融的减持都不及香港上市民企、正中药业的副主席石岳明的减持那么大手笔。自2001年始，他在短短两年内，将个人所持正中药业70%以上股份悉数转让出去。这无异一场慢性自杀。石岳明的妻子、正中药业主席、2001年福布斯富豪第69名的侯丽萍由于控股权旁落，只能在2003年夏天交出董事会主席之位，且不知所踪。除了高层尽数放弃股权，高层管理团队中有人突然挂印而去也是个不祥之兆。杨斌和周正毅出事前两个月内，其高层管理者中都相继有人未以任何明确理由匆匆离职。征兆三：银行发难托普集团2002年所遭受到的遭难，最具杀伤力的由头还不是招5000名软件工程师，而是据说媒体所见的一份来自某银行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称，托普软件目前面临重大转折，随时有可能因项目失败而面临巨大风险，该报告认为，应尽量避免与其发生贷款业务，已发生的贷款业务也要足额抵押。此外，建行四川省分行也对其下的上市公司提出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企业在股市上很容易受到抛弃，而银企关系不一样，出于成本和利益计，银行一般不会是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小孩，银行总是希望企业还能够运转下去，能将贷出去的钱收回去，如果银行对企业全面看淡，银企关系出现破裂，必表明企业有很难逾越和解决的问题。现逃匿在外的前诚成文化董事长刘波，人间蒸发的直接原因就是各路银行已开始前来逼债，诚成文化四家楚歌。而周正毅案件事发的背景之一，正是2003年春夏之交的央行房贷新政。中银香港率先向周正毅在香港的公司新农凯追讨7亿欠款，紧接着，上海数家与周正毅下属企业有贷款往来的银行全体重新评估周氏企业，据说上海所有银行甚至因此全面收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银行给企业下通牒令，意味着资金链紧绷的企业快不能把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征兆四：投资收购和多元化步伐不停，豪言壮语、故弄玄虚在杨斌出事前两月，欧亚农业在香港吹响扩张的号角，其发言人称，欧亚农业次年(2003年)的生产能力将增大2.5倍，土地面积增至67公顷，因此准备向银行筹备1.5至2亿元的贸易性融资。如果哪家企业猛然开始发力进行一连串的投资收购、在不相关的产业里搞多元化，这极有可能意味着它已接近最后的疯狂。这叫“不得不为之”的扩张。在资金捉襟见肘、投资者和债权人将步步逼近真相的情况下，企业往往进行下赌注式的出击，它需要靠扩张来增加新的融资概念，它需要靠扩张来保持投资者和银行对它的信心，它饥不择食，它投资的项目越多、规模增长得越快、挟持的投资金额越高，外界就会认为它越有钱，便越有可能将更多的钱投给它。周正毅是一个善于给别人制造幻觉的高手。他在上海、香港两地交错而行的商业棋局败露之后，人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生意：他先靠不正当手段在上海获得大量好项目，然后用项目抵押贷款、用贷款收购上市公司、再由上市公司购买这些项目的资产。这是一个资金链条不断扩大、不断“绑架”投资者和银行的过程。2002年，他一举收购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随即向上海地产发起了冲击。周正毅多次向外界放出他如何有实力、在上海大举投资的烟雾弹，他言语之间举重若轻：“上市公司会做得非常漂亮，肯定能赚钱，秘密武器，绝对有。”无法得窥周氏棋局全盘的投资者和银行，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绑上了周正毅的战车，甚至以能向周氏贷款为幸事。极会卖弄和表现自己的周，将“上海首富”概念紧抓不放，甚至还向《福布斯》记者暗示：“你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的钱只有那么少吗？”2002年6月，刚收完建联通的周邀请香港各大传媒及基金经理到上海参加两天一夜的“上海首富真人秀”，期间自称身家达150亿，并向媒体和基金经理们大力推荐他在上海的地产项目。这场热闹花哨的“真人秀”整整过去一年后，由于中银的“一口气”没有跟上，周“吹气泡式”的扩张难以为继。征兆五：关联交易频繁，名片被太多的头衔所占据关联交易毫无疑问是通往产生财务黑洞的危险路径。当企业频繁地进行关联交易时，企业里大多数人陷入盲目和麻木的乐观中，没人掌握全盘信息，每一家公司甚至都可能认为自己很有钱，而事实也许恰好相反。全盘的信息往往只系于最顶端的企业家一人，他的名下有多家名目不同的投资公司、实业公司，但是可能很难找出一家能靠自己主业独立生存、盈利的公司，即使某家企业有盈利，也有可能是靠关联交易堆出来的虚假繁荣，而这家盈利的企业只是整个企业王国圈钱解渴的工具。杨斌、周正毅、刘波，哪一个不是善玩关联交易的高手？哪一个不是在灾祸到来前夕还忙着通过外人看不懂的交易、投资控股来分解风险、获取利益？征兆六：只有好消息，没有坏消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最好的企业最重要的事是要及时把最坏的信息传播出去。可惜那些真正藏有致命性坏消息的公司一般是让外界尽可能多地听到自己的好消息，他们从来不会提醒投资者要调低下半年的预期，不会正面回应有关负面问题，只笼统斥之为“谣传、瞎说、编造”。仅在杨斌被捕前两天，欧亚农业还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一切正常，杨斌还接受多家媒体访问，粉饰太平。如果一家企业声称由于拥有某种独特的产品或者资源，而使公司的利润率相当可观，在几年时间内取得了爆发性的增长，并且，他们有把握在未来数年将高增长维持下去，你要小心了，这样的繁荣很可能是“制造”出来的。像蓝田、东方电子等事后证明是做了假帐的公司，之前都被打扮得光鲜照人。只能从它那儿听到好消息的公司是危险的。征兆七：企业家心态和风格异常，要么突然张扬、频频露面，要么惧怕闪光灯、行踪不定如果一个从前和媒体甚是疏远的企业家突然热衷于上镜、急切地对记者表示他现金如何充裕、银行里还有多少亿存款，你最好将他的评级调为“负、待观察”；如果一名曾经对媒体来者不拒，其自述的创富经历已经成为每家媒体熟知的教材的企业家，最近行踪不定、闪烁其辞，你可以断定他在不久的一天会彻底在公众面前消失。5月中旬，周正毅的上海农凯竟向上海科委捐去2000万元人民币现金，以资助抗非典科研。其时正值外界怀疑周正毅没钱玩转上海地产之时。他对记者说：“我要是没钱了，我能随便拿出2000万现金捐赠？”这可能是周正毅当“上海首富”这么多年，在内地所作的最大一次慈善行动，和他在内地一贯低调、不爱出头、也从来不热心公益的风格不太相衬。可以断定，其后必有隐情。仅半个月后，他在上海被捕。当局势变得对杨斌越来越不利，他变得不无烦躁，在媒体前不再长篇大论，凡事语焉不详，当9月份香港证监会函、当地债权人的律师函发到他那里，他很不耐烦打断香港方面的负责人：“这点小事不要来烦我！”那时的他，好比扑火飞蛾、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