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挖出来与再联结之间中国大陆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方面

在“挖出来”与“再联结”之间：中国大陆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方面杨伟民2012-09-1213:52:16来源：《学海》2012年2期【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吉登斯的有关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现代社会的本质和推动其形成的基本要素，就是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而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多数人已经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了，但是并没有适当地“再联结”起来，因此，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必需的“我们”意识。现代性的“再联结”需要社会工作者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方面。【关键词】社会关系公民社会“我们”意识时空吉登斯认为现代制度的本质和影响的基本要素，就是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这个基本特征可以用三个概念表达：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制度反思性。吉登斯将这三个概念涵盖的内容称为现代性的推动力，同时认为这是“把‘现代时代’与先前的其他任何时代区别开来的最为明显的特质”。(吉登斯A，1998，17)对正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大陆而言，目前的特征则是，“社会关系从地方的场景中‘挖出来’”，但在“再联结”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从“挖出来”到“再联结”上，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社会关系仅仅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没有在更广大的时空地带中适当地、合理地“再联结”，整个社会很容易陷入失衡、断裂、碎片化的状态。本文的基本观点就是，在这样的“挖出来”到“再联结”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以、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独特的作用。离开了地方性场景的人们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可以说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经从原先的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场景中“挖出来”了。对于从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场景中“挖出来”的人们，大家通常会首先想到大量的进城务工的劳动者及其家属。确实，这是最典型的离开了地方性场景的人们。从空间上说，他(她)们已经离开了地方性场景、进入了更广大的活动空间。在“再联结”方面，既有一些社会因素推动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推动着“再联结”，但同时也有很多因素阻碍着进入了更广大的活动范围的人们之间的“再联结”。多年来社会各界对他(她)们的称呼——“农民工”，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既从地方性场景中“挖出来”了，又没有在更广大的活动空间实现新的“再联结”的状态——原先是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进城了，从事工业活动了，但是还没有获得城市人的标志性符号。更严重的是，所谓的“二代农民工”。他(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甚至也基本上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但仍然被定义为农民。这是很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曾有过的问题。阻碍着实现新的联结的因素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环境、制度方面的因素，如人所共知的户籍制度、高不可及的房价、缺乏大范围内相互结交的社会条件、雇主有意识地阻断雇员之间建立密切关系等；二是个人的观念、意识、交往能力。由于没有建立起新的必要的社会联结，很多人都感觉孤独无助。最典型的是富士康的那些跳楼自杀的青年员工。但大多数被定义为农民工的人，其情况可能更近似于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位农民工。这是一位50多岁在天津做木工的男性农民工，在外打工多年了。现在居民住宅装修队里做木工。因为每家装修只一段时间需要木工，为了保证每天都有活干，他同时跟着5个装修队。这样的劳动组织方式显然是比较有效率的。但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与任何一个装修队的关系都是松散的。可能在其中结交了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可能就是独来独往。无论怎样，他对任何一个装修队都不会形成作为人情、人性必要构成因素的归属感，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劳动力。假如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这类木工的工会、协会、联谊会，他们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会不会有了人所需要的归属感、有了相互切磋技艺的机会、能够相互提供工作信息、能够彼此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对彼此应该如何竞争加以规范？好在他是第一代农民工，他对归属的需要仍然指向原先的地方性场景。与绝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打工挣了钱首先在老家盖上了砖瓦房。现在他对自己的计划就是再干几年，60岁以后回老家。但是，对于两个儿子他和他们自己就不知如何安排了。大儿子已经结婚，小两口都在广州打工，根本没有再回老家的打算。想在广州买房，不可能；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在老家的县城有可能买一套房，然而买了也是放着，因为多方面的因素都决定了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到那里安居。这就是完全离开了原先的地方性场景，而又不能建立起新的联结的农民工的状况。这是占中国人口总数很大比例的一个群体。除了农民工，很多城市居民也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性场景。这一是由于失业、下岗，很多人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二是由于城市拆迁重建，很多人离开了原来的居住地、离开了原来熟悉的邻居，住进了邻里互不相识、互不往来的单元楼房。在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老年人生理上还是健康的，生活自理也没有问题。但就是整天没有说话的人，自己又不便与其他本来不认识的人贸然交往。他(她)们既不需要托老所，也不需要社区提供其他服务。如果有社会工作者帮助这样的老年人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可以使他(她)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改善。而且，由于城市拆迁，离开了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新的地方又没有能力建立起必要的新社会关系的人，不仅是老年人。这方面的问题近些年已经突出地反映在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中。几乎每一个新建楼盘都是建房的公司建完房就留下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并定下了物业费及其他管理规则。业主只有接受、服从。房地产公司及其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的平等买卖关系完全变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出台了《物业管理条例》，提出了“业主大会”这个概念，并且还把名称为“业主委员会”的小组，确定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2007年《物权法》出台，更从人大立法高度确立了业主组织——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与之相应2007年《物业管理条例》也进行了修改。总的精神是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目前法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我们首先关注的则是，绝大多数居住区的业主根本就没有建立起业主委员会。另外，由于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市场的形成，那些没有离开家乡、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同样是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了。他(她)们既不再是接受国家统购的人民公社社员，也不再是面对地方集市的农民，而是他们根本无法把握的大市场的参与者。我们作为城市中的消费者深感农副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但同时又多次看到、听到某些蔬菜、水果因无人收购烂在地里，甚至有农民因某种产品收购价格太低而自杀。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离开了地方性场景的单个农民根本无法应对广阔的大市场。我们知道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合作社。有的农民直接将超市办在城市里。中国大陆有些地方的农民也正努力组织起来，但困难重重。无论是业主委员会的建立还是更复杂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如果完全靠当事人自己组织，需要长期的历史积累，才能形成一些在有关人员中能够得到信任、有能力、且有奉献精神的组织者。这是当今的中国社会所不具备的。几十年的计划体制、全面专政，已经使国人几乎完全失去了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意识；改革以来的多种问题导致的人与人之间极度缺乏信任感；已经离开了地方性场景的互不了解的人之中即使有热心的组织者，其他人通常不仅是搭便车，还会怀疑最先出面的人是为了捞取私利。如果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参与其中，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改观。亦即，中国社会目前的状况不仅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有需要的人建立专业关系，还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社会成员之间建立新的联系。这就涉及社会的自然发展与人为建构的关系问题。自然过程与人为建构现代化起始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之所以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了社会的现代化，整个过程既有各种因素，如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等因素，相互作用自然形成的结果；也有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自觉建构的东西。本文提及的吉登斯用来表达现代制度的本质和影响的基本要素的三个概念，其内容是对西方现代化过程和实际状况的高度概括，同样表明了西方现代性的形成既有各种因素自然作用的结果，又包含着人为建构。正因为其中有人为建构的东西，所以它们才既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又是推动力。而且，很可能正是其中的一些人为建构的东西所发挥的作用，才避免了马克思当初预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虽然吉登斯的理论必定与西方社会的实际状况有关，而且他在具体分析时又常常与高度现代性社会的状况相联系。中国社会的特质、发展动力不可能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同。但是，吉登斯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探索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吉登斯的三个概念中的第一个，时空分离，首先指的是由于时钟的发明和普及，更由于有了通用的计时系统和全球标准化的时区，由于世界地图的使用，使时间与空间分离，使时间的“虚空”纬度和空间的“虚空”纬度得以发展。更主要的是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虚空，使人们可以对时空加以分割和重组。当然，这种重组并不是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时空分离主要是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如果没有被分离的时空的重新融合，许多组织及作为现代性特质的那种特定组织，要跨越无限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就是不可思议的”。(吉登斯A，1998，19)所以，时空分离在本质上是指“跨越广阔的时间与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吉登斯A，1998，22)第二个概念是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吉登斯说，他是精心选择抽离化这个隐喻来反对“分化”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学家通常使用的分化概念隐含着一种观点：“在前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活动模式，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变得更为专门化，更精确。毋庸置疑，这种观念有某种效度，但它无法把握现代制度的本质和影响的基本要素，即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吉登斯A，1998，19)显然，与分化概念相比，制度的抽离化概念能够更清楚地包含社会关系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再联结”的可能性。因而也就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特质和推动力。第三个概念是制度反思性，有时吉登斯又称为现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做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对现代制度来说，这种知识信息并不是无关的，而是其本身内在的组成因素”，是“制度组织和转型的一种建构要素”。同时，他还强调，这种现代性的反思性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对行动的反思监控”是有区别的。(吉登斯A，1998，22)所谓“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对行动的反思监控”，吉登斯认为是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的特征之一。在社会实践的循环往复中，“最深入地卷入其中的因素，就是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我们应该把‘反思性’理解为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性。“行动者不仅始终监控着自己的生活流，还期望他人也如此监控着自身。他们还习以为常地监控着自己所处情境的社会特性与物理特性。”(吉登斯A，1998，62、65)亦即，个人对自身行动和所处情景的反思性监控，是人所具有的能力，是习惯性的意识活动和行为。而现代性的反思性或制度反思性，不同于这种人人具有的习惯性的东西，而是运用新的科学知识重新对社会状况进行分析、判断并进行调整的意识和能力。可以说，前者是人的与生俱来的能力，本能，而后者是需要自觉意识、自觉努力、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才能够形成的能力。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扮演一个基本角色，它们并不仅仅以自然科学所采取的方式来‘积累知识’”。(吉登斯A，1998，22)简单地说，现代化的过程、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就是在人们由于各种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脱离了原来的地方性场景，进入了更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