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内容摘要：国际保险合同是指具有国际因素从而涉及到不同国家法律的适用的合同。对于国际保险合同首先应当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来确定准据法。当事人的选择包括明示的选择和默示的选择。但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受到公共政策和强行规范的限制。在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保险合同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而最密切联系国家的确定一般依照特征性履行原则来判断。但是在国际保险合同中，特征性履行方的确定与普通合同有所不同，要特别考虑到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对于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还要注意区分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以及再保险合同。关键词：国际保险，保险合同，法律适用，冲突法一、导论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一种商业行为。保险从其本质上看就是一种合同（契约），或者是由合同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保险合同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现代保险从其诞生时起就具有国际性质。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保险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海上保险，目的是为当时高风险的国际海上贸易提供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分支，构成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国际保险也在近年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随着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国际保险合同也就大量涌现。所谓国际保险合同，简而言之，就是具有国际性的保险合同。要理解国际保险合同的概念，我们首先要弄清国际保险合同的“国际性”何在。在国际私法上，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所谓的国际合同或涉外合同就是指含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合同。这与我国理论和司法界对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是具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而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的标题也规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而对于这种“涉外民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8条中规定：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因此，凡是具有上述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都应当根据我国法律中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这种判断国际民事法律关系的标准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广义的标准。按照这种标准，对于国际保险合同而言，凡是保险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或保险合同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的，或导致保险合同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国际保险合同或涉外保险合同，需要依据冲突规范来选择准据法。我国的这一标准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传统国际私法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判断案件是否具有“国际性”来确定是否依照冲突规范来选择准据法的方法，许多学者提出了批判，主要依据有：其一，如果说只有国际性案件才适用冲突规范来确定准据法，而纯国内案件只能适用国内法，那么这样做的逻辑依据是什么呢？为什么国内案件必须先验地适用法院地法呢？其二，在有些情况下，要划分某一案件到底是国内案件还是国际案件并不容易；其三，有些所谓的“涉外案件”或“国际案件”并不需要适用冲突规范来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戚希尔和诺斯就认为，按照英国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款法第26条的规定，如果两个同国籍人，即使在外国缔结了一个纯粹是有他们双方在国内履行的合同，这份合同并不是国际合同。由此可见，以法律关系的“国际性”来确定是否适用冲突规范选择准据法，这一标准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正因如此，晚近以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解决方法。一派学者主张所谓的“任意性冲突法（FacultativeChoiceofLaw）”理论，即认为，通常情况下法院法官对于一个案件，无论其是国际案件还是国内案件，一概适用法院地实体法；只有当案件当事人主动提出应当适用外国法律并能提供证明时，法官才考虑是否适用冲突规范来确定准据法。另一派学者则相反，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案件，无需区分它的国内性或国际性，而一概依照冲突规范来选择准据法。德国学者诺伊豪斯（Neuhaus）就认为：“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从逻辑上讲应包括所有的私法案件，无论它们是国内案件还是国际案件”。德国著名国际私法学者克格尔（Kegel）也持相同观点。这一问题在国际上也陷入争议。在有关国际私法的国际公约中，只有少数公约明确规定它们只适用于国际案件（涉外案件），如1980年欧共体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1条第1款）、1965年海牙收养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承认公约（第2条）和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1条）等。而大多数海牙国际私法公约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在我国保险法领域，如果也采用“合同具有涉外因素”来判断合同的“国际性”，从而确定其法律适用，这尤其会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这是因为，在我国保险实务界，对“涉外保险”的理解与我国《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不同的。他们所理解的涉外保险范围更广，几乎凡是与外国沾边的保险业务都被视为涉外保险，比如外国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以及港澳台华侨在中国境内开办的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的保险；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公司或其设立的分支机构进行的保险；外国个人、驻华使领馆及其人员的保险；中国港、澳、台、华侨同胞的保险；中国驻境外的使领馆及商业机构的保险；中国出国人员或其他以外币投保的中国公民的保险等等。1995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际保险部关于承保和理赔权限的暂行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凡是涉外的或利用外资的或以外汇成交的经贸活动，其保险业务不论以人民币还是以外币投保，统属涉外业务承保范围，其他业务均属国内业务范围。”根据这一规定，利用外资过程中的保险业务，如外商投资企业所投保的企业财产险也属于涉外保险业务范围。基于这一标准和认识，国内一些保险公司分别成立财产保险部和国际财产保险部，分别经营国内和国际保险业务。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来理解国际保险合同或涉外保险合同，那么国际保险合同的范围也过于宽泛了。其中涉及到的许多类保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保险，而是国内保险。比如有关“三资企业”的保险。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均规定，所有外资企业是依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中国法人。就法律而言，它们和中国投资者设立的企业法人的国籍相同，并不具有涉外性，它受中国法律的属人管辖。这里涉及到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问题。根据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外资保险公司，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和营业的下列保险公司：（一）外国保险公司同中国的公司、企业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保险公司；（二）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经营的外国资本保险公司；（三）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分公司。而根据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第十三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所以，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都是中国法人，以其为保险人的保险合同，如果没有其他国际因素，则不是国际保险合同。而外资保险分公司本身不具有法人资格。它们的法律责任由其外国总公司承担，所以，外资保险分公司不是中国法人，以其为当事人的保险合同，应视为涉外保险合同。另外，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前颁布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中国境内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以及外资企业之间以及他们同我国其他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之间订立的经济合同不应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而应适用《经济合同法》。按照这种规定，三资企业与我国保险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应当是纯粹的国内保险合同，而不是涉外保险合同。尽管这一《解答》随着《涉外经济合同法》被新《合同法》取代而失效，但它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显然，笼统地以合同是否具有“涉外因素”或“国际因素”来定义国际保险合同，有过于扩大国际保险合同外延的危险，不利于实现立法政策。确定一个保险合同是否国际保险合同，其根本目的在于确定是否应当适用国际私法规范来确定保险合同的准据法。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逐步赋予外国公司企业以国民待遇，我国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将逐步与国际接轨，因此今后我国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区分国内业务和涉外业务的意义也将越来越小。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已经形成一个难分彼此的网络。中国目前也日益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活动中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得“国际”和“国内”的区分日益成为不可能和不必要。所谓的“国际合同”或“涉外合同”所具有的法律意义今后将越来越局限在法律适用方面。基于此，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合同具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来认定国际保险合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理论和司法实践上的传统习惯，我们将国际保险合同定义为：所谓的国际保险合同是指具有国际因素从而涉及到不同国家法律的适用的合同。根据我国法院的审判实践，我国法院即不接受所谓的“任意性冲突法”理论，也不主张不区分国内案件和国际案件而统一依照本国冲突法确定准据法的做法，而是象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在审判中首先对案件是否具有涉外性进行判断。如果是纯粹的国内案件，则一概依照法院地法进行审判；如果是国际案件（涉外案件），则依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因此，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法院要做的第一步仍然是对该合同的国际性进行识别。如果认为该合同具有涉外因素，从而需要适用不通国家的法律，则该合同就是国际保险合同。1997年12月12日《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的缔结，使得保险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得以实现。这便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保险服务的国际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涉外保险法律关系的面愈来愈广。随着我国经济在中国加入WTO后完全纳入国际经济一体化大潮，我国的涉外保险法律关系也必然会愈来愈多。但是，直到目前我国对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相对滞后。我国现行法律对涉外保险的法律适用无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了涉外经济合同争议的法律适用，其中也包括涉外保险合同。此外，最高法院发布过两个国际雇主责任保险合同纠纷的案例。就是这两个案例，还缺乏法律适用充分的依据。因此，研究国际保险合同所导致的法律适用问题便成为我国法学界和保险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本文拟在通过对有关国家，尤其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等国关于保险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分析，初步探讨我国国际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体系。二、国际保险合同法律冲突的产生在国际私法上，当法院在审理一个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律的民事案件时，如果所涉及到的这些国家的民事法律规定都完全相同，适用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会得出相同的判决结果，那么就谈不上法律冲突和法律选择了。因此，法律冲突和法律选择问题的产生，其基本前提就是所涉各国法律规定的差异。国际保险合同法律冲突产生的前提同样是各国相关法律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各国保险法的差异各国保险法规定的不同，是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法律冲突的起因。由于世界各国保险立法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因而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存在着许多差异。从比较法角度来分析，各国保险立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大陆法系国家保险立法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存在显著差别。大陆法系国家保险立法本身又可分为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两大分支，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同之处。法国是现代保险立法的发源地1681年法国颁布的《海事条例》中，第六章便规定了海上保险的内容，这是各国将海上保险法置于海商法之中的起源。1807年拿破仑制定的《商法典》第二编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