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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历史散文概述一、结绳记事时代散文因素的推测人们谈起文学艺术的起源,总是从诗歌谈起,认为在文学的部门里,诗歌是最初的文学样式。我们认为:散文与诗歌的起源至少是同步的。假设原始人抬木头的“杭育、杭育”的劳动呼声就是诗歌的起源,我们也可以假设,原始人关于抬木头的劳动的结绳一类的记事便是散文的起源。《易·系辞》有“上古绳而治”的记载,《集解》注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从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我们认为,古代典籍中,关于古神话、传说和史事的记述,就是我们的祖先靠结绳为记忆的辅助,通过口耳相传,记述下来的历史。如《山海经》中的《招摇之山》是关于地理及物产的记事,《刑天与帝争神》是关于原始部落间战争的记事,《夸父与日逐走》是关于原始人与自然抗争的记事,还有《庄子·逍遥游》中“尧让天下与许由”的传说,《韩非子·五蠹》中有巢氏、燧人氏、鲧和禹治水的传说,都毫无疑问是结绳记事时代记事的流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的史书中有一部分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记述,如:《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竹书纪年》中的《夏纪》,专家们公认,这一部分文字是古人根据传闻记录下来的,这就更进一步证明结绳记事时代确有记事的现象存在。我们认为,结绳时代的记事便是后世散文萌发的种子。《皋陶谟》,《竹书纪年》的示意图二、文字记事之初散文因素的研究根据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推测,汉字当产生于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夏商之交时期。然而,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可以简单记事的文字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见下页图(甲骨文)片左卜辞释文:癸巳卜,贞:旬亡‹祸›?王曰:‹有›祟,其有来。乞‹迄›至五曰:丁酉,允‹有›来自西.诰曰:土方于我东‹鄙›田,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甲骨卜辞,以内容而言,则是殷商王室占卜时对前辞、问辞、占辞、验辞的记录。前辞,交待卜贞日期与卜者名字;问辞,说明所卜之事;占辞,记录占卜征兆;验辞,补记占卜后的结果或应验的情况。从拓片来看,这片卜辞记述了当时西部土方侵犯殷商边疆的史实,语意简明完整,语法结构与后世“文言”基本一致,还能运用一些虚词表达语气,这些都足以证明甲骨卜辞是古代记叙散文的萌芽。«易经»,成书的时代后于甲骨卜辞,它与甲骨卜辞一样也是占卜性的文字,但却不象卜辞那样写于占卜之际,而是长久流传的一种灵验性的兆辞。如«明夷初九爻辞»是通过记述落难君子流亡之事预示吉凶。虽然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但也片断地记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它也应是古代记叙散文的萌芽。当然,甲骨卜辞和«易经»卦爻辞还只是散文的萌芽,它同广义上的散文还有着一定的距离,与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差距就更大了。三、商周时期史官记史散文的诞生商周时期,历史已从蒙昧步入了文明,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尤其是文字的产生,促成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大跃进。然而,由于当时阶级等级森严,以文字的难写、难识和书写条件的限制,有文化的人只是少数的贵族,因而这一时期的散文虽然产生了,但是只能保育在宫廷之中。«尚书·多士»中说:“殷先人有册有典。”我们今天看到的,诸如«尚书»、«世本»、«逸周书»等,都出自朝廷王官之手。《尚书》,是我国最早的记叙文和论说文文集,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朝廷重要文件以及政治言论的选编,大约在先秦已有定本,汉代学者大都认为是孔子编纂的。《尚书》分四部分,其中«虞书»、«夏书»是后世史官根据上古传闻编写的,«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君王的誓命训诰,«周书»包括周初至春秋前期的文字,亦是王公大臣的誓命训诰。唐韩愈说它“佶屈聱牙”,概括了其语言特色。«世本»是先秦史料丛编,记三皇五帝至春秋间史事,也有一点战国至汉初的记录,其中史料以春秋前最为详备,因此研究者认为,它原本是周王室史官保存的史料,后来由秦汉间人增补汇编成集。«世本»文词简短,只录事实,不加描写,但分类记事,体例该备,司马迁的«史记»,无论取材,还是编撰体例,都明显地受到了它的影响,可以说是«史记»而后历代王朝“纪传体”正史的雏型。«逸周书»是古文献汇编,其述作年代,早者先于«左传»,被认为是“孔子所论百篇(指«尚书»)之余”,晚者延及秦汉,是为后人增补。就«世俘»、«克殷»等周代文献来看,有与甲骨文、金文记事吻合者,有较«尚书»、«史记»更详者,文字则有的简补,有的夸饰,记事有层次,有情节。对«左传»等战国历史散文有直接影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逸周书»所收篇什,有记言者,有记事者,而«世本»各篇均属记事。这一时期的历史散文,记史的特点是分门别类,而门类化分颇为细密,对一般史事记叙较略,只是“大事记”式的提纲式记叙,而对重大历史事件则详加记叙,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历史散文比起甲骨卜辞时期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这时的历史散文文学因素则微乎其微,它的特点是客观记事,不着重主观倾向,注重实用性,不顾可读性。四、春秋时期学者历史散文的出现春秋是个大变革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蓬勃兴起,新的封建制以不可阻挡之势取代着旧的奴隶制社会。社会制度的转型,引起了文化的革命,在第一个宣布承认地主制度的鲁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私学。鲁之孔丘,以“有教无类”相号召,大办私学,有弟子三千,蔚为大观。在这种背景下,学者历史散文便应运而生。孔子弟子画像石(汉)«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撰的一部编年体的史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私人编撰的史书。«春科»记事,使用了简洁而谨严的结构,一般是以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何人、何事、及事情结果为次序,系年记事。虽然«春秋»和«世本»一样还只是提纲式的记史,但它不再从“记事”的史家角度,去按照帝王的喜恶描述历史,而是以学者的历史观,去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这种观念的变化,是历史散文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春秋»纪实的史学观,借鉴君王的修史目的和褒贬的“春秋笔法”,不仅影响了春秋战国一个时代,而且成为后世史家,甚或散文学写作的楷模。五.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的发展战国时代是诸侯兼并、互相攻伐的时代,也是合纵连横、激烈斗争的时代.新的形势,对史学产生了新的要求,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的社会斗争服务,便成为当时史家面临的新的课题.«左传»相传为孔子同时代的鲁人左丘明所撰,近代学者以为其成书当在战国初期,它仿照«春秋»用鲁国国君的世次编年序写,博采«春秋»以外的其他史料,及当时许多口耳相传的史料,形成了近二十万字的规模宏大的新史书。它综合此前史官散文记言与记事为一体,而又以记事为主导,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弘扬了它尊王的大一统思想。示意图如果说,«尚书»属于记言,«春秋»属于记事。是先秦早期的历史文学作品,那么«左传»综合了«尚书»和«春秋»的特点,开创了记言、论事于一体的记史范例。同时叙事水平更有大幅的提高。奠定了战国历史文学的基础,对后来的史传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历代史学家和文学家学习的典范。传说左丘明所撰的«国语»,其实也成书于战国初期,与«左传»不同的是它是国别体史书,全书分载了周、鲁、齐、郑、晋、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片断。«国语»重在记言,而记事简略,其作者是想通过一些知名的士大夫的言论,来评论人物的优劣,分析史事的得失,旨在用历史人物的言论思想为君王提供借鉴。汉刘向汇编成集的«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所纂集的历史著作的合编。虽成书略晚,但其中所记是战国时各国史官和一些游说之士记录下来的史料或文稿,其书基本依照«国语»的国别体,分载战国时秦、齐、楚、赵、魏、韩、燕等国的历史片断,与«国语»不同的是,它在记言、记事兼备的同时,突出了人物活动的记叙,而写作倾向是重在表现纵横家的思想。«战国策»记史多夸张虚构,与史实多有不尽相符之弊,作为史书不如«左传»、«国语»的历史实录,然而,从文学的角度说,其议论风发,气势纵横,论事周密,善于用寓言、故事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其刻画人物亦形象逼真,善于用语言、行为、细节反映人物的性格,较之«左传»、«国语»更富有文学色彩。从«春秋»以来,学者历史散文的发展,«左传»、«国语»、«战国策»本身便是它的历史轨迹。从文字上说,是由简向繁发展;从体例上说,是由编年体的单一形式,向编年体、国别体的多元化发展;从内容上说,是在古史记言、记事分体的基础上有所综合,但又有侧重,或重在记事,或重在记言,或重在记人;从史学观和表意倾向上说,孔子的“纪实”史观一直贯穿于战国历史散文的始终,而表意倾向则由«春秋»的“一字褒贬”,而发展为以事以言,即借史事渗透作者的倾向,时或也出现了借“君子曰”议论评点的表意方式;从文学的角度说,语言有由质朴、平实,向流丽、夸饰发展的趋势,叙事有由记述梗概,向叙述具体情节发展的趋势,有故事化的倾向,写作技巧也要在不断地丰富。在战国历史散文的发展中,还有一个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现象,这时的史书已不像«世本»那样,去分门别类的记述各个方面的历史,它的写史触角只对准了事件和事件中的人物及人物言论,似乎表现出一种对于“史”的离心力,正是这种离心力,使战国的历史散文,即不同于此前的史官记史,也不同于后世的正史,而成为既是史学著作,而又具有文学色彩,文学价值的文史两栖著作。返回
本文标题:历史散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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