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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名族反侵略史云南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辉历史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但从秦汉时期以来,云南就一直是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云南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共同奋斗、团结和睦、互惠共生、水乳交融,并肩创造了各民族共同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边疆开发的光辉历史。古代云南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所做的努力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居住在云南西南地区的哀牢王贤栗主动要求内属,加入大一统的祖国大家庭。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带领着55万人口再次主动要求内属于汉朝,东汉王朝在合并哀牢王的原统辖之地的基础上,在今天的大理、德宏、版纳、保山、普洱等地设立了永昌郡。永昌郡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全郡共有二十多万户,一百八十九万多人,在全国一百零五个郡中人口位居第二。永昌郡的设置,标志着云南全境基本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一版图,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掀开了云南各民族融入祖国大家庭的历史新篇章。《白狼王歌》是最早用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译的一首较长的古歌,是现存反映藏缅语族语言特点的最早的历史文献。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西南民族地区的白狼国国王为了歌颂当时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写了这首表达他们心向汉朝、衷心内附、团结爱国的诗歌。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这首诗歌创作者的族属问题还有争议,但是这首声情并茂的白狼王歌所唱出的慕义归附、渴望统一的历史心声,既是西南各民族诚心拥护祖国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包括云南在内西南各民族值得珍惜的历史精神财富。白狼王的草书点苍山结盟元明以后,特别是明代以来,明清两代政府高度重视云南的战略地位及云南长治久安意义,以文治教化为宗旨,建文庙、兴学校、办书院、立社学,迅速掀起了儒学传播的高潮。儒学在明清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全方位的开始在云南传播。儒学的广泛流布与浸润,使云南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成为主流,以“王朝中心观”为指向的国家认同感逐步得以加深,各民族人民对于大一统格局下的向心力明显增强。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国国王异牟寻通过自己的种种努力,同时在清平官郑回及各民族部落首领的积极支持帮助下下,最终实现了“谋内附者十余年矣”的宿愿,再一次促使云南重新回到大唐王朝大一统的怀抱。公元794年正月,大唐和南诏国点苍山神祠内结盟之后,唐中央政府将南诏国辖地重新设置为“云南安抚司”,由剑南节度使兼行管理职责,南诏国成为唐王朝西南边疆的一个大的政区。南诏国重新归唐,证明了南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显示出云南各民族人民心系统一的真情实意。羁押七年不叛国的丽江土司木懿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逆历史潮流而动,以云南为基地悍然反叛。为了确保自己的叛乱成功,吴三桂妄图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相勾结,而丽江土知府木懿由于熟悉藏区事务,因此吴三桂要求木懿“结连吐蕃,以为内应”,并且多次“煽诱迫胁”,甚至把他逮捕到省城昆明以死相要挟。但是在被吴三桂关押的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木懿始终坚志不从,不愿随同吴三桂一起参加反叛分裂祖国。1681年,吴三桂的叛乱被平息后,木懿才得以重获自由。从秦汉到清中期的二千多年时间里,虽然中央王朝对于云南的控制力时强时弱,中国内地的战乱与纷争此起彼伏,但是云南各民族人民对祖国始终不离不弃,始终没有脱离祖国母亲的怀抱,始终坚守并不断增强着对于祖国内地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始终坚定不移地实践着“守土安边”的历史使命,为祖国统一格局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马嘉理事件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正月初十,英军上校柏郎和英国驻北京使馆的翻译马嘉里率200人的武装队伍由缅甸入侵云南盈江县。边疆各族人民闻讯后义愤填膺,自动组织起来保卫祖国门户,并得到了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支持。当马嘉理率领的先头部队到达盈江的芒允、雪列一带时,景颇族、傣族和汉族群众二百余人将他们保围,勒令他们推出中国边境,马嘉理竟悍然开枪打死边民一人。愤怒的边民将马嘉里一行消灭在雪列的户送河边。此后,参加战斗的景颇族和傣族群众增加到六千多人,乘势将柏郎的部队包围在班西山下。柏郎纵火烧山,乘烟雾迷漫逃脱,退出了中国边境。神圣国土在景颇族、傣族和汉族群众的共同捍卫下得以保护。这是云南人民第一次抗击英国侵略的重要事件,是云南各族人民反击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一段光辉史实,显示了云南各族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云南各族人民的抗英斗争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殖民者就一直梦想把编织一个从印度、缅甸到中国云南、西藏、四川直到长江口的横跨南亚和东南亚的庞大殖民网络。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先后两次武装侵入云南。1874年,英国以武装探路队的形式入侵云南腾越地区,1900年有悍然出兵占领云南片马地区,并最终导致了“马嘉里事件”和“片马事件”等一系列云南各族人民的抗英斗争。片马事件1900年,英军再度入侵云南,这一次英国侵略者目标是片马地区,片马是我国与缅甸、印度交通互往的咽喉地带,系“滇省之门户,其形势当滇西之肩背,扼缅藏之咽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地傈僳族族人民联合景颇族、白族、汉族民众,在土把总左孝臣的领导下,并肩拼死抗争,将侵略军逐出国境。1911年初,英国军队再次侵入片马地区,左孝臣在抗击战斗中壮烈牺牲。片马人民在傈僳族管事勒黑摄帕的继续率领下,奋力抵抗。英国侵占云南片马地区后,当地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仇外最烈”,对侵略者展开持久的武装斗争,“土民惟虽野夷,心颇忠直,询以与汉朝(即中国)关系,皆云阿公阿祖同汉人一个”,十余年后,当地居民仍“惟望中国强大救之”,迫切盼望回归祖国。在傈僳族和边境地区其他各族儿女的不断抗争和联合打击下,在全国各民族的声援和支持下,1926年英国被迫正式承认片马、古浪、岗房三个傈僳族村寨是中国领土。1985年春节前夕,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视察怒江州时曾亲临片马,高度赞扬片马人民的爱国精神,并提议在片马立一座碑,干崖抗英和车里抗英1891年英国组织两个“探险队”擅自侵入云南边疆傣族地区测绘地图,收集情报。一队沿伊洛瓦底江进入德宏地区。当英国探险队到盈江县干崖土司所属铜壁关西侧时,刚承袭干崖宣抚使的傣族土司刀安仁率领傣族和汉族民众阻止英国探险队的深入。与英国人对峙几个月后,击退英军。不甘心失败的英国军队再次侵入干崖,攻打天马、汉龙两关。刀安仁领导傣族人民奋起抵抗,将英国人驱逐出境。1898年英军侵犯大青树营盘,刀安仁率领傣族和景颇族等边境民众坚持抗击英军长达八年,最终使英国入侵德宏地区的阴谋未能得逞,为保卫边疆,维护祖国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支英国“探险队”约500人,经阿佤山、孟连、勐遮、勐海抵达允景洪。当他们到达孟连时,明目张胆地将英国国旗插在白鹤山上,并召集当地的傣族民众开会,鼓吹孟连如果归附英国,傣族人民就会有“好日子”过。爱国的傣族人民不理睬他们的胡言乱语,砍到了英国国旗以示抗议。探险队到勐遮、勐海时,傣族人民关门闭户,不卖任何食品给侵略者,拒绝他们进入村寨。他们到允景洪时,再次把英国国旗竖起来,利诱车里宣慰写投降书。他们的强盗行径立即遭到傣族人民的奋勇反抗。宣慰议事庭大臣都隆腊华严正警告英国人:车里是中国的领土,不准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胡作非为。随即下令,全境居民不得卖食物给擅自闯入的英国人吃,不准他们进入村寨,并把英国国旗给扯了下来。这些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西双版纳。当他们路过阿佤山时,又遭到佤族人民的严重警告,不准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勒令他们全部下马,否则全部击毙,“探险队”的英国人只好乖乖的下马鼠窜而逃。宣光之战1884年(清光绪十年)冬至1885年春,在中法战争中,清军在越南宣光对法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攻城作战。位于越南北中部的宣光,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水陆交通枢纽,陆路可达中国云桂两省,水路可顺红河直抵河内。清军获此枢纽,可使北越战场东西两条战线联为一气,有利于攻克河内,收复北越;法军若能坚守此要冲,即可获得北越西线战场的主动权。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战略价值,使宣光成为北越战场中法两军必争之地。1884年10月中旬,北越战场西线清军主帅、云贵总督岑毓英根据清廷正式对法宣战后确定的东南沿海防御、北越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指挥滇军、黑旗军分两路进军。在这场战争中,谱写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如我们云南人伍义廷,他自愿出任敢死队队长,冒着密集的炮火,率领敢死队队员登城,最后牺牲,其余队员也全部阵亡。在这样的强势攻击之下,法军像笼中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宣光之战是中法战争中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滇军、桂军和黑旗军联合围攻法军达73天之久,打死打伤法军近1万人,为中国最终打败法军,赢得中法战争军事上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南中锁钥”项崇周1884年法国军队入侵麻栗坡、马关两县,当地猛峒的苗族首领项崇周带领苗族、瑶族、壮族、汉族等民众数百人,用大刀、毒弩、火铳等原始武器经过大小数十次血战击退一千多以洋枪洋炮武装的法国侵略军,收复失地约七千平方公里。1885年,法国侵略者在猛峒一带横行霸道,项崇周率领苗族人民,在蒙通、船头、扣林等地袭击歼灭法国军士200多人,击退从黄树皮、清永河前来救助的数百名援兵,迫使法军退出中国边境,不敢再踏入中国领土一步。法国军队曾多次派遣使者以重利厚礼诱惑项崇周,但他毫不为动,大义凛然,庄严宣告苗族是中国人,誓死保卫自己居住的中国领土,决不背叛祖国。1889年中法会勘滇越边界时,项崇周参与堪界工作,并提供边界历史资料,据理力争,保卫国土,维护国家主权。清政府加封他为边防团练营管带,准许子孙世袭,并题赐“苗中之豪杰,边防如铁统”的巨大匾额。1904年,清政府又再次褒奖项崇周,称赞他是“南天之锁钥”。抗法骁将杨玉科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云南白族将领杨玉科奉命率领了由汉族、白族、纳西族、彝族等民族组成滇军广武军奔赴广西镇南关抗击侵略者。这只抗法部队中,“汉民居其半,四夷居其半”。杨玉科一到前线,就与法军打了几场硬仗。在战斗中,他常常身先士卒,勇猛冲锋,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也让法军闻风丧胆。当时法国报纸曾这样评论道:“我们没有见过那么勇敢作战的中国将军,仅他的那股冲锋险镇的气势,就会使人畏惧不前的”。1885年2月,杨玉科在观音桥战役中壮烈牺牲,跟随杨将军同去的各民族勇士也有许多牺牲在了援越抗法、保家卫国的疆场之上。其中仅纳西族就阵亡有名可考的勇丁百余人,阵亡将领达6人。1885年3月镇南关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中法战争的战局,标志着中国的陆上抗法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实现了中国军民“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的豪迈宣言和杨玉科“痛歼逆意,为国除患”的夙愿,告慰了为抗法而牺牲的各民族勇士的英灵。杨玉科滇军血战中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大后方的云南,在抗战初始就豪不犹豫地将37万各民族子弟兵送上抗日前线。在中原大地的抗日主战场,滇军将士不负家乡亲人的期望,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第60军、58军、新编第三军都是云南人民的子弟兵。他们在抗日战场上创造了不朽的辉煌。在台儿庄战役中,作为主力部队的60军官兵,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与日本侵略军殊死战斗,他们不惜生命,如同狮吼般搏杀的豪迈精神和英雄气概令日军心惊,日军报纸对此曾惊叹道:“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的猛烈冲锋,实为罕见。”第60军在历时一个月的浴血奋战中,伤亡过半,旅长以下各级指挥官阵亡178人,全军12个团减为5个团,对于胜利的获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禹王山血战中,板垣征四郎的日本皇家精锐师团向禹王山发起轮番的疯狂进攻,成吨的炸弹将山顶战壕夷为平地,前沿战士只得用炸弹坑为掩蔽,用战友的尸体围成掩体,抵御着敌人潮水般的进攻。战土们作了拼死抵抗,但仍挡不住冒死冲上来的敌人.便与鬼子展开血刃战。张冲手下有员虎将叫王秉障,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的旅长亲自端起一支三八大盖,与鬼子拼起了刺刀。他在接连挑死10多个敌人后,自己的前胸也挨了一枪,但他还硬撑着走到张冲面前说:“请师长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原来,张冲治军极严,常对将士们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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