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宋朝

伟大的宋朝作者吕道锋“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的绝后的。”——邓广铭“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因比(英)“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乔纳森(美)“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麦迪森(英)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笔者读到上面这些出自大家之口的文字时，心中的惊讶可以用骇异莫名来形容。多少年来，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和公开发表的论著都告诉我们，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甚至就在不久前，我还在一篇文章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两宋十八君，以连绵的失败和彻底的覆亡证明了以文治国的荒谬与悖论。”然而在大学者陈寅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史学泰斗邓广铭、文艺理论家余秋雨、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眼里，宋朝竟是这样充满魅力和令人向往!宋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我开始了艰苦的重新发现宋朝的“旅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利用工作之余悉心搜集宋朝的点点滴滴，特别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当我翻来覆去读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梅毅的《刀锋上的文明》、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周龙的《宋朝历史分析总览》、洪亮的《放逐与回归》以及《范仲淹传》、《王安石传》、《苏东坡传》、《陆游传》等所有我能接触的宋朝的蛛丝马迹后，一个崭新的宋朝形象已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我深深地为我从前对宋朝的误解而感到羞愧——原来那个看似孱弱的朝代竟是这样的伟大!伟大的宋朝，繁荣的让人心醉；伟大的宋朝，堕落的让人心碎；伟大的宋朝，强盛的让整个世界为之目眩神迷；伟大的宋朝，衰亡的让亿万中国人欲哭无泪；伟大的宋朝，文化灿烂的如满天星河；伟大的宋朝，商业繁荣的让人骇然惊叹；伟大的宋朝，政治开明的让唐太宗为之汗颜；伟大的宋朝，城市兴旺的让欧洲人为之神往……为了逼近历史，让我们还原一个伟大的宋朝！一“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内藤湖南(日)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然而在这位日本文史学家眼里，大唐帝国只不过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而已。的确，在大唐帝国看似灿烂华美的外衣之下，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闪现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尽管有过开明的“贞观之治”，有过浮华的“开元盛世”，但却无法掩盖唐王朝手足相残的卑鄙，杀戮大臣的凶残，“安史之乱”的浩劫，宦官擅权的肮脏，藩镇割据的祸乱，黄巢起义的灾难，以及唐末五代那无尽的杀伐与纷争。特别是五代十国的多事之秋，武夫当政，独夫用权，视人命如草芥，视篡夺如儿戏，视战争如家常便饭，甚至引狼入室，割地求荣，将好端端的中华大地糟蹋得生灵涂炭，惨不忍睹。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原王朝，短短50年间易八姓十四君，享国最长者不过17年，短者仅4年，内忧外患，令人不堪回首！公元960年，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得后周天下时，同为武夫出身的他将把中国引向何方?感谢历史，将一位中国最杰出的帝王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宋太祖赵匡胤以其雄才大略将中国再次拨入历史的正常轨道，并引领大宋王朝奔向了整个封建社会的高峰之巅!约法三章，奠隆宋之基。赵匡胤代周自立后，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以千古帝王罕见的仁者之心立下誓约：“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誓约中严重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份出自帝王之手，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誓约。两宋十八君，基本上遵守了这一誓约的精神(除了北宋亡国和南宋初定那一段时间外)，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少杀戮大臣的朝代，也是罕见的没有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朝代。酒释兵权，绝武夫之患。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教训，“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将之权。”亲身经历了五代十国凶猛搏杀的宋太祖以其超人的政治智慧，设计出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重点就落在了如何防范分裂、割据、叛乱和巩固统一等方面。其第一步棋就是“收兵权”。961年春，宋大祖下令将统帅禁军的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罢为山东南道节度使，罢侍卫亲军指挥使韩令坤为承德军节度使，禁军从此由皇帝直接指挥。接着，又把节度使所兼领的州郡收归中央管理，中央派文官到这些地方出任知州、知县，直接对中央负责，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同年7月，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和平手段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等手握重兵而又功勋卓著大将的兵权。其后，宋王朝又推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帅，将无常兵”，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彻底根除了武人拥兵自重之患。两宋320年间，军阀割据、藩镇坐大的现象再未重现。三衙分立，防大臣专权。宋太祖推行文治，极有远见的实行了“三权分离”的制度设汁，将过去由宰相统领的行政、军政、财政大权一分为三：中书省管理政事，枢密院管理军事，三司管理财政。其中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其首长，宰相之外设参知政事(副相)分其权；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设枢密副使分其权。中书省与枢密院地位相当，互不统属，各自对皇帝负责，并称宰执。财政权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为三司使，下设盐铁、度支、户部，职权仅次于宰执，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大臣就难以“一手遮天”。此外．宋大祖还实行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只有差遣才是实职，同时地方官三年迁转一次，从而杜绝了派系的产生。广开言路，开清明之治。宋朝除秘密立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外，还提高台谏地位，设立御史台和谏院，这是两个职责类似、威权极重的监察、舆论机构，一般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优良的出任其职，并准许“风闻言事”。台谏控制监察与言路，锋芒所向，不但经常可以将宰执大臣拉下马，而且可以直接批评皇帝。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时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仍鼓励直言。因而宋代官员进谏“虽雷霆之威不避也”。官员甚至百姓指着鼻子骂皇帝也往往无恙。宋人不无自豪地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直言敢谏竟是宋代升官的一条途径。约束皇权，君臣共天下。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冶理天下。宋太祖说：“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发扬此理论，渐渐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金科王律。宋人在教科书中就向士子灌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独裁。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宰相杜范说：“凡废置予夺，(皇帝)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朝廷出台政策，皇帝必须充分征求臣子意见，“熟议”之后方能颁行。否则臣下可以“封驳”，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而皇帝除了撤换大臣以外，别无他法。宋代皇帝还“畏天、畏祖宗之法、畏史笔如刀”，因为有所惧，所以不敢“行乱政”。减轻刑罚，行宽仁之政。历代刑律，以宋代最宽。《宋史·刑法志》说：“宋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鉴于唐末、五代严刑峻法的局面，宋太祖统一中国后，于建隆4年颁行《宋刑统》，集历代刑律之大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并创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作为“笞、杖、徙、流”的代用刑，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免决数。”并废除了一系列残酷的刑罚。为了防止司法官吏制造冤假错案，宋代在审判上首行“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监督制约制度，审理、判决两权分离，对案件实行上下复察制度。杖刑判决不依法，执行过多者，“允许赴尚书省越诉”，甚至告“御状”。皇帝亲审案件是宋代一大特色：“初，太祖常决系囚，多得宽宥”；“太宗在狱，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与今日“疑罪从无”的法制原则已大略相似。此外，宋代还以“宗室成员不得任中枢要职”防诸王作乱，以健全科举制广纳贤才，以严格制度防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在一系列严密而宽仁的政治制度推行下，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最为开明的时代。于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间，许多在前代以至后世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轮番上演：宋太祖偶得闲暇，在后苑弹雀玩耍。一官员称有要事求见，太祖急召之。哪知该官员慢条斯理，奏的不过是寻常小事。太祖怒斥之。该官员却顶嘴说：臣以为此事总比陛下弹雀要急！宋太祖怒不可遏，举起玉斧砸落他两颗门牙。该官员不但不谢罪，还把牙齿缓缓揣入怀中。太祖骂道：难道你还想去告我吗?官员答道：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也！太祖闻听此言急忙谢罪，并赐金帛以示慰问。淳化五年(994)，在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作用下，宋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宋太宗不无得意地对群臣说：“朕恭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应该说，太宗此言虽有自夸之嫌，倒也基本符合实情，可是偏偏群臣听了不顺耳，不但无一人附和，宰相吕蒙正还大泼冷水：“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太宗闻言，“变色不语”。仁宗时，枢密使杜衍“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至十数，辄纳帝前。”数十道诏书原封退给皇帝，皇帝竟然还嘉许：卿等如此守法甚好！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驳韩琦的言论编成文件下达，经门下省(掌管诏令与奏章出纳)时，门下省长官范镇一一扣留封还。令凡五下，五次封还。第二年，罢司马光枢密副使，镇接诏，拒不转司马光，再次封还。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门下省，直接将诏书送给司马光，范镇为之辞官。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词。理宗当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劝告他“更改之”，牟不同意。宰相来劝说，牟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皇帝、宰相无可奈何，只得作罢。宋真宗时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之上，指着他大骂：“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耶？”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王旦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神宗时，程颢与皇帝讨论人才问题。深感变法人才不足的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年幼的宋哲宗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帝师程颢严厉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宋哲宗急忙将枝条扔在地上，直到下课脸色都未好转。……南宋初年，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见他们所用的钱是徽宗时所铸，拒而不收：“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公然骂宋徽宗是无道昏君。从以上列举的点点滴滴中，已可窥宋代政治开明之一斑。宋代的清平之治，在长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国人引以为豪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宋代没有暴虐之君，即便是残害岳飞的宋高宗，一生也仅开杀戒三回而已。“主柔臣强”，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点。开明的政治，使宋代实现了集权下的“分权”，民主的曙光已经初现。而当时，非洲还是原始社会，美洲仍是一片蛮荒，欧洲则在血腥和黑暗中徘徊。拥有当时最先进政治制度和最民主作风的宋朝，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美)上引这段话，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所说。很显然，这位经济学家在肯定“宋富”的同时，也大大低估了宋朝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贫穷落后的野蛮与黑暗中摸索——欧洲也不例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这一数据即便是放在今天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这样的计算并不科学，但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因此我们可以这样